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外之人
久居化外之地，岂非化外之人
一九七六年春，休学半年的我得以进入梦寐以求的文艺班。
高中举办各种专业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新生事物。七五年秋季，本县县一中高一年级办了三个专业班：体育班，文艺班和农机班。由于体育与文艺班人数都不多，故而编在一起作为一个班上文化课，通称“文体班”。按本校班级排名习惯， 亦称高三十七班。
本校能够举办文艺班的有利的条件是：本校刚刚调来了一位化学老师李远辉。李老师是邻县人，对中国古典舞有极深的造诣，一直在江西工作。与师母分居两地，故而调回家乡。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本届的学生中宣传队的人挺多。故而学校赶时髦，也举办文艺班。
举办文艺班的宗旨是一句话：为基层培养文艺骨干。所谓基层，就是工厂、矿山、农村。用另一句大白话来解释，叫做“一人办起一台戏”。就是希望毕业生在基层能起到顶梁柱的作用，靠一己之力办出一台晚会来。这就需要毕业生有编剧、作曲、编舞、指挥、导演、舞台监督、舞美等各项能力。毕业时还需要做毕业论文，要求是自编一个歌舞，自己写词，自己作曲，自己编舞，让低年级学生排练，然后参加毕业汇报演出。因为高中只有两年，这两年内需要学习的课程这么多，显然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但有目标总比没有好。至少大家可以朝那个方向努力。
对学生而言，那时候的文化课份量很少，有大把的业余时间。不少学生不学好，常干坏事。坏学生如我等平时无事时都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还不如趁此机会学点东西在身。何况，基本上所有高中毕业生都要下乡。如果有文艺特长，很容易被工厂招工上来吃商品粮。因为工厂也希望招收有文艺才能的工人。
学校、家长、学生三方一拍即合，文艺班很顺利地办起来了。
原宣传队男队员如力君、明贤君、平君、晓钟君、勇君、圣琳君，女队员子绯、子静、碧英、亚丽、京兰、利平、素芳、建平、思源、晓辉等都是理所应当的人选；学校另挑选了其他优秀少年（他们也就是十四岁上下），如男生雄君、武陵君、早君、继健君、南艺君，女生如伊兰、晓顺、子敏等进入文艺班。
原学校宣传队负责人邓发春老师担任班主任；音乐李绍德老师、舞蹈李远辉老师任副班主任。
于我，邓老师就是神一般地存在。他表面上看起来并无文艺方面的天分，没听过他唱过歌，没见他跳过舞，也没见他玩过什么乐器。但他不仅仅是总揽全局，不仅仅是服装后勤管理，也不仅仅是上级或外部的联络；他在排练节目中，还有非常具体的意见：从节目的选取，角色的安排，领舞的人选，乐队伴奏声音的强弱，到舞蹈的队形，举手的方位与高低、转身的时机与韵律等等，他都会细细地管。通不过，则“再来一次”。他不拘言笑，但他说的最多的字，却是“笑、笑”！那是他对舞蹈演员在排练中脸部表情不满意而发出的吼声！每天都要听他几十声吼叫的“笑”！
他对工作极其负责，有一套极其敏锐的识人之术。对队员的各项任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各人角色安排得妥妥贴贴；也有一套高明的赏罚之术，刚柔相济，令人心服口服。几年来作为学校宣传队的负责人，把宣传队搞得红红火火。与音乐李老师也配合默契。故而作为文艺班班主任，非他莫属。他上任伊始，就制定计划：高二年级的时候，文艺班应该在这一年里演出一百场！
音乐李老师极有才华，当然，“右派”帽子是少不了的。他以拉手风琴为主，但其他乐器无一不熟。音乐创作上更是佳作迭出，一台节目中几乎有一半是他创作的。他对我们的声乐训练极其苛刻。半音训练中，嗦就是嗦，升半音“虽”就是“虽”，半点都马虎不得。
文艺班在三位老师的齐心协力合作之下，于一九七五年秋季开办了。
第一年，文艺班活动以训练为主。周一、三、五早晨声乐训练；二、四、六早晨舞蹈基本功训练。回家吃完早饭后，上午上四个小时课，文化课共四门：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不用上政治课！还有就是一些专业课：乐理、器乐、作曲、民族舞理论等等。 下午和晚上排练。周六晚上休息；周日白天休息，晚上排练。
与宣传队比，声乐训练变化不大。照常是练声，合唱。乐器方面有少许改变：要求所有女生学习至少一门乐器。
