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文H

滌荡襟怀须是酒,优游情思莫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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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五)我成了造反派红卫兵

(2020-07-05 10:26:14) 下一个

五  我成了造反派红卫兵

作者 黄泽文

在成为成都五中“革联指”的一个成员后,我们决定给自己也加封为“红卫兵”。全队二十多位战士,不论家庭背景如何,每人都颁发了红卫兵证,胳膊上都戴上了红卫兵袖套。时移事异,我们这些前几个月的狗崽子,现在也终于扬眉吐气,理直气壮地自己批准自己,成了红卫兵。这样一来,就很有一点“不准革命,而终于革命起来”的得意感觉。

在文革史上,我们这种红卫兵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以区别于文革初期那些血统纯正的“老红卫兵”。当时,我们则直接称呼他们为“老保”,因为他们此时的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保爹,保妈,保当权派。

当我在校园中走动时,那些保派红卫兵看见时,眼神都是怪怪的,似乎不能适应我等的新身份。但我却毫无不适应的感觉,反而在心中有一种自豪感,从此以后,我们将以“造反派红卫兵”的新身份与“保派红卫兵”对抗,我们将成为五中文革的主角。

几十年后的人们,当谈起当年文革红卫兵的诸种恶行,常常一概而论。一概斥之为:“一大帮被煽动起来的暴民”,或“失去理智的红色暴徒”,这实在有混淆是非,张冠李戴之嫌。

我等后来自发成立的红卫兵与运动初期的保派红卫兵,虽然都自称红卫兵,但名同而实异。其异有三:其一,造反派红卫兵诞生于1966年底或67年初的造反之际,以出身非红五类家庭者居多;而保守派红卫兵诞生于1966年的红八月,多是血统纯正的革干、革军子弟。因此,我们既无在校内打老师和同学之恶行,亦无在社会上抄家,抓人,破坏文物之劣迹。其二,造反派红卫兵搞五湖四海,不搞种姓歧视,不以血统出身来论人之优劣,实现了身份的平等。其三,我们均是当初在校挨打受压之辈,受够了保派红卫兵的人身侮辱,现在顺势而起,自己解放自己,起来革命造反,斗争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先期革命附体,飞扬跋扈,伤害无辜;而后期从一己私利出发,保爹,保妈,保当权派。

当然,我们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也有相通之处。二者均在文革前接受了同样的“立场”、“斗争”和“仇恨”教育。思想上均形成了红黑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信奉斗争哲学,凡事皆斗,不懂妥协,也不懂换位思考。一样有着对红太阳的个人崇拜;一样有着“誓死捍卫”的稚子忠诚;一样满嘴革命辞藻,引用“毛著语录”来批判对手;一样有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狂勇气概;还一样有着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自以为是,容不得别人的“山大王”气息。

最后,这两种红卫兵殊途同归。在文革折腾了两年多后,以“老三届”中学生的同一身份,得获“知识青年”的同样头冠,奉命“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很有必要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此离开了学校,抛弃了课本,其中绝大多数人一生之中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教室,其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定格于文革开始的1966年初夏。

不再赘述,还是回到文革造反时的成都五中校园。

面对造反派大联合后的气势,五中的保派红卫兵开始反击。但说来也可怜,我的这些根正苗红的同学们,平时大都学业荒疏,缺乏写作能力,写不出像样的文章。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校园里用歪扭的大字写出“砸烂联合纸灰铺”,“指挥部是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还背地里搞些下作的勾当,趁人不注意,出动人手撕毁我们的大字报。一次,当几个家伙正在撕我们刚贴出的大字报时,被我们逮个正着。我们二话不说,把他们拉到西南局的街面上,在大庭广众下和他们辩论,弄得几个家伙灰头土脸,直到他们认错,方才罢休。

当年的保守派红卫兵虽然在文革初期着实风光了一阵,以天生的革命接班人自居,整老师,整同学,一副要再来一次“反右”运动的架势。但他们的确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要和他们过不去,矛头对准了他们当官的父母。

