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暄和成治平喜欢哲学,选修了赣州大学哲学系曹教授的《社会契约论》,这本书周太暄以前读过,所以很有兴趣。
曹教授出了一个题目“论中国人的自由”,让同学们就这个题目写一篇文章,他还给了一本参考书《中国之命运》。
在思三学校时,县党部就派人到学校宣传蒋介石的新作,由于反感,周太暄和成治平并没有读,现在他们觉得有必要读一读,看看蒋介石到底开出了什么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周太暄一口气把这十万余字的《中国之命运》读完,他怅然若失。这本书无非是说古时候的中国是如何的好,满清以来,特别是洋人来了以后,中国变得如何不好。中国多亏有了国民党,才打倒了军阀,废除了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书中一段话让让周太暄如鲠在喉,他推了一把成治平,“治平,你听听,这是什么道理?”
成治平抬起头望着周太暄。
周太暄读道:“自不平等条约訂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从外国的学说。于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來破坏我們国民的法治观念。他們看見了卢梭所谓天赋人权的言论,便主張中国的革命,和欧洲十八九世纪的革命一样,要争自由。殊不知卢梭的学说,並不合于历史的事实。国父指示我們:‘就历史上进化的道理說,人权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並沒有卢梭所說的那种人权事实。這就是卢梭的言论,沒有历史的依据。’卢梭的学说既沒有历史的依据,其所以流行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成为欧洲人民为自由而战争的指导理论,是因为当时的欧洲的君主专治发展到了极点,……人民久受了那样残酷的专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奋斗去争自由,解除那种痛苦,一听到有人說自由,便很欢迎。返观我們中国历史的政治,大抵对人民取宽大的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沒有关系。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須去争。所以国父說中国革命的目的与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沒有自由,所以要革命去爭自由。我們是因为自由太多,沒有团体,沒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抵抗外国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塊坚固石头一样。”
周太暄用手指点着书激动地说:“治平,你听听,怎么会有这样的歪理邪说?想我国人,千百年来,思想遭禁锢,肉体受奴役,哪里还有一点点自由人的样子?!中国近代的革命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自由与平等么!这清清楚楚地写在中山先生的遗嘱里,‘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蒋先生标榜自己是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却把先生的基本主张抛弃了,这简直是打着先生的幌子,做反对先生的事情,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纵观近代世界之潮流,无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这是一个大趋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成治平点点头:“我也觉得这本书不合时宜,在此全民抗战的关键时刻,蒋先生应写一篇抗日的檄文,而不是这种平庸之作。看来蒋某人的才华真的没法和毛先生相比,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清晰地给出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和应对策略,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又提出了未来的建国思想。毛先生给陷于悲观迷茫中的国人,指出了一条通往现实和未来充满希望和光明的道路;而蒋先生的文章既不管现在,也不管未来,而是啰里啰嗦的大谈历史,我真不明白他这个领袖是怎么想的。他这篇文章可以说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首先共产党不喜欢,他在文章中明里暗里地攻击共产党,让共产党提高了对他的警惕;其次,他的文章有明显的排外情绪,英国的议会制、法国的内阁制、美国的总统制、苏俄的工农苏维埃统统被他数落个遍,他等于把所有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都推了出去。我觉得蒋先生的思想真的落后于时代,他这个人满脑子封建思想,骨子里还想回到从前那种皇权、儒家思想、宗法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央帝国,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那个由封建官僚统治的旧中国已经回不去了!”
“旧中国真的回不去了吗?”周太暄好像是在问成治平,也好像是在问自己,他的目光投向了远方。
“太暄,你在想什么?”
周太暄收回目光,他看着成治平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是世界的潮流?我发现我们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旧中国,就是源自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第二条是源自古希腊的,欧美国家采用的代议民主制,它实际上是少数人的统治,本质上是贵族制;第三条道路就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苏俄工农兵苏维埃民主制,苏俄的工农兵苏维埃,是多数人的统治,按照卢梭的说法,它才是真正的民主制。世界的潮流是什么?在我看来,世界的发展潮流就是从一个人独裁的世界,经过少数人主宰的世界,向多数人参与治理的世界发展。总之,未来的世界将不再是一个人独裁的世界,也不是少数人垄断的世界,它将是大多数人共有、共管、共享的大同世界,那种把百姓当草芥、当刍狗的世界必将被历史潮流所抛弃。老蒋的思想落后于时代,也落后于中山先生,我看他必将被时代大潮吞没。当然了,老蒋的思想在中国还是有土壤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复辟。但我认为,现阶段就进行复辟是不可能的,袁世凯就是个例子,因为中国人民已经厌恶了满清王朝那种腐朽统治。总体来说就是,甲午战争之后,在强劲的西风吹动下,民心思进,民心思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正好了人顺应了人民这种思变、思进的需要,所以共产党代表时代潮流,这股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太暄,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有一个说法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卢梭说‘公民的数目应该与最高行政官的人数成反比,一般说来小国适合民主制政府,中等国家适合组建贵族政府,而大国适合组建君主政府。’也就是说国家政治形式的选择基于国家的大小,而不应该一概而论。”
“我注意到了,卢梭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周太暄的目光又移向远方。想了一会儿他收回目光看着成治平说:“治平,我认为历史潮流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它很可能是非理性的,潮随风动,这个风就是人民的总意志,当今世界人民的总意志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所以世界潮流也必然按照这个总意志发展。细想起来,卢梭关于国家大小与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关系的说法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未必就是绝对正确的理性。还有他关于自由不能没有平等而存在的说法,似乎是说平等是自由的条件和基础;但事实上,很多自由并不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有时甚至相反,因为不平等,才使得一部分人享有了更多的自由。难道不是么?你看看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还有官僚阶级,他们都是因为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才享有了比底层百姓更多的自由。但不管现实如何,理性如何,历史潮流是不理会这一切的,历史潮流常常是非现实、理性的,当潮流到来时,一切阻挡它前进的东西都将被摧毁,也许这就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力量,也许人类的发展最终就是自由意志的较量!”
成治平沉思了好久,摇摇头说:“有时候真是越想越糊涂了。”
周太暄苦笑道:“治平,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也许思考是无意义的,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认清时代的潮流,并采取符合潮流的行动。”
“有道理!”成治平拍手叫好。“不过,太暄,你可不能把刚才说的话都写进文章里。”
“明白,我会注意分寸的。”
几天后,曹教授看到了周太暄的文章,他对这篇文章爱不释手,他认为周太暄的文章见解独到、思路清晰、文字流畅且有激情,是做编辑的好材料。他目前兼任《正气日报》的主编,急需能写能编的好编辑,他想把周太暄招到报馆做副刊编辑。为了慎重起见,他决定再试试周太暄的水平,他以《正气日报》的名义向周太暄约稿,让周太暄写一篇宣传抗战的文章。
周太暄大喜,《正气日报》是赣南最大的报纸,他早就想投稿了,没想到这么巧,曹教授竟然是《正气日报》的主编。周太暄根据《论持久战》的思想,连夜写了一篇《论坚持》交给曹教授。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赣南引起了轰动,连市党部都打电话到报馆,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
曹教授觉得周太暄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把周太暄招进《正气日报》,并在副刊《新地》上为周太暄开了一个专栏,他还在报馆给周太暄安排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
周太暄随后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全民抗战的文章,社会反响很大,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