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恢复时期的生活

困难时期我最愁的是因为那些年全国棉花因干旱而减产。原来每人每年可以发十尺的布票，现在倒好，只能发1.5尺！你想是什么慨念？只够缝条裤衩穿！大人们只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孩穿家长不穿的旧衣服，讲究点的家里，把家长的旧衣破衣改造一下，成为小孩衣服，不讲究的，直接就让孩子穿上松垮垮的旧军装或者中山装。我家是王延因为长高穿不了的衣服，给王放穿。王放穿的裤子最肯破损，因为他总是趴在地上玩玻璃弹，裤子膝盖处极易磨损，都是我给他补补丁，一层又一层。
当时，全国人民将穿破衣烂衫视为革命者本色，实在是不得已。
这种补丁衣服，现在看不见了，只有怀旧电影里才会出现。谢天谢地。
吃的方面，我们机关干部都是在大食堂，15级及其以上干部中灶吃饭，十级以上可以吃小灶。那时候的特权似乎没有人反对，人人都觉得应该如此，因为人家高级干部在搏命的时候，你们在哪？他们可是”脑壳别在裤腰带上，跟国民党玩过命“。现在革命成功，享受一下自不待说。
我家都是正科带两个儿子在省委大食堂吃饭，我在省广播电台大食堂吃饭。1962年，正科下乡参与四清工作队后，两个儿子就自行前往食堂吃饭。我发现二哥两日渐消瘦，一经询问饮食情况，才知道他两因为贪玩，总是不按时就餐，经常晚到，菜都卖完了。只有吃免费的菜叶清汤泡饭，这样一来二去的，胃口吃坏了，食欲渐失，每餐只吃一两饭，而他两正值身体发育年龄，长此以往，对成长不利。正科一直不在家，我只好把我的粮食关系转到省委机关食堂，天天下班就跑省委食堂，牺牲午休时间，监督着他小哥两正常吃饭，这招管用，经过一段时间后，两小家伙的饮食才算恢复正常。
1963-1965这三年，正科一直在农村蹲点。我家就我一个，要带两个儿子。我家住在省委一号院，距离我的单位省广播电台，潘家湾2号（现在的人民西路47号），有两站多路，来去得耗半个小时。当时工作又忙，家务又重，两个儿子又调皮。只好买了辆苏联女式自行车，为上下班通勤节约时间。
1964年春，小学开学，王放不到入学年龄7岁，要等多一年才能入学。那时有自费班，可以掏钱提前入学，美其名曰：民办班。我把王放报名民办班。结果，报名时发现有重名之人，只好为他改个名字，但当时改名很难，要跑公安局申请，批准后，户口管理备案后才能改。但是添个字可行，无需申请。只好在他的名字后添加了个海字，取意：马列主义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在此时，顺带也给王延添了一字：峰。取意：无限风光在险峰。
那年头，更改名字很是时髦，人们通过更改孩子名字，来和中国旧文化传统决裂。我家儿子就没有按照老王家的族谱，用字辈命名。更有决绝者家长，取名：东风，革命，左派，等等。
延锋与放海哥两都在一个学校：昆明市二十二中小学部，该校就在省委一号院旁边。为了小孩们上学方便，在靠近小学一侧大院围墙上开了一个小门，专门为省委一号院的孩子们上下学方便。不然的话，孩子们绕道大门出去上下学，得走两站路。这个小门有专人负责开关门。这样一来，家长们都不用每天去接送孩子花时间了。
王延峰与王放海哥弟上学后，都爱学习。这跟我在他们幼儿时期就刻意培养他俩对书的兴趣是分不开的。我经常给他们读小人书中的故事，给他们订阅《儿童时代》，《小朋友》，《少年报》等儿童读物。那时节，还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游戏机，读小人书是孩子们的最大乐趣。
延锋和放海在小学时期，每学期都评为三好学生。一年级时，就带上了红领巾。要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二人定能顺利升学直至高等学府，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可惜人生从来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