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信彤：老街淚酒祭先父——漫筆（2）

賀信彤：老街淚酒祭先父——中國大陸反對黨首訪臺灣隨團漫筆（2）

 

   

   贺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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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香港雜誌《開放》2008年2月號——

   老街淚酒祭先父

   ——中國大陸反對黨首訪臺灣隨團漫筆（2）

   賀信彤

    文立在桃園機場就尋到了紹興黃酒，捧著這壇爸爸一定喜歡的老酒，踏上了我魂牽夢繞的臺北。匆忙的腳步，急切的心情，60年的夢魘讓我心緒跌宕起伏，似乎老爸還在那裏候著我的遲到。 

    漢口街、博愛路一帶如今是臺北攝影器材的聚集地，據說也是全球照相機經銷店最密集的地方。眾多的照相機經銷店中也夾雜一些書店和其他商店，父親在臺北生活過的漢口街一段80巷的路口，現在則是一幢高聳的商業大樓，赫然掛著“怡客咖啡”的匾牌，樓前的便道用地板磚鋪就，是遮陽避雨的甬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著。從80巷6弄，轉彎進去，在臺灣朋友的幫助下很容易便尋到4號門牌，這裏的街道和外面大街的風格是渾然不同的，這兒的巷子狹窄，仰頭望去，兩邊都是破舊不堪的老舊居民樓，二樓以上的陽臺、窗戶都被不同的鐵柵欄封住，私自搭建的遮陽擋雨的石棉瓦尤其難看，各家的窗外都吊掛著各色品牌的空調機，一樓的窗戶被封得嚴嚴實實，水泥外牆受了潮，佈滿了駁駁的黴斑，淩亂中可以看到“摸骨算命”、“保健”等匾牌，毗鄰在路口的是一家街頭小餐館。仰望這殘破景象，心中徒然黯然起來，爸爸的晚年蝸居在這裏麼？

   文立擁摟著我，他懂得我此刻的傷感。

    我出生的時候，家住北京東城區小甜水井4號的“浙江會館”，我們住在會館裏的一個獨立院落裏，在那裏已經住了三代，珍藏的照片可以看到家裏的基本狀況，房子雖然是標準的北京四合院，但家中陳設一應現代，沙發、地毯、鋼琴……，這也曾讓我在階級鬥爭的年代，心裏一陣一陣發虛——畢竟是資產階級的派頭。後來，我也曾前去尋找故居，那裏先是蓋成了“紅霞公寓”，供北京市政府的高幹們居住，後來又在那裏擴建了北京飯店，我家的痕跡早已沒有了。

    現在，在臺北，面對如此破敗的房舍，揣測著父親的晚年竟然如此淒涼，徒讓全家背著父親的包袱，他老人家的境遇卻是如此！文立認真地將紹興老酒徐徐灑下，安慰我說：“爸爸知道我們來了，比什麼都重要！”我接過那壇酒，也徐徐灑下，琥珀色的漿液含著我忍不住的淚水濺落在街頭，此處可曾有過父親的足跡？百般的滋味翻滾在心頭。

    街口的小吃店老闆看我們當街灑酒，好生奇怪，便問我們所為何來。他一把年紀，順房檐撐起的簡易房屋擺放著三張桌子，小店前的路邊另外擺著兩張八仙桌，絡繹的食客不斷，雖不興隆卻也忙碌。我們一行便順便坐了下來，文立仔細地向他打探可知我的先父否。我坐在那裏細細觀望四周，街道很窄，一溜幾家類似的小吃店在道路兩旁，巷子的兩側都是陳舊的樓房，整個街巷裏飄浮著熗鍋的味道，地面全部是水泥鋪就，路邊用水泥抹出了方便流水的溝壑，不知是為了疏導雨水還是為了路邊餐館的方便？鄰裏之間彼此都很親絡，小店老闆的孫子放學回家，一邊脫衣，一邊卸書包，衣服拖在了地上。孩子吃飯就在空閒的餐桌上，飯剛吃完，母親催他們就在那裏寫作業。馬路上不時有人開著機車（臺灣特有的機械自行車）矯健地通過，小巷很短，幾家餐館過去，就是水果攤和菜攤，新鮮時令的水果五顏六色，透紅的蓮霧、金黃的楊桃，芭樂、木瓜、鳳梨、柳丁全部新鮮而誘人。

