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艰难岁月
 

我这生的艰难岁月，始于1939年。
此前的我应该是生活环境比较好的，家里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平，吃穿用等都不愁。父亲在教会的薪水，月月都有结余，母亲又善于持家，把闲钱拿来参与民间跟会，收取利息，让钱挣钱。我家从来都是最后跟会，得利很高自不消说。
直到1939年，武汉被日本鬼子沦陷后，日本的飞机经常出现在鄂北一带上空轰炸。然后，1940年，襄樊城教会的许多人都逃难到了茨河，我才感到家里日子不好过了。
抗战期间，茨河小镇，不仅受日本鬼子的轰炸机骚扰，地面还要遭受国民党军队的骚扰，你说老百姓的日子怎得安宁？
白日间，每逢警报响起，人们就提心吊胆，纷纷逃进防空洞。我那时虽小也知道，防空警报分三种：预备警报。通知人们敌机出动了。告诉人们赶快做好躲避准备，携带值钱的物品藏身洞中，切勿在街上行走了。紧急警报。告诉我们敌机已经当空，没有来得及躲避的人，立刻停止行走，就地卧倒。解除警报。告诉我们敌机飞走了，危险消除了，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了。
防空警报有时一天数次，有时夜里也响。那可真是弄得我们寝食难安，尤其是听到紧急警报，只要听到是它叫唤，整个人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的感觉。
我们也是被日本军机的骚扰整得怕了，只好逃到了距离茨河镇十多里外的大山农村去，在这里就没有敌机的骚扰和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了。因为山上农民居住分散，没有像镇上成片的房屋，敌机也就没有轰炸，没有丢下过炸弹。
往后的日子就像走下坡路，越来越低，越来越难了。1942年我家是彻底家道中落，父亲失业，母亲病故。离开茨河，搬回了竹条铺。最初，连个落脚处都没有，只能暂时借住汤许家岗鸿禄二叔家。我和嫂子靠种地维持一家三口生活。1943年，父亲在双沟找到一份私塾工作。1944年，他辞馆回家还带回一个后母。我家才从汤许家岗搬回老屋，在原来地基上，盖起了两间草房。这年继母生下个女孩，因为营养不良，患了软骨病，活了半岁后就夭折了。
我们房前有一亩菜地，父亲早晚种菜，自己吃不完的，就让继母拿到市场上卖掉，用卖菜的钱换盐吃。
1946年，我家被四婶家失火殃及，两间草房，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从此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点。除了三夏，三秋两季能吃到干饭外，其余农闲时间，只有稀饭或者瓜菜再或者杂粮充饥。冬天只吃两顿，顿顿稀饭。晚上七点钟天黑了，为了节省点灯的油钱，不到九点洗洗睡了。
1948年1月到7月，我又失学在家，那些日子真是过得非常艰难，粗茶淡饭，缺油少盐。那时候，经常为了咸盐发愁，因为战乱交通不便，盐比米贵，当时一公斤大米换不来一市斤盐。
1949年，我跑到汉口普仁护校读书。襄樊第二次解放。我家在土改时，划为了贫农。因为继母又生了两个妹妹（大妹映东49年出生，二妹映壁51年出生）我家人口增加了，原来的四亩地按人头分不够饭吃，所以，又分了几亩土地，还有三间瓦房。从此，父亲和继母的生活才算是有好转。
1959年秋开始，到1962年冬，这是我此生经历过的第三个艰难岁月，相信全中国不止我一个活得来煎熬。大跃进给全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罄竹难书！仅就我在机关里的生活说说。
1959年我从农村调回昆明后，原来的单位云南工人日报遭撤销了。我被分配到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这时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干部们都自动勒紧裤带，减少口粮供应。我从此前的二十七斤减到二十五斤，和一般市民一个标准。虽说只减了两斤，但由于肉食品供应也减少了，吃的又是粗粮和杂粮，或者萝卜白菜清水煮，营养不良，肚腹空空，整天都在饥饿中，夜里睡着都会饿醒，真不是个滋味。
你想啊：二两菜油，二两猪肉，一块豆腐，二两白糖，就这些副食供应，要你熬一个月，哪里够吃呢？许多干部的水肿病就是这样患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