舞蹈方面则改变很大。首先，每周三天的早上要花约两个小时练舞蹈基本功。主要是压腿，左、右腿各压半个小时，极终目标是脚尖能够得着自己的额头。还有就是马步下压，大跳、小跳，平转、车转等。再练一些舞蹈语汇，如扶手探海，男子的旋子、虎跳，女孩子的倒踢紫金冠、空中飞一等等。后来再加上一些毯子功，如前手翻，后空翻等。曾学过一个“主席万岁”的十六拍动作，大开大合，气势恢宏。因为不曾编入一个舞蹈，到现在基本上全忘了。
文艺班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家休学。不过我家住在学校，离他们也只有一两分钟的路。我在家也没什么特别多的事情。于是我常常和他们混在一起练功。只是不上课而已。记得他们第一天刚上完课，明贤君就来我家，详细解说今天学习的课程：踢腿。什么绷踢、勾踢；什么大踢、小踢；什么前踢、侧踢等。还给我演示如何踢的。舞蹈李老师就住在我隔壁，我也可以时常请教。
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正式加入他们。力君是众望所归的班长，子绯和子静也是班里重要干部；由于我在声乐、器乐、舞蹈和文化课等各方面还算行，人缘也挺好，于是我就被选为副班长。在文艺班，我们四人就成了一个班级核心。
力君年长我几岁，在农村呆的时间比我更长些。他才华横溢，乐感极好，歌也唱得好，舞也跳得好，二胡也拉得好，文采也好，有天然的亲和力和领导才能。子绯和子静从小学一路相伴读到高中，俩人好得像双胞胎一样。她们都小我两岁。子绯不仅长得很漂亮，而且是女生中的全才。她乐感好，歌唱得好，舞跳得好，二胡拉得也好，绘画也是一把手。文化课更是女生中的翘楚。子静人如其名，文文静静的，是班上出名的美女。跳舞那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常常独舞、领舞就是她。唱歌嘛，很少听她唱，因为她是我们合唱的指挥！
我们四人虽年纪相差许多，但我们彼此相互尊敬，相互学习，协助老师们一起管理这个小集体。三位老师和班里其他同学也都信任我们。我们四人因此也成了一生的好朋友。
到文艺班不久，音乐李老师便要我改拉大胡。大胡也叫低胡，就是低音的胡琴，其胡身大约有七八寸粗。把位也大些。弦不用钢丝，用蚕丝。其音色低沉浑厚。但一般不拉旋律，只简单地拉单音。说白了，除了在和旋里起一个“跟音”的作用外，主要还是一个节拍器。那时候我们乐队没有指挥，需要我用大胡来掌控整个乐队的节奏。随着后来乐队人员的增多，这个节拍器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我常常弃用大胡，改为手势。我乐感挺好，节拍准，耳朵敏，哪个音不到位，或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哪个音不在拍子上，或赶或拖，我立马知道是谁，要求他改正。慢慢地就改做乐队指挥了。因为学过作曲，也做一些配器。
作曲课好像上的并不多。只记得第一堂作曲课，我的作品最后一句是“翻案一定要失败“ – 拉（四分音符加付点）嗦（八分）米（四分）嗦（四分）- 小节线 - 多（四分，顿音）嗦（四分，顿音）多（四分加付点，顿音）八分休止 ！ - 挺革命的吧？
在一次音乐课上，老师突然宣布今天考试默写《国际歌》主旋律。主旋律大家都会唱，但要准确无误地默写下来也不是很容易。因为有太多的付点和后半拍休止，特别是三拍延长音的后半拍休止。考试结果是，整个班级只有三人满分：力君、子绯和我。
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排练了大量的节目，基本上可以演出三场而不重复。舞蹈方面我参加的有：《喜送公粮》，《插秧舞》(文艺班自编)，《四渡赤水出奇兵》（文艺班自编）、京剧《沙家浜》选段《奇袭》等；合唱有《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七律 –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水调歌头 – 重上井冈山》、《念奴娇 – 鸟儿问答》，组曲《大寨路》、组曲《黄河大合唱》、组曲《长征组歌》等；参与伴奏现样板戏选段有京剧《杜鹃山 – 家住安源》、京剧《红灯记 – 提起日寇心肺炸》、舞剧《白毛女 – 窗花舞》。还有其他一些语言类节目和地方戏剧、曲艺等。
