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第一次 回故乡  当时的解放军说是支左，但凡左派都要支持，实际上是支派。从省革委会主任周兴开始，都是站在八二三一边，军区李德俊公开为八二三撑腰，发表讲话都向着八二三。我们电台的记者李彰，就是听了昆明军区李的讲话，从炮兵团派里叛杀出来的。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派性斗争。开始对电台的极左思潮反感起来。具体就是：对李振英和苏佩秋夫妇的成分，与几个持极左观点的造反派发生了分歧。黄恩河和陈桂芹等，坚持要把李苏二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划为资产阶级。我反对他们的划分法，我认为他二人并没有资本，在旧社会全靠唱单弦为生，怎能算是资产阶级！黄等人词穷，见无法驳我，就攻击我说：我家老倌是炮派，我就是炮派家属，为炮派说话，我的立场有问题。因为，尽管我是八二三派，但我听不得他们一提到炮派，就骂炮匪。我就批评他们说，不要打击一大片嘛！他几爷子就故意气我，当着我的面，口口声声：炮匪！炮匪！蓄意刺激我。 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下，打击一大片，怀疑所有人！黑白不分，是非混淆，有理无处讲的环境里，我开始反思，管你哪一派，不能再跟着造反派瞎闹了。可我又怎样独善其身呢？于是，遂与正科商量，我二人都退出造反派，远离派性争夺漩涡，回老家探亲，籍此避避风头。 于是，我夫妇二人于1967年10月，向各自单位请了探亲假。我本人于11月中旬，终于回到了阔别十九年的故乡----襄阳竹条铺。 故乡许久未亲近，阔别归来真是令人嘘唏！十九年啊十九年，人生几个十九年？我家仍在老宅基底上，已经由原来的草房变成现在的三间瓦房。这就是1949年土改时，把本族地主孙八爷的房子，分给了我家的，只是从原来的坐北朝南，改成了坐南朝北。 我家隔壁原来的四婶家，解放后，四婶因为整成地主，被整自杀了。两个儿子发扬和发润也因为歧视，流落他乡，冒险扒火车远走新疆，才算是在新疆新源县落根活了下来。因为新疆没有搞土改，不计较你是什么成分。 现在的邻居是我大伯父的孙子汉民住在里边。 四哥发达也从后湖搬回来了，住在离六哥家很近地方。四哥没有子女，六哥的儿子过继给他了一个。 二哥也住在附近，他也无儿无女，三哥儿子发朝一个儿子叫德彰的，过继给了他。 三哥住得较远，在另外一个生产队。他当时患病在家休养。 五哥家在熊营，有些远，我没有上他家去。 这次回乡是为了躲避昆明派性，逃避政治斗争的。谁知道，家乡也是分裂为两派了，相互打斗也很是凶狠。 我当然置身事外，我是回来重温亲情的。结果，一到家，我后娘就向我告状，说了我父亲许多的不是。我也没有过脑，就批评老父亲了几句。结果，把他老人家惹得大怒，骂我竟敢教训他，喝令我滚开！这下尴尬了，多亏老孃来家把我拉走。四嫂和六嫂都来劝我，叫我不要与老人家计较，我冷静下来后，就不再提家里不愉快的事，也不选边站，更是跑到后湖去探望我三爹和汤许家岗的鸿禄二叔他们这些亲戚去了。 半个月后，正科带两个儿子离开内乡来到竹条铺与我会合。这次探亲，是正科与我成亲后，头一回见到我爸。结果，我爸对他印象不佳。因为，这个女婿从来没有给他这个老丈人写过一封信！我记得父亲说过：河南人心硬！意思是对亲人不亲。我倒为他开脱，说他是因为生性谨慎，因为他家的政治成分有些高，害怕受牵连。问题是我家贫农成分啊？！ 又半月后，我们一家四口于1967年12月初，返回了昆明。结果，昆明局势还是一片混乱，形势没有一点好转。 不久，省委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正科因为属于炮派，是所谓站错队的干部，必须下放农村。 我则是到家就病了，赶紧跑医院，血压升高，医生为我开了病假一周。等我病假结束，回去局里上班没有几天。无妄之灾就突然降临到我头上。 我被诬陷为特嫌反革命，被隔离审查，限制了人身自由，长达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