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八）暴风雨前

八   暴风雨前

作者  黄泽文

文革中的造反派，成天呼叫着“炮轰火烧”，“斗倒斗臭”，“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的豪言壮语，但似乎始终没有记住，自己是“奉旨造反”，是伟大领袖用来摧毁“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别动队。他们在激情燃烧之时，忘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哪些事情被允许去做，哪些事情做了可以暂时被容忍，而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

冲击军区重地，批斗军队领导，“揪军内一小撮”，就是绝对不能去做的事情。但是，当年的造反派，在“造反有理”的指导下，造反上瘾，头脑发热，根本弄不明白高层争斗的波谲云诡，却自告奋勇，充当了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大火烧向军队的急先锋。

把矛头指向军队，其根源在北京，在当时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1月14日，经江青授意，林彪“完全同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首次提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  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控制的《人民日报》，次日便加以转载。“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传全国，为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提供了依据。

1967年1月20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要求解放军支持左派。他在信中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2]  依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月23日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为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打开了大门。

要命的是，谁是革命左派？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眼睛里，响应号召，起来砸烂刘邓路线，斗走资派，掀起夺权风暴的造反派自然是革命左派；而由原党政系统纠合起来保护自己的那些保守派群众组织，因循守旧，抵制文革，压制造反，多是右派。但是，在军队上层的心目中，造反派在社会上打进打出，揪斗党政领导，瘫痪政府机构，搞乱社会秩序，且成分复杂，离心背德，是当然的右派。而由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党团员、劳模、基层干部为主的群众组织，拥护党政领导，根正苗红，骨肉相连，是当然的左派。

由于军队的支左明显偏袒保守派，1967年的1月下旬和2月上旬，全国各地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别，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充当保守派保护伞的地方军区。开始冲击军区驻地，揪斗军队领导，甚至静坐示威。

成都地区的激进造反派红卫兵，主要是川大八二六和井冈山野战军的人，也斗志昂扬地进驻到成都军区大院内，和北京来的红卫兵一起，声援成都军区机关的红色造反纵队、空字028部队(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的红色造反总团、以及战旗文工团的红色造反团等军内造反派，似乎要在军事禁地大干一场。

诡异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军委于1月28日出台了严禁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命令》。此八条据说由林彪和几位老帅拟定，由毛主席审批下发。[3]

《八条命令》明确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关键仍然是，谁是革命左派？

同样的字句，理解可以完全相反。造反派不认为《八条命令》提供了收拾他们的依据，因此，漠视《八条命令》，依然故我，继续捋虎须。而军队高层认为，现在有了尚方宝剑，可以毫不手软地镇压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挑战的反革命分子。

但是，他们尚不敢贸然行动，他们在等待，等待造反派出错。

就在这个风云多变，危象渐生的1月下旬，我离开了文化用品社这个小厂，被派到川大的井冈山野战军总部去工作。所谓去总部工作，其实就是去给大学生们当工具。川大井冈山野战军在许多中学都有分支纵队，中学生们跟着大学生干革命，这是当年成都的文革风气。总部要各纵队抽调人手，组成一个宣传班子，帮着大学生们抄大字报，刻蜡纸，印刷传单。

我住在川大的望江馆，这是一排平房，位于川大校园的腹心处，井野总部就设在这里。寒冬腊月，成都阴冷，平房墙薄，常在夜半冷醒。但我喜欢大学校园，大学校园视野开阔，环境幽静，气魄博大，非中学能比。且不说有高楼深院，池塘竹树，通衢幽径，光是那些造型别致的楼，楼中的阶梯教室，教室里宽阔的黑板，这些传授知识的圣地，就令我这个中学生肃然起敬。而且，使我注意到的是，尽管已是文革非常时期，这校园里面仍然多是衣着整洁，面容儒雅之人。当然，有些老者，面容凝重，低头疾行，眼睛从不搭理旁人。

我在川大的学生食堂吃饭，属于自带钱粮闹革命。我成天和大学生们混在一起，我发现大学生们都是高人，他们的分析能力、写作水平、思维谈吐，均使我这个中学生由衷钦佩，不由自主就受到他们的吸引。我也认识了一些其他中学纵队的战友。初见称姓道名，不久就亲密无间，配合十分默契。若无文革，是没有机会交往这么多同龄人的。