    小店老闆說自己是外來人，到這裏沒有幾年，他建議我們去敲對面樓房的門，說那位才是老住戶，文立客氣地按鈴，主人打開房門，房間裏面卻和這街巷大相徑庭——寬敞而乾淨，老先生聽後抱歉地說，他買這裏的房子雖然很久，但也並非老住戶，60年前的情景顯然不得而知。文立又向附近的住戶和店主們一一打探。他們說，小雜貨店的女老闆一直在這裏做生意，恐怕是知道的。我們返回路邊的餐桌，小店老闆也忙裏偷閒地放下炒勺，正跟隔壁的老太太說著，那老太太經營一個小小的雜貨鋪，見我們過來便走了出來，她和顏悅色，和善可親，“我倒是從小長在這裏，不知你們要尋哪一家？”文立說，是岳丈賀子謇，60年前來到這裏，街巷、門牌就是這裏，卻不知他當年住在這裏的情形。老人家笑了：現在的門牌可不是當年的，按你說的，當年，這個門牌是在現在前面那個商業大樓的位置，六十年前麼，應該是一溜日式的房子，每套房子都有圍牆，院子裏面種滿了竹子、鮮花，很好的日本房。她還記得，當年是有一個老先生住在其中的一套，是民國三十七、八年罷，很少出門……。但是，她記得那位老先生很胖。顯然，這不是我的爸爸，因為我爸爸很瘦；也許是。但我感激上蒼賜予我這位老人的記憶，起碼讓我知道我父親的晚年是體面、安詳的。當然，我更感激我的夫君，他不懈地一家又一家尋訪討問。老人說六十年前，這裏可不是這樣，那時，這邊是運動場，那邊是很講究的日式平房，而且當年是很繁華的市區；現在看到的一溜水泥居民樓是50年代後建的，臺北工業化後外來的人湧進來，這一帶也越來越亂……。我心情豁然開朗，這也印證了信庸大哥1978年第一次從新加坡回來找到我時說的情景，大哥說，爸爸當年在臺灣買下的是日式房產的地上產權，後來，原地蓋了商業大樓、停車場，當年的房子早沒有了。

    我便和老人家攀談起來，她老已經80多歲了，但是，說她只有60多歲也讓人相信，她領我看她小店的後面，很小，一個用得油亮的巨大竹梯矗立在一個隔板前，隔板上面堆滿了貨物。她說，以前她和她的先生買下這個小店，夫婦倆和五個孩子就睡在上面，“很苦啊，但是，最終五個孩子都成了高學歷”，老人家滿意地說著。如今，老伴兒過世了，孩子們都不可能接手這個小店，但是老人卻一直堅持經營著，“只當是個解悶的事，如果不幹了，糗在家裏，恐怕早癡呆了”，老人笑著說。她每年都會關門些日子，去美國、加拿大看孩子們，她說，孩子們都孝順，說，媽媽這樣大年紀還這麼辛苦，要讓外人笑子女不孝呢。老人說，我自己掙錢自己花，每年還自費去看孩子，哪個孫子孫女學得好，我就發獎金，這樣的奶奶就是好麼！她想得開，說：“錢就是給孩子的，死去了給，不如活著的時候給，看得著大家高興”。老人現在遇到進貨、上貨，因為年頭久了，自然大家都來幫忙；說話間，鄰居來了，拿了瓶酒，老人只是說，“先拿去用吧。”她說，只要身體還行，就全當鍛煉吧。我看著老人家健朗的身體，回味著老人家的真理：做一個讓人高興的老人。是啊，家尚且如此，國不更該如此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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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香港杂志《开放》2008年2月号——

   老街泪酒祭先父

   ——中国大陆反对党首访台湾随团漫笔（2）

   贺信彤

    文立在桃园机场就寻到了绍兴黄酒，捧着这坛爸爸一定喜欢的老酒，踏上了我魂牵梦绕的台北。匆忙的脚步，急切的心情，60年的梦魇让我心绪跌宕起伏，似乎老爸还在那里候着我的迟到。 

    汉口街、博爱路一带如今是台北摄影器材的聚集地，据说也是全球照相机经销店最密集的地方。众多的照相机经销店中也夹杂一些书店和其它商店，父亲在台北生活过的汉口街一段80巷的路口，现在则是一幢高耸的商业大楼，赫然挂着“怡客咖啡”的匾牌，楼前的便道用地板砖铺就，是遮阳避雨的甬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着。从80巷6弄，转弯进去，在台湾朋友的帮助下很容易便寻到4号的门牌，这里的街道和外面大街的风格是浑然不同的，这儿的巷子狭窄，仰头望去，两边都是破旧不堪的老旧居民楼，二楼以上的阳台、窗户都被不同的铁栅栏封住，私自搭建的遮阳挡雨的石棉瓦尤其难看，各家的窗外都吊挂着各色品牌的空调机，一楼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水泥外墙受了潮，布满了驳驳的霉斑，凌乱中可以看到“摸骨算命”、“保健”等匾牌，毗邻在路口的是一家街头小餐馆。仰望这残破景象，心中徒然黯然起来，爸爸的晚年蜗居在这里么？

   文立拥搂着我，他懂得我此刻的伤感。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北京东城区小甜水井4号的“浙江会馆”，我们住在会馆里的一个独立院落里，在那里已经住了三代，珍藏的照片可以看到家里的基本状况，房子虽然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但家中陈设一应现代，沙发、地毯、钢琴……，这也曾让我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心里一阵一阵发虚——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派头。后来，我也曾前去寻找故居，那里先是盖成了“红霞公寓”，供北京市政府的高干们居住，后来又在那里扩建了北京饭店，我家的痕迹早已没有了。

