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武汉水灾  1954年夏天，武汉遭遇倾盆大雨，一口气接连下了许多日子，导致了洪水泛滥，江汉关的水文刻度标示着长江水位一直上涨，已经超过了警戒线！后来的荆江分洪工程当时还没有上马施工，武汉市遭遇了几十年未遇的水灾。 武汉市政府紧急动员，全市军民投入抢险抗洪斗争中。当时整天豪雨不停，街上行人稀少，能看到的都是一辆辆穿梭往返的大卡车，满载着沙袋及各种抢险物资驶向险情地段。 我们医院所在汉口，已经因为地势低洼，长江水已经倒灌被淹，人们用沙袋把整个汉口筑起了堤坝，即便如此，长江水位还是高过汉口地面许多。 我们医护人员上下班，都要行走在水深及膝盖的泥水中，我们的宿舍门口都砌上了防水坝，才阻止了长江水登堂入室。 在抗洪抢险的日日夜夜里，大批量的人员因为超负荷的劳力，疲累过度，加上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遭风吹雨淋而最终病倒的不计其数。就我们医院来说，每天都有许多人被抬进来送入病房抢救。 我所在的内科病房更是人满为患，病房里增加了病床，还是不够入住，只好安排躺在过道和走廊。病人大多都是高烧发热40°以上，一上床就安排输液抢救。 我们护士一上班就如上战场，马不停蹄，人不停手，忙到喘气兮兮，汗流浃背。打针，喂药，铺床，给病人用酒精洗澡降体温，分分钟都是与病魔作斗争，让人紧张不已。 进入抗洪抢险的七八月份，我当时又怀孕了，紧张的工作，体力的透支，每次下班浑身是汗，甚至裤腰带都湿透了。 超高压工作累得我筋疲力尽，人一下班，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宿舍床上，再也爬不起来，吃饭的劲都没有了，只想睡觉。 那时节，医院护士是很辛苦的职业。哪像如今的医院护士，一人只管几个病人，只管打针送药，什么脏活累活都叫陪护病人家属去干。两相比较，现在的护士真是太轻松了。 几个多月的武汉特大水灾终于在全体军民的拼命抵抗下，没有如同1931年武汉水灾那样，让武汉变成为泽国，尤其是在人员伤亡方面，非民国时期的水灾损失可比，这一点还是要点赞一下共产党的“人定胜天”，在自然灾害面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组织起人海战，誓与武汉共存亡！ 1931年武汉水灾就无法可比，有钱人出逃，穷人自顾自，面对自然灾害，整个社会散沙一盘，任由水灾肆虐，后果当然惨痛。 经历过这次玩命工作的阶段，我感觉这份护士工作，从精神到肉体都吃不消了。尤其是精神方面，每次上班都要从小儿科病房经过，这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触景生情，刺痛我的神经，触发我的痛苦回忆。 所以，我心中萌生了离开协和医院的想法，不愿意在这个医护行当里讨生活了。 刚好到了1954年秋，中共中央开始精简机构，撤销了大行政区划。 中南局没有了，中南工人日报是原来大行政区的报纸，也随之撤销停刊。原报社的职工，一部分上调充实北京的中国工人日报，一部分留在武汉分配到武昌的湖北日报和汉口的长江日报社。正科属于上调北京的这部分职工，可以携带家眷，去北京参加分配工作。 我当然就毅然决然离开了令我爱恨交加的武汉协和医院，随同正科一起上调到北京。 1955年初，我们一行原《中南工人日报》报社的职工和家属，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中国工人日报》报社。 正科被分派到报社秘书组，出任组长。 我因为对协和医院的医疗事故，产生了对于整个医护行业的职业性反感，不想再从事这份辛苦工作，再加上自己又再次面临生产，对于自己的头胎儿子死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心理阴影弥久未散。 我就没有再提重返北京任何一家医院工作的要求，而是要求改行，就在报社参加分配工作。这样，我也就成为了中国工人日报的职工，分配在报社资料室从事资料管理工作。 现在回头看，改行对于我的此后人生，又是一个错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