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我们怎么办（1）（2004年9月28日）

徐文立：我们怎么办（1）（2004年9月28日）

 【《关注中国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2 月6 日消息】

   现每周一篇正式发表徐文立2004年开始写的系列内部通信1－9《我们怎么办》。

   徐文立：我们怎么办（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们 怎 么 办

    

    ——我的几点意见

   徐文立

   （2004年中秋于美国）

   中国处在一个巨变的前夕。

   为了这场巨变，中国的志士仁人摸索了一百多年，在顺境和逆境中也积聚了一百多年的势能。

   中国共产党的当今领导之所以发出了：决不走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道路的誓言，正说明了中国要走上一个现代化的舞台舍此路而无它途，这几乎已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选择，中国共产党现今领导人只是为了抗拒这种潮流，或为了取得最高权力而向他们党内的反动势力所作的宣誓罢了。

   人势挡不住形啤?

   中国的巨变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国真诚和热血的社会变革者，甚至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曾被自“五四”以后的左倾思潮带上了一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的道路。

   前苏联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前三十年的现实告诉人们，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一些政治野心家却利用这个“乌托邦”创建了现代的“政教合一”的共产专制政权。

   在中国，这种共产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中国，近二十多年的尽管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却和这种共产专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越来越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之中所派生出来的两个怪胎，即“普遍的腐败”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必将加速中国社会巨变的到来。

    凡是意识到这种社会巨变到来的人们，无不认为在政治上实现这种巨变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

   因为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之中，和一个正常社会一样，各个人的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必定是不一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之后，人们必定要寻求不同的政治力量来代表他们不同的政治利益。这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立”必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始动力。

   想不承认这一点，阻挠这种发展趋势都是徒劳的。

   所以说，1998年中国民主党人组建反对党的努力，和所有在此前、此后进行组织反对党努力的人们，尽管他们的历史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上看，那他们也只是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已。

   之所以中国共产党妄图坚持“一党专制”，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中国民主党人和一切为组党而奋斗的人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却不能奏效；之所以在当今中国，中国民主党人和其他组织反对党的人士，非但没有因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而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地散落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甚至一些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人，都自称是中国民主党人；以至最近中国共产党政权惊恐地、超乎寻常地判处了沈阳的两个中国民主党人15年和12年的重刑。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这样三点：

   一． 在中国建立真诚的政治反对党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

   二． 在当今中国大陆，要想彻底消灭政治反对党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至今完全没有放弃“消灭政治反对党”这一既定方针。

   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最终认可一个或几个政治反对党的存在；或者中国共产党自甘堕落，抗拒历史的潮流，选择自我毁灭的道路，那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只有促动权而没有决定权，所以，这里暂不论。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态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个人初步认为：

   一． 要坚定“建立政治反对党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这种基本的信念。

   在中国大陆从事政治反对派运动固然“存在是第一位”的，固然“时机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政治行动永远不存在“最好的时机”，也永远不存在“最不好的时机”。“组党”这一步既然已经走出来了，尽管全体中国民主党人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时至今日，“组党的时机”问题已经退位为次要的问题了。“时机的功过是非”今后可由历史学家和历史老人去定论，在此问题上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分裂，和对现实问题的漠视。

   生出的婴儿，任谁也推不回去的。

   二． 鉴于现在中国共产党依然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依然残酷镇压中国民主党人和其他组党人士的现实，在目前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国大陆再进行一次什么新的组党热潮。凡是认同中国民主党（无论是浙江筹委会、还是京津党部、或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所宣告的大同小异的党纲、党章）的人们，都可以继续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在国内活动。只是，暂时不必在中国国内正式建立领导机构和组织体系，以一种似乎没有组织的组织，在一些大家公认的领军人物无形地协调下共同工作，让它无处不在，有行而又无形，让他们抓不着、摸不透，可能是比较好的策略。

   三． 中国民主党主要是为未来社会服务的新型的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形式，所以从它的建党初期就应该实行开放式的组织形式，不要把门禁搞得那么森严，这样也就可以避开在目前情况下无法进行纪律制裁的弊端。

   四． 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民主党不需要任何必要的组织形式。所以我主张，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首先在海外召开一次海外工作会议，成立必要的领导机构，主要用于加大对国内中国民主党事业的帮助和支持。鉴于我本人目前尚未解决在海外的生存问题、尚未筹措到任何政治资金、尚未物色组建好必要的工作班子，所以我目前不具备担当此重任的条件。但是以上三个条件一旦具备，我责无旁贷。

