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劳改

 1969年春，我随一群省广播事业局的审查对象被强迫至昆明市郊区沙朗，广播事业局自办农场，进行所谓“劳动改造”。这农场位于昆明市郊区西边，是个名叫：龙池的山区。此地最早是省里一个食品贸易部门的生产基地。有养牛，马和猪的圈舍。还有一个三合院，一个仓库，一个果园，还有两座山林，一片土地。风景幽静，与周围农民村寨相隔二里多路。有山泉，还有草场，相当理想的世外桃源。省广播事业局为了备战需要，就从食品贸易部门购买了过来。在1969年秋季开始，由解放军工程兵部队设计施工，在山体开挖土石方，建造了隐藏在山洞里的战备发射电台。这个广播发射台，相当隐蔽，如果你从正面或高空观看，就是众多山峰之一。
随着农场的扩建，又添了新建筑，在原有的住房基础上，又建盖了一个四合院，还有两排小平房，两个猪圈，可养猪五，六十头。还利用原来的牛马圈，养了四五十支山羊，此外，还养得有几十只鸡。
农场一开始，全是未定性的“牛鬼蛇神”，“走资派”在劳动和管理。后来开始斗，批，改运动后，广播事业局干部又分批轮流下到农场集中脱产学习，所谓：解放干部，党员重新登记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每次五十多人，每人半天政治活动，半天下地劳作，或者放羊，喂猪，等等。
我们审查对象，是党员的，就去参加党小组的半天活动，非党员的，就整天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
我一开始，是负责在农场做饭。大约两个月后，局里，台里的在职干部们下来“斗，批，改”后，就叫我去喂猪，煮猪食，清除猪厩，还要粉碎猪饲料。
每一批局里台里下来参加搞“斗，批，改”的职工，不到两个月就轮换一批。他她们每周都有大客车在周末下午专门接回昆明家中度周末，然后，周一早上九点专车送回农场。沙朗距离昆明约二十公里路，加上农场距离沙朗镇约三公里，专车一个小时即可到家。
第一，二批下来的职工，对待我们被审查的人，还算人道主义，到了第三，四批下来，就开始对我们施行暴政了！
那时候最时髦名词就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在宣传部门实行“掺沙子”的做法，广播电台属于上层建筑，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然要猛掺沙子，大批转业军人进入广播电台上班。这些“沙子”，都是文化水平很低的前大兵，对我们这些所谓：审查对象，尤其凶残。这当中有个“沙子”，不知为何？天天盯着我和水忠民，呼来喝去，公鸭嗓子成天在耳边叫唤，真令人讨厌死了！
还有一个名叫：陶盛文的地方台记者，也是不爽我，成天跑来瞎指挥。我本来已经超负荷忙碌了，结果，他还命令我负责一块菜地，命令我锄草，看管。我这边养猪哪里顾得上看管菜地。结果，某天一个附近农民路过菜地，偷了地里两个南瓜，被他们给逮到了。陶不敢拿农民怎么样，反倒批斗我，拿我出气，批我不负责任，疏忽职守。又有一次，我打猪草，把南瓜的岔枝撇下来，当了猪饲料。结果，被陶看见，他就批我是故意破坏生产。这个老兄根本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狗屁不懂，当地农民都要把南瓜多余岔枝撇掉，让养分供给主枝，南瓜才能结得硕大！他就是那个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混账典型！
在农场期间，可笑的事件层出不穷。那个炮派战士梁家祥，罪名是外逃分子。他被贬到农场后，分配去做牧羊。某次职工周末返昆回家度假时，他因为太想家，就也跑上革命群众乘坐的大客车。专车开走后不久，被人发现梁失踪不见了。农场监管马上派人骑摩托车，追上了度假专车，愣是把混入革命群众中的梁家祥给抓了回来。可想而知，一场暴风骤雨似的批斗降临到了他头上。
王树珍跟我在一块喂猪。她有一次顶撞了一个老转（转业军人简称）。那人为了报复她，就大发淫威，拿她出气，竟然开会斗争她，罚她跪在地上半天，然后还不依不饶，罚她不得休息，继续粉碎包谷杆猪饲料一整天。
最可恨的就是：不让人说真话。谁说真话就斗争谁！我有一次在写思想汇报时，汇报了我的真实想法。我在汇报中这样说：我被隔离审查两年了，还不知道为什么罪被审查？请专案组明示。这下子就如捅了马蜂窝！专案组自我来到农场后，就对我不审不问，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就好像遗忘了还有我这个人的存在。现在读了我的思想汇报，他们发现我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向他们“进攻”了！这些政治神棍恼火了。于是，他们就组织了一次批斗会，要打杀一下我这个“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
批斗会一开始，主持人说：“孙映芳装疯卖傻！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审查她？你们大家说说她的问题。“
张道刚第一个发言：你给你姐姐孙荫南寄传单是不是问题？你叫你父亲打假电报谎称病危，让你请假回家探亲是不是问题？你在中学时候，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是不是问题？咋个能说你没有问题呢？
至于后边其他人发言，还说了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我现在也回想不起了。总之，在这个中国式法西斯统治的岁月里，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你的真实想法，也要被禁锢。只能说假话，不能吐真言，当真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