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昆明 来到了昆明以后，因为家家的行李辎重还在途中。云南省总工会安排我们住省工会招待所。第二天省工会又安排车辆送我们去安宁县到访天下第一汤，安宁温泉泡澡。第三天又派车派人陪我们到白鱼口省工人疗养院参观，并顺路游玩了位于滇池边的龙云别墅，在那座仅用石头垒成的石房子后边，我们都拍了纪念照。后来又在附近餐馆里品尝了从滇池水里现打上来的鲤鱼烹饪。 来到昆明第四天，我们从北京下放来的五人都分配了工作，正式上班。梅村成为云南省工会机关刊物《云南工人日报》报社主编，正科出任编委会编委，郭桑是编辑，我与许肇惠一同分到通联组，负责与各地通讯员的通信联络工作。 结果，祸不单行，福不双降。在省工会《云南工人日报》社工作不到两个月，1957年12月中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开始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了！ 我，又一次面临下放。 云南省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由省委书记马继孔作了动员报告。号召全省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下放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里有广阔天地，农村是锻炼干部的好地方，等等，等等。 马继孔动员报告会后，省级各机关部门组织了干部讨论。我们云南工人日报编辑部，有几个年轻记者，编辑就想不通。吴启干，曾发玺，等几人甚至提出意见，反对干部下放。因为, 他们认为：叫干部下去当工人，当社员，是浪费人才。而且，一年后，就停发工资，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这显然脱离了现实。因为，干部下基层后，城里的家庭怎么办？如何安排？家中年迈父母由谁照看，由谁赡养？这些实际困难怎样克服？ 我因为有了前不久整风反右的经验教训，知道了“开口是银，闭口是金”古训！晓得了“枪打出头鸟”的人心险恶！整个讨论期间，一言不发，以免被人抓小辫子，秋后算账。 许肇惠因为有三个孩子，然后，梅村又是老干部，在报社编辑部任主编，要起带头作用。所以，她自动申请退职，回家去当全职家庭妇女。要知道，在中国当一个家庭妇女，非但没有了工资，以后更是没有了退休金可拿哦！牺牲可谓不小。 吴启干，曾发玺，张文英，唐礼洵等几人，因反对干部下放，提出各种各样困难，最终还是难逃下放一劫，分别被下放到了昆明铁路局和昆明火柴厂当了工人。我和同报社安吉玉，还有省工会的机关干部，文纪律，李旭久，唐熙民，严某某     等五人，则被下放至晋宁县人民公社当了农民。好听的说法，那时不叫农民，叫社员。 我这时才明白什么叫做下放，什么叫做惩罚！ 五十年代，一般干部思想都单纯，都把下放，把到基层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视为与有荣焉的光荣事业。 我们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三年多时间。说老实话，我们对于北京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一是北京气候不好，夏热冬寒。室内室外温差大。冬天容易感冒。二是春天风沙太大，大气环境污染严重。从内蒙古刮来的风沙，叫人受不了。人们春天出门，都用纱巾蒙着脸，以防沙子进入眼睛，口鼻。室内的灰沙一天不扫，仅桌椅上就是肉眼可见一层沙灰。三是消费高，许多副食品都要靠外省调入，生活水平较之一般城市要高得多。 有了以上三个致命伤，再加上反右斗争高压下我个人处境的窘况。我个人认为：北京乃非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所以，听说要下放，要离开北京，我本人心里并没有什么舍不得。反倒是积极行动起来，收拾行李，整装待发。 1955年从汉口调到北京，我们是才组建的小家庭，特别是儿子医疗事故夭折后，我们甚至一件家俱都没有添置，留下带不走的无非是些炉灶，锅碗瓢勺之类。我两夫妻行李也就：两口箱子，两床棉被而已。这次从北京到云南，搬家就不简单，损失了除了无法带走的炉灶，锅碗瓢勺之外，还有婴儿床，橱柜，饭桌，座椅，甚至棉大衣！何波向我们推介说：昆明四季如春，厚棉衣大棉袄的根本穿不上。所以，我把当时180元，这还是56年工资提了一级，我用补发的工资特别订做的，仅在北京穿了一个冬天的毛呢大衣，现在，为了轻装上路，90元就贱卖了，足足半折！正科在沈阳驻站期间买的老羊皮大衣也贱卖了。当时，一百元买的，现在仅卖了三十元！王延穿的棉猴大衣，十八元买的只卖了九元钱！其它橱柜，饭桌，小孩床，炉子，锅碗瓢勺，全部送人。邻居王大妈跟我关系好，我送她了很多东西。柳在全国总工会当保育员，我也送她几件连衣裙还有皮鞋。可见，古人所言非虚：搬家三次，如遭火焚一次。 然而，现在又面临云南工人日报讨论下放人员名单。这时，我才醒悟：所谓下放就是变相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