   五． 鉴于当代中国的民主事业，从“民主墙”时期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个人政治行为的特色。如果不顾这样的历史事实，硬性地把这些极具个人特色的政治人物捏合在一起，非但削弱了他们各自发挥个人的有特色的政治行动之外，反而容易造成不必要的争位子、抢旗子、论功过、查是非的内斗之中。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求之不得的。

   六． 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大陆内不论是从事民主运动的，还是从事中国民主党事业的已经形成了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更为成熟的领军队伍。他们之间是相互尊重的、是团结的、是默契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把这种默契公开化。

   用行动培育队伍，比先有组织后有行动更扎实。

   七． 在海外的政治流亡者，毕竟远离了中国大陆那个特定的情境。流亡在海外的，即便是公认的政治领导人物，或今后形成的领导机构，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主运动和中国民主党的党务也只有帮助、支持的责任，提出建议的义务。

   一切决策只能在国内，而不可能在海外。

   八．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召开了海外工作会议之后，一旦成立了必要的党的领导机构，可以做到党从海外对国内进行物质支援时，应该是有形的组织对无形的组织，而不容许个人对个人。当然，这不是指“一对一”的私人性质的经济帮助。

   九． 中国民主党，和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一样，应该接受我们当年较为脱离广大民众、特别是脱离民众实际利益的经验教训，应该把代表农工利益和中产阶级利益作为我们党的代表方向去努力。

   十． 中国民主党人诞生于苦难，今天依然战斗在苦难之中，高尚的品格、高尚的党格，几乎成为了我们唯一的资源，也成为了我们衡量是真的民主党人、还是假的民主党人的试金石。“为民众服务，公心至上”是我们党制胜的法宝，也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

   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去追随私欲横流的政治组织的。在当今中国，只有情操高尚，严于律己，公心至上的党才是有希望的。

    以上意见，仅供朋友们参考。

   9/28/04 凌晨0：38

   ——————————————————————————

   附一：

   民主就是太阳

   ——2003年5月31日在美国旧金山民主基金会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徐文立

   尊敬的会长:

   尊敬的理事:

   尊敬的女士和先生们：

    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讲者，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有这么多说英语的朋友在听我演讲，但是我不能用英语说话，所以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者我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不喜欢拿稿子，事先又不喜欢告诉翻译我会说些什么，所以给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他虽然在幕后，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讲得快了他翻译起来会有困难，所以我讲话的语速尽可能慢些。

    这一次我是从美国的东部飞到西部，从罗德岛州飞过来，那天是下午，我们坐的飞机是追着太阳飞过来，而且一直是追着太阳飞，我就想，这有什么象征的意义？我想是有象征意义的——民主就是太阳，我是追着民主这个太阳飞的！

   太阳的旁边有一个民主基金会，你们是做着太阳一样的工作，你们把民主的阳光照耀着大陆的那些受难的、被囚禁的政治犯，用你们的阳光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大地上宣传我们中国的民主事业，你们的工作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我本人在狱中或者是狱外的期间，都收到过你们发动许许多多的人写的那些贺年卡，寄的那些捐款，我非常的感动。我为什么那么清楚有一个张昭富先生呢？我很早就看到过他写给我的卡，所以我今天能有这样个机会向张昭富们，我需要加一个“们”字，还有张昭富夫人这些女士们，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关注、帮助、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们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作出自己的牺牲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私心”，那就是，我牺牲可以，但是总该有人惦记我，关心我，我想这点“私心”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由于你们把这种阳光、这种关心送到了中国大陆，就使得这片阳光照到他们心中了，我觉得对于他们是有特殊意义的。所以在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似乎他们收不到信的情况下，你们也不断地做下去，这样的民主事业不仅是对那些政治犯，而且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广大民众都是巨大的支持。

   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对于中国民主事业在目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的看法，中国的民主事业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她毕竟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如果她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么她不仅威胁着中国人民的安全，她也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当然威胁美国人民的安全，所以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事情就是美国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

  我来到了美国之后，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一个民主制度要真正在一个国家确立起来，是需要民众的巨大支持的，这个里头有两点，一个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另外对于诚实劳动、合法取得的财产的尊重，这样的两点成为了坚实的基础，民主大厦才可能确立起来，我感到美国社会几乎是处在法治条件下的“无为而治”，我们在大街上很少看到警察和大陆最常见到的无处不在的“大檐帽”，但是这个社会既自由又非常有序，这就是法治的威力，在这种法治社会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对此使我深受教育，我今年六十岁，六十岁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甲子一轮回”啊，我觉得我很年轻，一切要从零开始。