就在这个期间，成都的激进造反派终于出错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下面有个街道工业分团，其中的成员大都来自市井底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1月29日，不知从何处获悉，公安局内有抓捕造反派的黑名单，竟贸然组织上千人围攻市公安局，闯进去大肆砸抄，抢走文件、档案资料、公章、逮捕证及枪支弹药等，并扣押了多名公安干警。

造反兵团事后称此事是现代版的“白虎堂事件”，上千个林教头中了躲在暗处的高太尉设下的诡计。但对于军区领导来说，这件发生在军区司令部几百米外的事件是原则性事件，绝对不能容忍。军队终于有了行动的理由。

1月30日晨，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局逮捕了几个为首冲击的造反派头头，收缴了被抢走的东西。街头巷尾气氛陡变，四处可见“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的传单和大幅标语。而前一段时间偃旗息鼓的产业军，此时也重出江湖，四处活动。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也不甘示弱，随即大举反击，同样在市内举行集会，出动宣传车，散发传单，张贴大幅标语，除了打击前段时间的手下败将产业军外，矛头直指成都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此时，军队并没有动学生，他们对青年人似乎还留有余地，心存忌惮。但是，学生们似乎受到北京某些人的蛊惑，此时却不依不饶地往前扑。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和井冈山野战军的秀才们与军内的造反派以及南下的北京红卫兵观点一致，认为成都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背后有黑手。为配合工人造反兵团的抗议和游行集会，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和井冈山野战军纷纷发表“严正声明”，谴责“成都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击革命左派。秀才们提出了“炮轰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口号，矛头指向当时主持工作的军区领导韦杰（副司令员,中将）和甘渭汉（第四政委,中将）。

2月上旬，大学生们经常在望江馆开形势讨论会，参加的人员包括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成都的军内造反派。大家都认为，成都军区内有一小撮走资派，是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二政委）死党的黑同伙，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有人传闻，军内有人反党篡军，要搞兵变，反对毛主席。大学生们一脸严肃地提出，要有牺牲生命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思想准备。听见他们一本正经地分析和讨论，我等旁听者感到，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形势极为严峻。

传闻其实有可靠来源，来自中央内部。1967年2月初开始，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发生了“三老四帅”（三老是指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三位副总理，四帅是指陈毅、徐向前、聶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与中央文革小组几个要员之间的正面冲突。[4]  自一月风暴以来，全国夺权成风，党政机构均处于瘫痪状态，而现在矛头又直指军队，三老四帅忍无可忍，起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的行径。这种行为，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相左，被造反派解读为“反对毛主席”。

2月上旬，在韦杰和甘渭汉的眼里，形势也极为严峻。地方上的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均已处于瘫痪状态，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第二政委廖志高被斗得东躲西藏。军内造反派在军区大院里面“贴身”造反，天天在眼皮子下面呼叫着要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和外面的造反派里应外合，直接干扰了军队的稳定。越来越严重的对军事首脑关的冲击，已经使得他们心中的困惑逐渐演变为反感和愤怒。

文革时期，军内造反派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66年5月文革起始的《五一六通知》。这个吹响了文革号角的《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文革肇始，军队师以上单位就和地方一样，开展了文革斗争。最高领袖的目的是清除刘邓黑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军内的机关、院校、医院、文工团等部门自然就有了“奉旨造反”的穿军装的造反派。

军内有了造反派，军内自然就会有走资派。最初，成都军区最大的走资派是司令员黄新廷中将和副政委郭林祥少将，二人被指控为贺龙在四川搞“二月兵变”的黑干将。文革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指控，当时弄得煞有介事，后来却属子虚乌有，“二月兵变”就是其中之一。在文革中，贺龙是十大元帅中，继彭德怀专案之后，被立了专案审查，遭到整肃，并死于迫害中的老帅。[5]

黄、郭倒了，韦、甘来了。于是，军内造反派继续造反，矛头自然对准了韦杰和甘渭汉。韦、甘对文革不满，但无胆对抗；对造反派抵触，但不公开说出。先容忍，再等待，在将军面前，把握战机是制胜的关键。在终于等到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后。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军区的行动从清理自己的门户开始，而大行动之前，先来一个火力侦查。于是，二月上旬，军区大院内，保韦、甘的力量几乎天天都与军内造反派发生冲突，终于导致动手打人，军人造反派中有人被打成重伤。与军人造反派并肩战斗的大学生红卫兵们，其中主要是首都红代会（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大学生，不甘示弱，数十个革命小将在军区大院内的二道门前静坐，绝食抗议，要韦杰出来回答问题，已经有人昏了过去。

