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黑崽子   当时，我的两个儿子。王延十一岁，王放八岁。学校停课。孩子们都参加了红小兵组织，人手一本红宝书，口中唱着：“拿起笔来作刀枪”的造反派歌曲，先是把学校校长到教务主任批倒批臭，然后纷纷走出校门，杀向社会，冲击机关，闹起“革命”来了。我就记得，王延小小年纪就夜不归宿，大清早摸回家里，问他干嘛熬夜？说是去参加了红卫兵冲击五华山省政府的行动，口气中难掩稚气干云。 因为社会分裂为两大派，学生们也不例外。一派是以云南省前地下党边纵司令朱家璧女儿朱勉生为首的保皇派，成员多为干部子女中学生。一派是拥护八二三炮轰省委的夺权派。朱勉生们因为力保的省委书记闫红彦自杀身亡，从而失势坠落政治舞台。一夜之间，红五类干部子女的红卫兵，统统成为了黑崽子，因为她他们都是力保省委书记的，从而与自己父母一并沦为保皇派。 失势的政治派别，当然要被惩罚。1967年12月15日，省委机关大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非年非节的所为何事？原来就是所谓站错队（保皇派）的干部们，统统赶下乡去劳动改造，美其名曰：五七干校。 我因为在两天前，就被省广播电台造反派扣押，搞所谓：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幸的是，正科也在第一批五七干校的学员名单中。我的两个儿子，顿时失去了父母，小小年纪就沦为父母双全的孤儿！经受着政治风浪的冲击，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漩涡中努力活着。 1968年4月，云南省广播局的职工轮换下到沙朗局农场劳动，我因为和局里一个八派头头张宝泰比较熟识，就去找他求情，准我一个星期的事假，让我回到昆明家中看看。 我一到家，只见家里乱糟糟，木地板上的污垢足有半寸厚，桌椅表面灰尘满布，床上的被褥床单黑乎乎的。失去父母关照的小孩子犹如叫花子一样活着。我虽然请了事假，但在白天还得上电台去劳动，只有晚上才有时间给孩子们洗涤衣服被单，缝补破衣烂裤。只有这时，才能母子团聚，听他小哥两诉说这一段没有父母的日子是怎样悲惨。 延儿说：自打你被揪斗后，电台造反派来人到我家抄家一次。把外公写给你的信统统拿走了，还把你们的中外古典文学以及英文教科书都没收了。然后，爸爸下到五七干校后，大院食堂不准我们就餐了，统统赶到商干校食堂搭伙吃饭，该食堂距离我家最远，公交车一站路，途中要经过西坝桥，经常有社会歹徒强人拦住，说要买路钱，才让通行。一次索要几角至一元不等。因为当时公检法都瘫痪了，社会上的地痞流氓都出来兴风作浪，社会治安超级差，谁拳头大谁就是王。我们没有手表，无法知道时间，去到食堂晚了，没有菜了，只能啃光饭。每人每月的二两定量供应猪肉，每个月都吃不着。因为，炊事员每次都说，你们来晚了，卖完了。下回补吧！等到下次，又说是来晚了，卖完了，下次补！结果是，一次也没有吃上定量肉。半年了，每个月的定量肉都被炊事员贪污了！欺我们没有父母可以打抱不平！？ 我爸爸的单车，大院里的大孩子都要骑，根本变成了不要钱的公车。最后还被一个干部拿走了，美其名曰：我替你小哥两保管，免得那些大孩子众人骑，坏得快。 家属委员会的人也来欺负我们，叫我们黑崽子。说我们父母都有问题！我们家养的鸡，也被熟人偷走了。还有一些大孩子，跑到我家向着国防路朝行人抛南瓜块，后来，又隔着国防路朝军区政治部开石头仗。哪怕我在家的这一周时间，对面军区政治部的孩子，还在朝我家窗户砸石头。晚上不能开灯，对面政治部的孩子看见我家灯亮，就用石头砸窗户。 因为小哥两受欺负，就在延儿23中同学怂恿下，找龙云侍卫长家儿子，用35斤全国粮票换来一条狼犬，为的是有看家壮胆的保镖。结果，家委会不让养，说要没收。只好送人。我只好出钱请个社会人为我提供“保护”，每个月给他30块保护费。 那时，整个国家物资缺乏，食堂伙食一个月十元钱就够了，小孩子爱吃的水果糖都断供，零嘴零食也就是葵花子，咸菜，腌萝卜之类。小孩子有钱也花不出去。问题是，大院里的孩子们都上我家来蹭吃蹭喝小哥两，他二人也乐得慷父母钱之慨，呼朋唤友图个热闹，每个月下来，我们父母留给他二人的生活费60元，竟然一分不剩！我们夫妇二人本来是给他小哥两每人每月30元。这次，我把自己的俄罗斯手表也留给了大儿子，希望他能掌控时间，再不至于忘记了食堂开饭时间，而饿肚子。 （编者注：我印象中是每个月去省委保卫处找李建尧讨要我爸月工资106元，从来没有得到过我妈送来的生活费30元！她当时没有了人身自由，只好托人，谁为她送钱？谁？多半是被趁火打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