  【《关注中国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2 月6 日消息】

   现每周一篇正式发表徐文立2004年9月28日开始写的系列内部通信1－9《我们怎么办》。

   徐文立：我们怎么办（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们 怎 么 办

    ——我的几点意见

   徐文立

   （2004年中秋于美国）

   中国处在一个巨变的前夕。

   为了这场巨变，中国的志士仁人摸索了一百多年，在顺境和逆境中也积聚了一百多年的势能。

   中国共产党的当今领导之所以发出了：决不走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政治道路的誓言，正说明了中国要走上一个现代化的舞台舍此路而无它途，这几乎已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选择，中国共产党现今领导人只是为了抗拒这种潮流，或为了取得最高权力而向他们党内的反动势力所作的宣誓罢了。

   人势挡不住形势。

   中国的巨变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国真诚和热血的社会变革者，甚至包括我们这一代人，都曾被自“五四”以后的左倾思潮带上了一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的道路。

   前苏联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前三十年的现实告诉人们，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一些政治野心家却利用这个“乌托邦”创建了现代的“政教合一”的共产专制政权。

   在中国，这种共产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中国，近二十多年的尽管不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却和这种共产专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越来越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之中所派生出来的两个怪胎，即“普遍的腐败”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必将加速中国社会巨变的到来。

    凡是意识到这种社会巨变到来的人们，无不认为在政治上实现这种巨变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

   因为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之中，和一个正常社会一样，各个人的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必定是不一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之后，人们必定要寻求不同的政治力量来代表他们不同的政治利益。这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立”必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始动力。

   想不承认这一点，阻挠这种发展趋势都是徒劳的。

   所以说，1998年中国民主党人组建反对党的努力，和所有在此前、此后进行组织反对党努力的人们，尽管他们的历史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上看，那他们也只是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已。

   之所以中国共产党妄图坚持“一党专制”，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中国民主党人和一切为组党而奋斗的人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却不能奏效；之所以在当今中国，中国民主党人和其他组织反对党的人士，非但没有因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而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地散落在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甚至一些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人，都自称是中国民主党人；以至最近中国共产党政权惊恐地、超乎寻常地判处了沈阳的两个中国民主党人15年和12年的重刑。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这样三点：

   一． 在中国建立真诚的政治反对党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

   二． 在当今中国大陆，要想彻底消灭政治反对党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至今完全没有放弃“消灭政治反对党”这一既定方针。

   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最终认可一个或几个政治反对党的存在；或者中国共产党自甘堕落，抗拒历史的潮流，选择自我毁灭的道路，那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只有促动权而没有决定权，所以，这里暂不论。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态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个人初步认为：

   一． 要坚定“建立政治反对党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这种基本的信念。

   在中国大陆从事政治反对派运动固然“存在是第一位”的，固然“时机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政治行动永远不存在“最好的时机”，也永远不存在“最不好的时机”。“组党”这一步既然已经走出来了，尽管全体中国民主党人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时至今日，“组党的时机”问题已经退位为次要的问题了。“时机的功过是非”今后可由历史学家和历史老人去定论，在此问题上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分裂，和对现实问题的漠视。

   生出的婴儿，任谁也推不回去的。

   二． 鉴于现在中国共产党依然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依然残酷镇压中国民主党人和其他组党人士的现实，在目前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国大陆再进行一次什么新的组党热潮。凡是认同中国民主党（无论是浙江筹委会、还是京津党部、或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所宣告的大同小异的党纲、党章）的人们，都可以继续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在国内活动。只是，暂时不必在中国国内正式建立领导机构和组织体系，以一种似乎没有组织的组织，在一些大家公认的领军人物无形地协调下共同工作，让它无处不在，有行而又无形，让他们抓不着、摸不透，可能是比较好的策略。

   三． 中国民主党主要是为未来社会服务的新型的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形式，所以从它的建党初期就应该实行开放式的组织形式，不要把门禁搞得那么森严，这样也就可以避开在目前情况下无法进行纪律制裁的弊端。

   四． 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民主党不需要任何必要的组织形式。所以我主张，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首先在海外召开一次海外工作会议，成立必要的领导机构，主要用于加大对国内中国民主党事业的帮助和支持。鉴于我本人目前尚未解决在海外的生存问题、尚未筹措到任何政治资金、尚未物色组建好必要的工作班子，所以我目前不具备担当此重任的条件。但是以上三个条件一旦具备，我责无旁贷。