每晚排练结束后，特别是演出后，女孩子们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挺害怕的。邓老师于是将同学们分成东南西北四组。所有男同学必须把每一个女同学送到家后才可以各自回家。这条规定成了文艺班团结全体同学的法宝。
排练京剧《沙家浜》选段《奇袭》前，为了真实地反映样板戏的精髓，我们去电影院找来了电影《沙家浜》的底片。迎着灯光，我们一格一格反复地观看起舞蹈动作，一招一式地复制。群舞中“车转”的动作很多，我们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以求达到标准和整齐。其中还出了个事故：一次在排练“虎跳”这个动作时，早君不慎摔了一跤，小臂骨头给摔断了。结果他长时间不能参加演出。
训练和排练是辛苦而枯燥的。比较能开心的是一些其他事情，比如下乡支农。七六年春，我们班去一个村子里帮他们插秧。我们被分成三个小组，由三位班主任分别带领。不同于跳《插秧舞》，这可是实打实的下田干活啊。我和力君在不同的组。我们都在农村呆过几年，力君原来在他们村里插秧就没有遇到过敌手。现在我们又练过一些舞蹈基本功，身体的柔软度大大地增强了，长时间弯腰基本上不觉得痛。故而插秧对我们来说是小事一桩。几天下来，三位老师有一次在一起交流经验，最后成了各自夸自己组里的插秧高手。音乐李老师夸我插秧如何如何动作快，秧苗如何如何横平竖直，一定是全班第一；舞蹈李老师则夸力君如何如何好，肯定就是全班第一；没想到邓老师却极力夸奖他组里的子静。子静也会插秧？很难让人相信。三位老师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争论下来，决定三组高手来次比赛。
第二天上午，力君，子静，还有我，我们三人在一块农田里摆开赛场。其他同学则站在旁边助威。我们先把捆成一小捆一小捆的秧苗，按照面积大小估摸着仍下去。一声开始，我们三人各自抓起脚边的一小捆秧苗，打开草绳，左手握秧，大拇指与食指分秧，五、六棵一把，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接住，插在泥里，一排五把，间距五六寸，重复动作，向后急速退去， 留下一片整齐的秧苗。半个小时后，比赛结束。三人动作差不多，只有某人稍稍胜出而已。这场比赛下来，我对子静极其佩服。居然可以和我与力君分庭抗礼！
还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当这次支农结束后，我们步行返校。我与圣琳君二人同行。圣琳君的乐感也极其好，可以与力君和我鼎立而三。 离学校五里路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我们二人同时哼起了同一支曲子！这已然难能可贵了。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不仅哼在一个节奏上，而且还在同一个调子上！ 同节奏好理解，因为我们走路的步调一致。但同在一个调子上，就难了。我们二人都惊呆了！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现在想来，对于这首曲子，我们两人都是“绝对音高”。
高一的时光飞驰而过，转眼到了高二。这是我们主要演出的一年。按计划我们应该演出一百场。于是我们首先开始了我们的第一场下乡巡回演出之旅。
由于下乡次数多，四十多年前的记忆开始模糊不清。下乡时间的长短、下乡的季节、演出村庄的名字等等已经相互重叠了。但能够记得的是，下乡时我们除了自己的被子、行李以外，我们还得带自己的服装道具。例如《喜送公粮》的男生的道具是一副箩筐。于是我们就挑着这副箩筐，里面放满了其他东西，也有一些女同学的道具。沿着山间小路，翻过一座座山，从这村子走到下一个村子。虽说每次走得不远，但还是有不少女同学背了太多的东西，走路还是很辛苦。每次力君总是走在最前面，安排接洽所有事宜，然后安排男同学来接；我总是走在最后，不让一位同学掉队。记得有一次子绯实在走不动了，请我帮帮她拿掉一些东西。可我看着我满满的箩筐，实在放不下任何其他东西了。无可奈何。只好陪着她慢慢走，直到有人来接。
那年代，农村里的生活很贫乏，没有电灯，没有广播，更难得有机会看演出。于是我们每到一处，当地村民热情接待我们，杀猪宰鸡，犹如过节一般。通常我们上午就到，略作休息中午就演出一场。下午则访贫问苦，有什么好人好事，赶紧记下来，再大致组织好词句，编到晚上的节目中去。
