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广播局的文化大革命

 第一批被省委工作组揪出来的”三反“分子有：杨尧章，段美珍。她两个的罪名是：修正主义播音员。
林文启，局党委委员，被定义为云南日报三反分子李孟北推荐来的接班人。
沈裕华，文艺组组长，被定为周扬黑线上的人物。
水忠民，总编室负责人，被定为怀疑大跃进和三面红旗反动分子。
段永生，因其曾与柬埔寨西哈努克接触过，西哈努克到我们电台录音时，他是录音员。西哈努克送过他一张名片，这下完了！被整为”里通外国“罪名。
丁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老干部，只因为在修改广播稿时，删去了一句毛主席语录，着整成三反分子。
何伟，李孟北之妻，文革前由云南日报调到广播局出任总编辑。现在，随着李孟北被打倒，她也被轰回云南日报社。
局长施群原来是在云南大学上班，与高治国在云大共过事。高治国调到省委后，他也调到了广播局。高治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祭旗，施群就被牵连，被工作组排斥夺权靠边站了。
省委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用1957年反右的手段，凡有人对彼等工作不满者，暗中记录其言行，准备秋后算账，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然而，这种玩法过时了。从北京传来消息，刘少奇派到清华和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路线的，毛泽东发话啦！工作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何其毒也！“
一时之间，大学的第一批大学生冲到电台造反工作组，指控省委工作组执行了刘邓路线，要炮轰省委，撵走工作组。工作组组长田维扬，暗中指使录音员在接待室安装了窃听录音机，把大学生们的不轨言论尽数录制下来，准备日后报复这些高校造反派。
然而，田维扬们万万没有想到，8月从北京传来消息，毛泽东本人亲自下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横空出世，犹如晴天霹雳，把省委以及工作组震懵了！一夜功夫，他们从座上宾跌落为阶下囚，成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言人，成为了被批评的对象！这是何等的讽刺啊！别说工作组，就是广大革命群众，一时间都回不过神来，都下不了台。
广播局的第一批造反派，是局政治处的姚桂兰，她最先反应过来，振臂一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紧随着她的是播出部的几个播音员：崔酉年，高佩琳，肖乃璧及记者张有，她们从文革伊始就赞同大学生的口号“炮轰省委”，结果，被工作组暗中整了黑材料。这下好了！有了毛的大字报，她们可是翻身了，揪住工作组猛整，反过来批判工作组了。
批判工作组的大会开过许多次，工作组一个个被斗得灰头土脸，约莫个把月，1966年9月，工作组在人心尽失，被革命群众围攻批判之后，撤离了广播事业局。
此时，昆明工学院的研究生黄兆其，率领一帮大学生于八月二十三日，冲进省委机关大院造反，炮轰省委具体行动。黄兆其顺势在工学院成立了“八二三”造反兵团。精彩的是，以朱家璧女儿，朱勉生率领的中学生组织，反对炮打省委，属于保皇派。结果，当黄兆其率大学生冲进省委夺权后，朱勉生们就败下阵来，毕竟黄是有毛的大字报加持，谁人能与之争锋？
八二三揪住省委副书记赵建民，并将之强行游街示众后，更发气焰嚣张，要揪斗省委书记闫红彦！闫闻听了消息后，躲入小麦雨（应为小麦溪----编者注），云南军区警卫团所在地。在这里他拨打了中央文革小组电话，说群众要他在昆明东风广场当众承认执行了刘邓路线！他不认为有错，不想参加，怎么办？陈伯达接听了电话，回说：“江青说了，你必须参加群众大会，接受群众批判。”据说：陕北人的闫红彦，听不懂福建人的陈伯达说些什么！就继续拨打中南海，要向毛直接求救。结果，是江青接听了。她意思和陈伯达电话传达的差不多，怂恿闫从群众来，还要到群众中去嘛！然后，主席忙，没工夫接你电话。
闫撂了电话后，不知想了些什么。反正，他在夜里留下便条：腾波！江青，陈伯达逼我走上绝路！之后就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了。闫红彦当然是抗拒这种群众造反运动的，他受不了被游街被示众侮辱人格，二选一面前，他选择了以死抗议。就这样，堂堂一个省委书记，解放军大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践行了：士可杀不可辱！
一生戎马拿命搏，怎奈何小鬼紧逼，罢罢罢，爷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