消息迅速传到川大校园。第二天上午，川大井冈山野战军把我们这些在总部工作的中学生组织起来，由总部的几个头头带队，打着大旗，前往军区大院支援助威。队伍有三十多人，从川大校园的望江馆出发，走路前去。我举着井岗山野战军的大旗，迈着大步，走在最前头。旗帜迎着二月的寒风，发出呼呼的声响，我精神十足，用力前行于市街之中，引来路人的驻足观看，不少人在拍手支持。

我们这支小队伍，来到北较场南面的正营门，与卫兵交涉后，居然被获准进入。进去后，我们加入到绝食静坐的人群中，团团而坐，人数有近百人。在我们的背后，围站着许多军人和军人的子弟，其中有成都五中的保派红卫兵张某。此人在前几个月的五中校园里趾高气扬，曾经用皮鞭抽过我。这些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军区大院的人们，在我们身后冷言冷语地说开了：“你们受坏人蒙蔽了”，“不要被牛鬼蛇神利用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我们不为所动，静坐等待韦杰出来回答问题。

直到下午，韦杰出来了。韦杰是壮族人，个子瘦小，脸庞清癯，不太像个军人，到有点儿像个山乡老农。学生们一下把他包围起来，要他承认支左错误，回答提问。韦杰虽然个子瘦小，但有军人的硬气。在团团围着的七嘴八舌的学生面前，他态度冷静，不苟言笑，时而说几句，时而在小本子上记录。韦杰反复强调，你们学生娃儿不要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应该相信人民军队爱人民。至于被问及支持和评价的核心问题时，则采用不置可否的敷衍语气，甚至沉默以对。他心中有数，并不理睬伶牙俐齿的大学生的追逼。其实这个时候，一个全面解决军区重地被造反派困扰的计划已经拟好。

2月11日，这天是正月初三，人们还在春节的假期中。凌晨，解决军内造反派的计划付诸实施，大逮捕开始了。军队四处出动，先后抓捕了成都军区机关、空字028部队、战旗文工团的军内造反派五十余人。均是五花大绑，由全付武装的士兵押走。对进驻在军区大院的学生红卫兵则比较客气，由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对付一个学生，连推带搡地推出军区营门。执行任务的战士一脸的严肃，虽然行动粗鲁，但并不动手殴打，只是把学生赶出军区大门了事。

但是，此时的学生们情绪高度昂奋，认定了自己在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心要揪出西南局和四川省李廖黑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绝不会就此了事，也绝不能就此了事。

当天，川大八二六和北京来的大学生，联合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军内造反派，在市内举行了抗议游行。是日下午，抗议游行的人群涌向北较场东营门，在那里开始了长达近一周的静坐示威。但军区的主要通道，向南的正门，没有静坐的人群。许多造反派的队伍闻讯赶来，加入静坐示威，有的队伍轮流派人换班静坐。要求军区放出被抓的革命战友，要求平反请罪，要求揪出幕后黑手，要求军队真正支持革命左派。

静坐的这条街叫白下路，是一条由西向东长一百多米的半截巷子，西连军区东营门，东接人民北路的通衢大道。与人民北路相连的路口是静坐示威人群的唯一出口，只要封住此处，里面的人便无处可逃。

时值二月中旬，正是成都的早春天气，春寒料峭，细雨纷纷,满地泥泞。静坐示威的人群得到了各行各业战友的帮助。城建工人塔起了席棚遮雨，地质局的战友送来帐篷，财贸职工送来糕点、食物、开水，文艺界则送来专业演出，业余宣传队也把节目送上火线，慰问信如雪片似飞来。

军营东门，大字报大标语涂抹满墙，人声鼎沸，口号震天，旗帜飘扬，喇叭贯耳，极为热闹，这里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革命本身就是底层人群的一种狂欢，更何况是破天荒第一次与带枪的刘邓路线较量。激昂青云之时，人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禁忌忘得干干净净。

诡异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军区一直保持沉默。静坐的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针对他们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筹谋中，即将付诸实施。

 

参考文献

[1]《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1967-01-14。

[2] 张晋藩，海戚，初尊贤:国史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609页。

[3]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585页。

[4] 党史上的今天,1967年“大闹怀仁堂事件”，人民论坛网，2011-02-11。

[5] 施燕平: “薛明谈贺龙被迫害致死”，中国领导干部资料库，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