    现在，在台北，面对如此破败的房舍，揣测着父亲的晚年竟然如此凄凉，徒让全家背着父亲的包袱，他老人家的境遇却是如此！文立认真地将绍兴老酒徐徐洒下，安慰我说：“爸爸知道我们来了，比什么都重要！”我接过那坛酒，也徐徐洒下，琥珀色的浆液含着我忍不住的泪水溅落在街头，此处可曾有过父亲的足迹？百般的滋味翻滚在心头。

    街口的小吃店老板看我们当街洒酒，好生奇怪，便问我们所为何来。他一把年纪，顺房檐撑起的简易房屋摆放着三张桌子，小店前的路边另外摆着两张八仙桌，络绎的食客不断，虽不兴隆却也忙碌。我们一行便顺便坐了下来，文立仔细地向他打探可知我的先父否。我坐在那里细细观望四周，街道很窄，一溜几家类似的小吃店在道路两旁，巷子的两侧都是陈旧的楼房，整个街巷里飘浮着炝锅的味道，地面全部是水泥铺就，路边用水泥抹出了方便流水的沟壑，不知是为了疏导雨水还是为了路边餐馆的方便？邻里之间彼此都很亲络，小店老板的孙子放学回家，一边脱衣，一边卸书包，衣服拖在了地上。孩子吃饭就在空闲的餐桌上，饭刚吃完，母亲催他们就在那里写作业。马路上不时有人开着机车（台湾特有的机械自行车）矫健地通过，小巷很短，几家餐馆过去，就是水果摊和菜摊，新鲜时令的水果五颜六色，透红的莲雾、金黄的杨桃，番石榴、木瓜、菠萝、橙子全部新鲜而诱人。

    小店老板说自己是外来人，到这里没有几年，他建议我们去敲对面楼房的门，说那位才是老住户，文立客气地按铃，主人打开房门，房间里面却和这街巷大相径庭——宽敞而干净，老先生听后抱歉地说，他买这里的房子虽然很久，但也并非老住户，60年前的情景显然不得而知。文立又向附近的住户和店主们一一打探。他们说，小杂货店的女老板一直在这里做生意，恐怕是知道的。我们返回路边的餐桌，小店老板也忙里偷闲地放下炒勺，正跟隔壁的老太太说着，那老太太经营一个小小的杂货铺，见我们过来便走了出来，她和颜悦色，和善可亲，“我倒是从小长在这里，不知你们要寻哪一家？”文立说，是岳丈贺子謇，60年前来到这里，街巷、门牌就是这里，却不知他当年住在这里的情形。老人家笑了：现在的门牌可不是当年的，按你说的，当年，这个门牌是在现在前面那个商业大楼的位置，六十年前么，应该是一溜日式的房子，每套房子都有围墙，院子里面种满了竹子、鲜花，很好的日本房。她还记得，当年是有一个老先生住在其中的一套，是民国三十七、八年罢，很少出门……。但是，她记得那位老先生很胖。显然，这不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很瘦；也许是。但我感激上苍赐予我这位老人的记忆，起码让我知道我父亲的晚年是体面、安详的。当然，我更感激我的夫君，他不懈地一家又一家寻访讨问。老人说六十年前，这里可不是这样，那时，这边是运动场，那边是很讲究的日式平房，而且当年是很繁华的市区；现在看到的一溜水泥居民楼是50年代后建的，台北工业化后外来的人涌进来，这一带也越来越乱……。我心情豁然开朗，这也印证了信庸大哥1978年第一次从新加坡回来找到我时说的情景，大哥说，爸爸当年在台湾买下的是日式房产的地上产权，后来，原地盖了商业大楼、停车场，当年的房子早没有了。

    我便和老人家攀谈起来，她老已经80多岁了，但是，说她只有60多岁也让人相信，她领我看她小店的后面，很小，一个用得油亮的巨大竹梯矗立在一个隔板前，隔板上面堆满了货物。她说，以前她和她的先生买下这个小店，夫妇俩和五个孩子就睡在上面，“很苦啊，但是，最终五个孩子都成了高学历”，老人家满意地说着。如今，老伴儿过世了，孩子们都不可能接手这个小店，但是老人却一直坚持经营着，“只当是个解闷的事，如果不干了，糗在家里，恐怕早痴呆了”，老人笑着说。她每年都会关门些日子，去美国、加拿大看孩子们，她说，孩子们都孝顺，说，妈妈这样大年纪还这么辛苦，要让外人笑子女不孝呢。老人说，我自己挣钱自己花，每年还自费去看孩子，哪个孙子孙女学得好，我就发奖金，这样的奶奶就是好么！她想得开，说：“钱就是给孩子的，死去了给，不如活着的时候给，看得着大家高兴”。老人现在遇到进货、上货，因为年头久了，自然大家都来帮忙；说话间，邻居来了，拿了瓶酒，老人只是说，“先拿去用吧。”她说，只要身体还行，就全当锻炼吧。我看着老人家健朗的身体，回味着老人家的真理：做一个让人高兴的老人。是啊，家尚且如此，国不更该如此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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