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夺权  第二天，闫红彦自杀身亡的消息传来，东风广场万人批斗大会自行取消。 人人都在观看和等待，毕竟是一省大员，因为文革自戗身亡，文革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件，开了全国封疆大吏自杀的先例！天晓得会有什么雷霆万钧？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对闫自杀一事的结论，成为了各派焦急等待的对象。 当时的敌我标准简单明了，即：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谁就是反革命！闫红彦反对江青，陈伯达，就是反对中央。所以，闫被定为反革命，自杀属于叛党行为，死有余辜！于是乎，闫被戴上了：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不消说，闫的政治定性，云南造反派是最大受益者。 回到我们广播局，以张有为首的一伙人，集中火力攻击姚桂兰。张与姚原本都是一起造反工作组的首义人，但在针对炮打省委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姚是只反工作组，不反省委，尤其是反对把赵建民弄来游街示众！张有就等现在闫红彦被定性后，姚是保皇派确定无疑，就把姚揪到大卡车上，车上装有广播喇叭，与姚有个人恩怨的崔淑霭趁机发泄对姚的私愤，上去薅住姚的头发，将她押在卡车上，开出广播局大门，驶向人民路，继而，东风路，转向华山西路，姚的家就在华山西路水晶宫，然后，再转入翠湖路，然后转东风西路，接着回到人民西路，返回广播局。姚当然爱面子不想被亲朋好友熟人瞧见被游街示众的狼狈样，几次三番要蹲下来，可崔淑霭却不依不饶，死命揪住她的头发，不让她躲避，最后，崔愣是把她头发薅下来几缕！ 卡车游街示众，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创！其目的就是让游街人公开受辱，颜面扫地。大卡车开得很慢，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姚是如何“保皇”和“保省委”的罪行！这种形式的“革命行动”，就拉开了昆明市群众斗群众的暴力序幕。在以后的日子里，各单位揪斗游街的闹剧层出不穷，，有的将走资派挂上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披上麻布背心，等等，极尽丑化人格形象之能事，大有相互攀比之风气。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成为了展示人性丑态的大舞台。 1967年元旦来临，没有年假，没有新年好，没有任何节气，没有烟花焰火，更没有聚餐和晚会。一切都让位给文化革命的洪流，一般老百姓人心惶惶，担心不知在什么时候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 电台在省委工作组撤离后，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我随大流也参加了进去。 元旦过后，一月十六日从广播里传来，上海一月风暴的消息：上海工总司夺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人民日报》，《红旗》，两报一刊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文章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毛的最新指示，犹如一颗精神原子弹，在全中国爆发开来，向一切敢于不听他话的领导人施以毁灭性打击。 结果这天晚上，电台的战斗团成员听了文章广播后，立刻与《云南日报》的造反派联系，在与对方取得一致看法后，认为这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令，叫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去夺各地各单位当权派的权！造反派当然高兴万分，毛主席党中央撑腰，啥不敢干？ 战斗团推举龙新献执笔，撰写了夺权声明，在声明中历数了广播局和电台的当权派，十七年来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宣称：从1967年1月17日开始，由局和台里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 这个夺权声明不仅在广播电台汉语节目《新闻与报纸摘要》和《全省各地联播》中播出，还翻译成少数民族语音在《民族语节目》中广播，还在《云南广播节目》报上登载，印发上万份发送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台和本省内各专州县和地区，影响可谓巨大。 我当时正是《云南广播节目》报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