这个节目是一种当地曲艺，叫“渔鼓”，有说有唱，三、五位同学参加。晚上演出的时候，各人负责自己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即兴，怎么说，怎么唱，怎么跳，跳到哪儿，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与其他同学相比，我到底少上了半年课，少训练了一些舞。我的跳舞方面一直有所欠缺。这种即兴的东西，搞得我头大。一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四十年来每每做的噩梦，就是像此刻在演出前一样，马上就要上场面对观众了，还不知道自己要演什么。
但是这种节目是最受欢迎的。一来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昨天张老三刚刚做过什么事，这会儿就已经在台上唱了，观众相互打趣；二来毕竟是即兴唱腔、即兴动作，往往会出些状况，引得大家发笑。
演出的地方一般都是在一个土台子上。点起两个汽灯，照得四周通明。《奇袭》里我与平君作为“侦察员”首先出场。先要在地上作一个翻滚的动作，然后再一个“鲤鱼打挺”翻起来。有一回，土台子上面有好多石灰。出场前，平君问我这么办？我说“翻”。于是从地上翻起来后，我俩的背上全是石灰，观众也笑“翻”了。等我们从幕后返回大部队出场时，观众一看，哈！这两人刚才出来过，刚从右边跑下去，怎么又从左边跑上来了？他们又笑。穿帮啦 ！
乡村演出，换服装是个大问题。男同学、女同学皆是如此。一般我们都要参加几个节目的演出。我们只好穿上几套衣裤， 一层套一层，演完一个节目就脱掉一层。所以，前面几个节目总是看上去很臃肿的样子。
晚餐一般都是很丰盛。邓老师总是安排每桌四男四女，女生不喜欢吃的东西留给男生吃；反过来，也有一些男生把最好的东西挑给女生吃。有一次到一个土家山寨。当地的习俗是给客人捡一块大肥肉。结果女同学没有一个可以吃下去。男同学再帮忙，也没法完成任务：太多了。
文艺班的学生都希望进文工团从事文艺事业。比如，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曲家和指挥家。果然，机会来了。七六年十月以后，自治州文工团来我县招生，有四位培训名额。三位老师推荐了力君、子静、伊兰和我参加面试。伊兰是从外地专门来我们县上文艺班的，住在她亲戚家。她曾考过他们地区文工团，结果没有成功。因此听说我们中学开办文艺班，就来了。想来我们这里多学一些，再考。她身材姣好，舞姿优美，跳舞与子静相当。当我们师生七位一起刚走出校门时，遇到住在校门口的同为三十七班的体育班同学官金君。他很好奇，问我们干啥去。舞蹈李老师顺口就说我们去玩。官金君就要求和我们一起去玩。老师们都挺尴尬，又不好再说什么。结果他就和我们一起到了面试场地。面试老师问我们几个问题后，让我们每人唱一首歌，也包括官金君。然后再教我们一些怎样唱歌、怎样运气等，我们各自就回家了。
过了几天，老师通知下来，班上四人去参加州文工团培训。自然有力君、子静和伊兰，还有官金君！没有我！我顿时惊呆了。他体育班的要去参加文工团培训！我这文艺班尖子却没有机会！想不通！想不通。我挺恨官金君的，恨他剥夺了我的机会。
恨归恨，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又开始了第二次下乡演出。
三个月后，去参加州文工团培训的子静和官金君回来了。而力君和伊兰则留在了文工团，正式参加了工作。因为还需要一个学期才高中毕业，学校同意让他们两人提前毕业，给与发高中毕业证。官金君回来，自在意料之中。但子静没有被录取，大家都觉得很意外。对子静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知道，她没有被录取却是因为身高原因。她身高离录取标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遗憾！好在高考恢复后她依然考取了艺术类高校。现在是某大学舞蹈和形体课教授。
自从他们四人去州里培训以后，班干部主要就是我和子绯了。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商量着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很多事情都能想到一块去，所以班上的工作倒也没有耽误。常常我和她在走廊上轻声讨论，惹得其他低年级同学探头探脑地偷窥，并不怀好意地怪笑。毕竟，在学校，其他班级里男女同学之间是从不说话的。
