佩尼燕京人
本人近期完成了历史记实故事，以我家四代为中心，在中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甚至世界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希望让后人知到也可作为历史的侧影，供写这段历史的人参考。也是一为老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想说出的话。
独自带女儿到处求医
回到家过两天看到在打针的周围出现红点。为尽早治好这个病，必须抓紧治疗，不可能总等我先生回来一起带孩子看病，也不可能让一个晕车又不懂普通话的小脚老人陪我带孩子看病。我现在才明白小孩出生后出现的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解决。
我鼓励自己要咬紧牙关，要坚强，不能做小女人，没有肩膀可靠，要独立生活！为将来孩子的健康，为使自己不后悔，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果断处理任何突发事件，准备好自己抱着孩子到处治疗。
说是伯娘来照顾我坐月子，但她只给我做饭和洗尿布。我决心和她商量白天请她给小孩喂奶、换尿布，让我白天能睡一个整觉，晚上我自己带。她说，所有孩子的事是我的，她不参与。
我听后很生气，为什么让她来？！说是来伺候月子，应当大人，小孩都管。如果雇月子工，一定如此。我不喜欢她的做法。但她是婆，我不敢吭声，只能依她。真是婆媳难处啊！
我想她为什么这样？是否对我生个女儿不满，让他们家无后了！
我完全没有睡整觉的时间。大概每三四小时喂一次奶，因为奶质量不高，夜里也如此。每次喂完我奶，女儿不够吃，还要去厨房热奶，热水，然后给小孩换尿布。这一串事情使得我在两次喂奶之间只能休息一个多小时。床不够高，我弯着腰换完尿布就直不起来了，侧倒到床上躺半天才能缓过来。好几次都痛得我眼泪直流。
我想如果有钱应再请个保姆，就可以解放了。但一想他母亲来已花费不少，如果再请保姆，他一定不付，我这56元怎能支持这样多的花费？另外全校上干校、到大三线，只剩下这些老弱病残，上哪找呢？
没钱不能请保姆只有自己苦熬。抱小孩到处看血管瘤。我自己经常犯乳腺炎，看中医，根本没做月子。我的头成天感到有冷气在里面转，很痛、脚后跟也像冰一样冻得成天痛，心想何时能熬到头？
产假56天就在不停地给小孩和我自己看病之中渡过了。我对丈夫说希望送伯娘回四川，把小孩送人家全托，我可以好好喘口气休息一下，他告诉了伯娘，伯娘也知道她帮不了大忙。她又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天气，
那年学校的煤不够，直到快元旦才来一点暖气，屋内冷得要死，我们都穿着外出的大衣坐在屋里。另外没有什么吃的，她在家乡至少有新鲜小菜，这里每天就吃冬储大白菜，没有时间和经济能力经常去自由市场买食物。她回家过春节，小儿子家可杀猪，还有点肉吃。
走前我丈夫带她到五道口买了一点她喜欢的东西送走了。她在这里时我低声下气，什么脾气都不敢发，现在可解放了！
医生建议去北大医院，这又是换几趟车才能到的地方。大夫告诉我这个短射线应当不损伤脑子，但不是几次就能好。每周来一次争取一年能好。大冬天我和小孩都穿得很多，她很重，还要带着尿布、水、奶等许多东西，没儿童车，所有时间就我一人抱着。因为汽车的拥挤，我没有能力在车上一只手抱小孩、另一只手拉着小车。那个造反的年代，人们冷漠的态度，谁会让座？！
去了几次，实在太累。特别是不知为什么小孩会在拥挤不堪的车上总大哭、大闹，哭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有人骂我，怎样当妈的！？还有人嘘我，就是没人让座，我站着怎样检查她的问题？只好让她哭，哭累了就没声睡着了。好心的司机或票务员大喊给抱小孩的让个坐，也没人让，就跟没听见一样。
文化大革命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漠、无情、只管自己。这和我上中学时完全不同，那时学校教育我们要关心和帮助他人，在车上主动让座是常识。
照射几次之后，我已感觉筋疲力尽，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一天我对医生说，我住在北航，太远了，我太累不能再来了。他说近来，北医三院也开始用这个方法治疗，虽然他们经验不足，治疗一些病人之后会改进的。我告诉医生他们再没经验也比全部停掉要好。我请他写一个信介绍她在北大医院治疗情况，供三院参考。这样告别了这里，改到三院。就在北航校门口，太好了，我一定坚持治疗。
经过近一年的治疗那红点仍然可见，真急死人了。曾到301总医院去做耳针针灸，我自己也学耳针治疗，姐姐听说我这个外行给女儿做针灸，坚决反对，说：弄不好耳朵会萎缩。只好作罢。
逢人便问，到处打听。有人说协和有新方法。我和先生抱她去了协和，果不其然，当我说了治疗经历后，他们说用干冰来冰冻一下会好的。真好！做过之后马上立竿见影。我想如果没有原来那些措施是否也如此管用？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可以放下心。人和时间赛跑，终于胜过了时间。作为一个母亲，没有什么后悔的了。
女儿的血管瘤治好，红点没有了。但所有方法都有不完善之处，在她后来成长中表现出来。打酒精硬化剂的三块地方不长头发，好在是女孩有头发盖住，看不出来。但她的耳朵比正常人要敏感得多，开电视，我都要听不见，她还嫌吵，特别是不能刮锅，听见人家刮锅她那种受不了的样子，我怀疑这是短射线的副作用。对于主要矛盾，这就是小巫见大巫。
当看到小孩受罪时，也曾想当时开瘤子时，一次端掉，就不会有这个受罪的孩子。如果那样我一辈子就不会有小孩了。怎样权衡利弊？这里应当总结的教训是什么？是否不应大龄生子？
解放后在医学方面为减少公费医疗的开支，做了很多不科学的简化，给社会带来麻烦。正如专家林巧稚医生所言，应当怀孕后马上全面体检、每月作孕检，认真遵照专家的意见，减少质量不高或残疾儿的数量，减少社会无谓的负担。
回想我自己每一次的转弯都是在无奈痛苦中不得不做的选择。好像这些不如意就是我的路标一样。心里自然而然充满了感激。
所以，我感激我的愚钝 感激我抱怨的我的不是，感谢他们指引我，走我该走的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佩服那些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选择更大的限制来体验人生。这些人的灵魂往往都十分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