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10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程木兰、易如采访报导）中共继“双减”政策后，再推“一科一辅”限制教辅材料，声称为学生减负。然而，专家与家长指出，应试导向与利益链条根深蒂固，政策恐难触及“教育商业化”的根本问题。从学校、教培机构到出版企业，整个体系早已利益交织，令“减负”成为政治作秀，学生与家长的压力依旧沉重。
自9月起，多地教育部门发布通知，宣布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市所有小学停止征订教辅材料，推“一科一辅”，严禁向一、二年级学生及家长推荐教辅材料。这是继中共2021年7月推出“双减”政策，又以“一科一辅”名义严管教辅材料进入中小学。
所谓“一科一辅”就是每个学科每学期只推荐一种教辅材料，供学生自愿选用。“双减”指“减轻校内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补习负担”。
然而，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教育专家指出，这一政策恐怕难以撼动中国根深蒂固的教育商业化与利益链条，“一科一辅”恐将再次沦为“一阵风”式的政治运动。
“一科一辅”上路 家长担忧 经销商：越限制越泛滥
据党媒央视网9月报导，广东深圳、江苏泰州、江西抚州等多地教育部门已陆续下达通知。新规明确指出，学校不得统一征订或推荐多套教辅，并要求免费提供指定教材给学生使用。
官方声称，此举旨在“治理教辅材料进校乱象”，防止学校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参考书，避免利益输送与腐败问题。
然而，多数家长对此政策并不放心。一位安徽初中生家长表示，孩子在初二、初三升学压力极大，“没有大量练习的情况下，很难提高成绩”。他担心若学校不再统一推荐教辅，家长反而要自行挑选，造成更多困扰。
教辅经销商亦透露，过去部分学校每位学生发放两至三套教辅，“有的地方甚至达四套”，但教育部评审版内容浅薄、练习少，与实际考试难度落差极大，导致民间对教辅依赖加深，教辅市场非但未减反增，呈现出越限制越泛滥的局面。
教培老师：政策只是“一阵风” 分数导向难改
曾任广州K12教培老师的袁崛向大纪元表示，中共的教育政策一贯是“一阵风式运动”。“就像2021年的‘双减’一样，声势很大，但风头过去后，整个教培行业又死灰复燃。”
他直言，在中国“以分数为唯一选拔标准”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家长、学校都被迫追求高分，教辅材料成为必需品。
袁崛进一步指出：“教育部想严管教辅，实际上是想一统天下，把地方教培机构的利益纳入中央系统。他们打着‘减负’的旗号，却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他强调，中国的教培与教辅早已形成庞大的产业链，从教育部门、出版机构到地方学校，都有利益纠葛。
为规避政策，许多培训机构将补习课“改头换面”——数学改称“逻辑课”、语文变成“表达能力课”。“这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因为只要高考制度不变，学校和机构就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袁崛说。
他并透露，即使“双减”实施多年，广州教培机构的生源依然稳定，“尤其是初三、高三毕业季，学生仍然爆满。”他认为，在“分数至上”与“升学率竞争”压力下，中共提倡的数字教育根本推不下去，教育现代化离发达国家的创新、自由发挥模式还非常遥远。
家长亲述：名校作业负担重 “双减”成空谈
原住湖北、今年5月移居美国的家长张宇，育有两名小学子女。她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回忆孩子在湖北省重点小学就读时的经历，直言“双减”完全没有落实。
“学校教你1加1等于2，但考试却问你2乘以2等于几。”张宇举例说，孩子一年级时被罚抄写“莺歌燕舞”四字各写50遍，“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这相当于写200个笔画复杂的字。作业经常写到晚上十一点。”当她向老师反映孩子不会写时，老师仍要求完成作业。
她无奈说道，国家政策说要减轻孩子的负担，晚上九点钟之后不写作业要睡觉，但第二天上课孩子交不上作业怎么办？
“我有个朋友的孩子也是一年级，早上没交作业，被老师罚站在门口一个早上。那你只能让孩子去迎合学校，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在家长张宇看来，“一科一辅”或“双减”政策并未缓解焦虑，孩子在中国的日常现实早已说明一切：“每天写作业写到十一点，学校老师不教考试内容，补习班满街都是。你说这样叫‘减负’吗？”
学校老师不教重点 孩子需到外面补习
张宇指出，教育部虽下令禁止校外培训，但暗地里的补习班比比皆是。“国家说不许补课，但学校老师不教重点内容，家长就得送孩子去外面补习。”
在她孩子学校旁，周末培训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她直言：“培训机构收费、上缴税收、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一个产业链。”
张宇说，培训机构如今打“擦边球”，“不让补数学就开‘逻辑课’，不让补语文就开‘口才课’。艺术学校里根本没画画，教的全是数学思维和语文表达。”
她提到，许多“黑补习点”极为隐秘，“不是熟人介绍进不去，有的甚至要翻窗户进去”。
张宇还谈到家庭负担沉重：“我和老公一个月挣一万块，扣除房贷和日常开销后，还得留钱给孩子上补习班，一学期光数学和语文就要一两万，更别提钢琴、画画。”
专家：教育商业化难以根除 政策成“作秀”
《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王赫认为，中国教育长期陷入“商业化陷阱”，教科书与教辅材料成为高利润产业。“很多出版公司和企业靠这赚钱，学校与之合作分利。”
他说道，教辅资料过多引发社会反感，因此教育部门才“为了倾听民意、做政绩展示”，推出“一科一辅”政策。
不过，王赫直言：“这只是表面的姿态。实际上，单一政策改变不了教育体系中的利益结构。”许多老师通过变相补课挣钱，教材免费也没用，因为国家统一定的教辅太浅，学生仍需另买。
“中共的教育体制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培养奴才。”王赫说，“学生被训练成做题机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中共需要的是服从政权的工具，而不是探索真相的人。
中共维持高考指挥棒与信息封锁，让教育完全服务于政权，而非社会发展。他指出，中共多年来推动“数字教育”始终停留在口号层面，因为“只有应试教育最适合它的统治逻辑”。
此外，王赫批评，中国教育体制“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居高不下，显示教育内容与经济发展不相符。
他认为，中共若真要解决教育问题，就得打破整个教育生态与商业利益集团，甚至挑战其政治体制。但这与它的独裁目标完全相悖，所以现阶段的政策只是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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