到高二下期，由于文革结束，整个社会对文化课越来越重视。虽说我们仍然每天上午上四个小时课，文化课仍然只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门，我们明显的感到课程正式多了，课堂上的学习压力也大多了。大家也都很自觉的学习文化课。舞蹈李老师在三位老师里年龄最轻，性格又好，又无儿女，与我们大家相处极其融洽。故而他的化学课是最受欢迎的。我以前曾学过一年化学，当时似懂非懂；但现在在李老师的谆谆善诱下，我对化学的学习理解犹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因而这化学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的主业。也许是老师教得好，也许是学了两遍的原因。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我这留级生的造化了。
文化课抓得紧，演出还是少不了。基本上县里面的接待演出全让我们包了。经常每周两次在县剧场正式演出。下乡演出仍然不时地进行，一般都是每次去两周，每天演两场。结果是在那一年里，我们班总共演出将近一百场。
毕业论文亦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我的论文是歌舞《春到茶山》。这是在我们下乡采风的时候获得的灵感。那是在蟠龙山知青茶场。清晨，茶山浓雾缭绕，碧波连绵；知青们采撷翠绿，欢歌笑语。联想到笛子曲“苗岭的早晨”，故而有感。
我写了歌词，写了曲子，编舞就成了我极为头痛的事情。恰在此时，学校决定取消个人论文，改为小组考核。于是邓老师把我们分成了好几个组，每组给低年级学生排个舞蹈。我与子绯等四、五人在一组，舞蹈的事情就主要由子绯来安排了。现在还记得她为了某个动作，冥思苦想；自己作一遍，摇头不满意，再换另一个动作，还是不满意；再换，直到满意为止 – 颇有些“僧敲月下门”的感觉。作为我未完成的毕业“论文”《春到茶山》，则一直伴随着我，从北京，到上海， 再到美国。
学期快结束时，全校要求各年级统一进行文化课考试。然后会根据平均分数全校统一排名。我四门课程平均成绩为九十八点五分，为全校第一，那是托文艺班只考四门课的福。第二名为一初二学生，平均九十八分。
文艺班第二名是雄君，平均成绩九十五分。他歌、舞俱佳，曾与我同唱男声二重唱《重回边疆青松岗》。后来七七年考上大学，再后来去北大读博；现在是北大教授。
文艺班第三名是武陵，平均成绩九十三分。他舞蹈极好， 曾是文艺班未完成舞剧《三女找红军》中男一号。也是七七年考上大学，后来硕士毕业。现在是一高科技公司掌门。
排名第四的是子绯，平均成绩九十二分；她七七年也上了大学，学理科。现在在南方某一线城市当教师。
除了力君与伊兰早早就进入了州文工团以外，班里还两位艺术造诣较高的同学高中刚毕业就进入了县文工团：亚丽与京兰。她们俩是我们班女生中唱歌最好的两位，常常担任独唱或领唱；舞也跳得极好，在文艺班未完成舞剧《三女找红军》中与子静一起跳三女。其他同学则大部分先下乡，不少人七七年以后陆续考上大学，大多从事文艺事业：晓钟君是男高音独唱演员，艺术大学声乐教授并任校合唱团指挥；勇君一直拉小提琴，现在是交响乐队及合唱团指挥；圣琳君从拉二胡改为钢琴，现在是钢琴教授；南艺君一直拉二胡，现在为某中学音乐老师。明贤君学的是机械，后来改行开卡拉OK厅，教人唱歌。京兰后来亦考上大学，学声乐。曾当过国内某超级女歌唱家的启蒙老师。伊兰则早早在家相夫教子，其夫君是国内文艺界一大腕名人。
前面提到的官金君后来参军，七九年前后曾驻在中越边境。后复原回家乡。
至于作者本人，七七年七月高中毕业下乡；十二月参加高考进了北大。后来在中科院读博，去哈佛作博后。再后来自己在美国创业，并创建业余合唱团、舞蹈团并任合唱团指挥二十余年。
“文艺班”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对我而言，也是极其值得记忆的时光。现在，三位老师均已作古。但老师对我的教诲，终身难忘。是为记。
- 后记：伊兰的夫君是文艺界名人，自然少不了受攻击。其一就是说他的太太只有小学文凭。这不是事实。她肯定有高中毕业文凭。至于这张文凭在不在她手上，则很难说。
- 后记二：多年后与子静谈起那次插秧比赛。她却说，比赛那次她用的是左手。如果用右手，肯定赢！- 不记得她是左撇子啊？
好厉害啊！：）
你们能够遇到这么棒的老师，很幸运！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