   五． 鉴于当代中国的民主事业，从“民主墙”时期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个人政治行为的特色。如果不顾这样的历史事实，硬性地把这些极具个人特色的政治人物捏合在一起，非但削弱了他们各自发挥个人的有特色的政治行动之外，反而容易造成不必要的争位子、抢旗子、论功过、查是非的内斗之中。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求之不得的。

   六． 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大陆内不论是从事民主运动的，还是从事中国民主党事业的已经形成了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更为成熟的领军队伍。他们之间是相互尊重的、是团结的、是默契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把这种默契公开化。

   用行动培育队伍，比先有组织后有行动更扎实。

   七． 在海外的政治流亡者，毕竟远离了中国大陆那个特定的情境。流亡在海外的，即便是公认的政治领导人物，或今后形成的领导机构，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民主运动和中国民主党的党务也只有帮助、支持的责任，提出建议的义务。

   一切决策只能在国内，而不可能在海外。

   八．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召开了海外工作会议之后，一旦成立了必要的党的领导机构，可以做到党从海外对国内进行物质支援时，应该是有形的组织对无形的组织，而不容许个人对个人。当然，这不是指“一对一”的私人性质的经济帮助。

   九． 中国民主党，和中国大陆的民主事业一样，应该接受我们当年较为脱离广大民众、特别是脱离民众实际利益的经验教训，应该把代表农工利益和中产阶级利益作为我们党的代表方向去努力。

   十． 中国民主党人诞生于苦难，今天依然战斗在苦难之中，高尚的品格、高尚的党格，几乎成为了我们唯一的资源，也成为了我们衡量是真的民主党人、还是假的民主党人的试金石。“为民众服务，公心至上”是我们党制胜的法宝，也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键。

   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去追随私欲横流的政治组织的。在当今中国，只有情操高尚，严于律己，公心至上的党才是有希望的。

    以上意见，仅供朋友们参考。

   9/28/04 凌晨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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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一：

   民主就是太阳

   ——2003年5月31日在美国旧金山民主基金会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徐文立

   尊敬的会长:

   尊敬的理事:

   尊敬的女士和先生们：

    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讲者，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有这么多说英语的朋友在听我演讲，但是我不能用英语说话，所以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者我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不喜欢拿稿子，事先又不喜欢告诉翻译我会说些什么，所以给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他虽然在幕后，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讲得快了他翻译起来会有困难，所以我讲话的语速尽可能慢些。

    这一次我是从美国的东部飞到西部，从罗德岛州飞过来，那天是下午，我们坐的飞机是追着太阳飞过来，而且一直是追着太阳飞，我就想，这有什么象征的意义？我想是有象征意义的——民主就是太阳，我是追着民主这个太阳飞的！

   太阳的旁边有一个民主基金会，你们是做着太阳一样的工作，你们把民主的阳光照耀着大陆的那些受难的、被囚禁的政治犯，用你们的阳光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大地上宣传我们中国的民主事业，你们的工作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我本人在狱中或者是狱外的期间，都收到过你们发动许许多多的人写的那些贺年卡，寄的那些捐款，我非常的感动。我为什么那么清楚有一个张昭富先生呢？我很早就看到过他写给我的卡，所以我今天能有这样个机会向张昭富们，我需要加一个“们”字，还有张昭富夫人这些女士们，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关注、帮助、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们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作出自己的牺牲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私心”，那就是，我牺牲可以，但是总该有人惦记我，关心我，我想这点“私心”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由于你们把这种阳光、这种关心送到了中国大陆，就使得这片阳光照到他们心中了，我觉得对于他们是有特殊意义的。所以在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似乎他们收不到信的情况下，你们也不断地做下去，这样的民主事业不仅是对那些政治犯，而且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广大民众都是巨大的支持。

  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对于中国民主事业在目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的看法，中国的民主事业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她毕竟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如果她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么她不仅威胁着中国人民的安全，她也威胁着世界人民的安全，当然威胁美国人民的安全，所以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事情就是美国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

    我来到了美国之后，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一个民主制度要真正在一个国家确立起来，是需要民众的巨大支持的，这个里头有两点，一个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另外对于诚实劳动、合法取得的财产的尊重，这样的两点成为了坚实的基础，民主大厦才可能确立起来，我感到美国社会几乎是处在法治条件下的“无为而治”，我们在大街上很少看到警察和大陆最常见到的无处不在的“大檐帽”，但是这个社会既自由又非常有序，这就是法治的威力，在这种法治社会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对此使我深受教育，我今年六十岁，六十岁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甲子一轮回”啊，我觉得我很年轻，一切要从零开始。

(徐文立：我们怎么办（1）（2004年9月28日）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