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游子
美国大学申请游戏规则和战略战术探讨
恩师戴安邦先生离我们远去已经19年了。19年前，当我结束了横穿大西洋和印度洋的’99海洋环境考察，回到西雅图时，接到了戴先生的助手、我的博士生副导师陈荣三教授的来信。信中详述了戴先生病重和逝世的情况。得知噩耗，我心中非常悲痛。今年5月份，我代表费城校友会回到母校参加校友代表大会, 当年在戴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情形又历历在目。谨以此文献给母校和戴先生。
1978年，15岁的我跨进了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大门。高考复习时，已从各种报纸宣传上得知戴安邦先生是名满天下的著名化学家。在化学系新生欢迎会上，辅导员朱育平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位慈祥谦和的老人、我们的系主任戴安邦教授。戴先生炯炯的目光中充满了智慧。他翩翩的学者风度一下子吸引了我和其他同学。在南大的十多年里，我们议论过多次谁是南大最具风度的教授。对第二名的见解各有所异，但第一名大家都认定是戴先生。
转眼到了1986年，我完成了物理化学本科、环境化学硕士的学习后，有幸考上了戴先生的博士生。当时，戴先生已在配位化学的几个主要领域培养了得力助手，其中包括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的游效曾先生。我所在的小组由陈荣三教授具体负责。陈老师是戴先生50年代的研究生，所从事的“硅酸配位化学”研究是戴先生长期致力发展的一个方向。研究成果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是南大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直到2006年，闵乃本先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个记录才被打破。别组的同学常戏称我们组是“嫡系”。
但我一进这个组，马上就感觉到，所谓的“嫡系”就是戴先生对我们要求更高，批评更严厉。博士生的第一学期是边上课边查阅文献，准备论文开题。戴先生和陈老师让我在硅肺发生的生物无机化学机理方面进行研究。这是一个介于化学、生物、医学、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等学科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我入学后，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写出了英文的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陈老师审阅后，交给戴先生。没几天，戴先生把我找去，对我说：“你写的这个东西，每一句看语法上都没问题，但通读全文，越读越不是味。为什么呢？我读了这方面的一些文献，发现你的综述中很多地方直接引摘原文。而每一个作者的写作风格是不同的。这样一来，你写的东西就变成了别人的句子的拼盘，而不是一篇文章。你要消化你读过的东西，把它变成自己的语言。等到写得多了，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你写的。我粗粗改了一下。你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当时，我总以为写科技英文只要没有语法错误，句子通顺就行了。戴先生的一席话让我醍醐灌顶，原来科技英文的写作也应达到如此境界。我接过戴先生改过的稿子，上面已用不同颜色的笔改了好几遍，还有很多箭头画在上面。有的地方甚至改得看不出原文是什么内容。我拿去誊清、修改、再誊清后，交给戴先生，戴先生又是如此。改了三遍，才通过了。
1987年，令全球化学界瞩目的第二十五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在南京举行，戴先生荣任大会主席。作为主持单位，南大配位化学研究所被录用的论文自然不少。一天，戴先生将我们召集在一起，让陈荣三老师演读将要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陈老师讲完后，戴先生马上严肃起来：“你父亲当年和我在金陵大学同学时，英文比我强多了。你的英文发音怎么这么不准呢？”“我大学念了两年就上山打游击去了”，陈老师刚委屈地申辩了一句，就被戴先生打断了：“不管什么理由，你是教授，要给学生作出表率。”戴先生走了以后，陈老师朝我们苦笑道：“戴先生就是这样，一点不留情面。”
1989年，我完成了三年的博士阶段学习，准备论文写作和答辩。三年下来，在戴先生和陈老师指导下，我自忖在专业上已有很大进步。但在把论文送给戴先生之前，心中仍然忐忑不安。果然，又被戴先生发现了问题。有一篇文献，是我刚刚读过的。阅读时已把该文献的期数和页码记在笔记本上。引用时我根据笔记写上“1989年第4期”。结果戴先生把这篇文献找来一看，发现是第3期的。我的论文第一稿3月份交给戴先生。他连续修改了四稿，到5月份才正式打印。在化学系图书馆的阅览室和书库中，我经常看见戴先生静静地看着文献。当时戴先生已是88岁米寿高龄。正因为如此，他能多年一直保持在研究领域前沿并在晚年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
8月份，我终于站到了论文答辩席上，答辩由工程院院士彭司勋先生担任主席，也许是碍于戴先生的面子，也许是由于准备充分，评委们提出的问题我大都顺利回答了。我正暗自窃喜，戴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在导致硅肺的硅氧晶体中，绝大多数是二氧化硅，但也有三氧化二硅。这三氧化二硅中的硅是几价的？”这是一个化学概念方面的问题。但我以前阅读的专业书籍均未提及。我也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下子懵住了。陈荣三老师朝我摊开双手，显然也不知道答案。再看看其他评委和专家，从他们疑惑的表情来看，也不知道答案。这时，戴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了简明、透彻的描述。我至今对戴先生每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不仅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从此以后，在科学研究中对遇到的问题养成了穷根究源的习惯。
在我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期间的一天，戴先生让人把我叫到他家。进门后，戴先生一脸沉重，告诉我，他的老师、金陵大学老校长陈裕光先生去世了。他亲自写好了讣告，并经治丧委员会讨论通过，让我把它用毛笔抄出来贴到校门口布告栏。当我坐下来准备开始写的时候，戴先生改变了主意，决定自己来抄写这份讣告。我站在旁边，看着戴先生用略微颤抖的手抄完了为他的恩师亲自起草的讣告，眼睛不由地湿润了。
1989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分配形势非常严峻。虽然当时中国的博士还很少，各单位却愣是进不了人。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有关业务领导有心接纳我，但苦于没有名额，无法操作。戴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土壤所的老院士李庆逵先生，请李老帮助促成此事。在各方面的关怀下，我终于来到土壤所朱兆良院士课题组，成为朱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后，出站后到南京理工大学任教。1999年，我发表的文章被SCI收录论文排名全国环境科学类第一名。2001年，我获得国际START学术组织青年科学家表彰证书并受聘为以色列国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每当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我就想起戴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和亲切关怀。无论在做人、做学问方面，戴先生都给我们晚辈学生留下了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原文刊载于《扬子晚报》2002年5月21日B8版, 重发时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