毛泽东这次搞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往的运动居然不一样,斗争矛头似乎对“传统的阶级敌人”并不怎么感兴趣。矛头对准的是当年和他一起革命的战友,此时的名称是“党内的走资派”、“黑帮”、“修正主义分子”。这些老红卫兵的父母大都名列此榜,此时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而我们造反派红卫兵,这次则交了“跟斗运”,有伟大领袖给我们站在我们这一边,因此顺风而起,成了毛泽东用来实现他的文革战略部署的主力军。

1967年初,五中的保守派自感大势已去,没有经过几个回合,他们就作鸟兽散了。曾经被他们盘踞的校园西侧的教研楼也人去楼空,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更上一层楼”,从地下室搬到了楼上,搬到曾经天天向我们倾倒垃圾的那个房间,搬进去时,我们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1967年1月,寒风中的大地虽然冰封雪飘,中国各地却是战鼓轰鸣,狂飙骤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似乎都突然开了天眼,顿悟到权力的关键,纷纷起来,冲进了原来的高楼深院,夺取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

上海市的造反派首开先河,于1月4日、5日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10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夺了省、市党政机关的大权。17日,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18日,聂元梓带领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等处夺权。[5] 21日,广东造反派夺了省、市的党政大权。

(图片取自网络, 谨此致谢)

这场全国性的“夺权”浪潮被称为“一月风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 这是公开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进行夺权,而且是自下而上地夺权。

后之览者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这是允许老百姓自下而上地夺共产党的权。当年的造反派中,其实有的人就有点儿误会。夺权后,他们把新成立的权力机构称为“某某公社”,如“上海人民公社”,试图模仿1871年巴黎革命民众选举产生的群众权力机构“巴黎公社”。他们天真地以为,下层老百姓把当官的赶下去了,今后,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

但毛泽东立即纠正了这个错误,他发话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 权力由一种“三结合”的形式来掌控,其中包括革命干部,军队领导和左派造反者。这里很显然,造反派在这种临时权力机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月风暴刮起来后,立即吹遍全国。全中国都在夺权,到处都在上街游行,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建立“革命委员会”。那时候,无论省、市县、区、公社;无论机关、学校、厂矿、街道;也无论部、厅局、处;各级政府,各级机构,各级组织原来的党政领导的名称统统消失,没有什么省长,市长,或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之类的名号了。夺权后,都称革命委员会,没有资格称的,也得叫革命委员会(筹)。四川由于造反派内斗厉害,1967年的春天,成立的就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简称“省革筹”。

风暴自然也刮到了我们五中校园,五中的造反派也决定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夺权。但是,一群中学生并不清楚该如何夺权。还算冷静的是,此时的五中“革联指”作了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是:面对当时社会上,造反派彼此矛盾已经日趋尖锐的局面,五中“革联指”在征求大家一致同意后,决定不介入。我们团结起来,权威就更大,为夺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项决定是:按照当时所谓的“三结合“模式,把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孙怡谋解放出来,他1965年才调来学校任职,校内结怨不多,老师们都同意他的复出。于是,由革命干部,造反派教师代表(当时称红教工)和造反派学生代表,即“革联指”,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三结合夺权机构:“成都五中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

“夺权委员会”成立后,俨然以学校的权力机构自居,立即发布了第一号“通令”。通令宣布,学校的一切大权归“夺权委员会”,校长,主任,教职员工都必须来此报到,坚守工作岗位。

至此,五中的校文革寿终正寝,学校由一群老师、学生,外加一个革命干部掌控起来。

 

参考文献

[1]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1967-01-16。

[2] 革命委员会,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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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泽文H 回复 悄悄话 接着看,后面会有交代。不过826派也好,红成派也好,最后都是知青派了。
水星98 回复 悄悄话 写得好。不知博主后来是826派还是红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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