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之女——映芳回忆录

离开北京 下放云南    几乎与整风和随后的反右同时，中央又号召精简机构，下放机关干部。 中国工人日报社第一批下放干部名单有：梅村（工人日报社编委）行政级别十级，许肇惠（梅村妻子）一般干部，行政级别二十一级，郭桑（编辑）行政级别十六级，王正科（记者）行政级别十六级和我，一般干部，行政级别二十一级，也双双在列。 这个名单是怎么形成的？今天看来，值得细品，估计都与反右有关，尽管正科和梅村妻子许肇惠都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恐怕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以及株连政策。 报社把正科从沈阳记者站调回北京，报社领导找他谈话，主要是说，报社干部多余了，超编了。要精简一批。现在征求他的意见。并且，透露说北京发行的《建筑月刊》需要人，问他愿不愿意去？另外，又说浙江工人日报社也需要编辑记者，还有云南工人日报和湖北长江日报，也向中央要人，他也可以选择前往。 正科回答：让我考虑考虑，并没有当场决定选择去哪家。后来，正科回家与我合计，到底上哪里去好。他考虑到《北京建筑》月刊太过专业化，他没有兴趣再去搞他不懂行的业务。所以，北京建筑月刊就不考虑了，哪怕可以继续留在北京。那时候谁人会想到一个北京户口到了今天会如此值钱！而浙江工人日报，虽说地处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但他也不想去，是因为方言障碍，怕听不懂浙江话，你想啊？浙江工人日报的采访对象都是浙江工厂工人，他们全说浙江话，你一个外省人咋个开展工作呢？总不可能带上翻译吧？想要听懂恐怕也非三月半年功夫！说回湖北武汉的气候，夏天太热，跟个火炉也似，以前在汉口中南工人日报可谓是热够了，也热怕了！不去！最后，只剩下云南工人报可以考虑，但又距离你我的故乡太远，以后探亲不方便，家乡人来看我们也不容易啊！所以说，他一直没有决定去向。 好巧不巧的，就在他考虑抉择去向的这个当口，云南省工会主席何波，来到北京开会。他知道了中国工人日报社正有干部下放充实基层，他就挑选了其中五个人：梅村，许肇惠，郭桑，还有我们两口子，进行面谈。因为，云南工人日报社也需要干部。 何波这个人很是健谈，恐怕还懂点心理学。他从云南是个大有作为的矿产资源大省说起，中国锡都，铜都，铅，锌，磷矿的储量都十分丰富，都在云南。而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是重点建设云南。昆明地处东南亚边沿，受印度洋气候影响，四季如春，本身又是历史名城，古迹很多，将来发展旅游业是块风水宝地。另外，云南话好懂，你们看我一个陕西人？在云南没有方言问题。等等，等等。他尽讲好听话给我们听，用今天的时髦说法就是忽悠。 我们五位与会者，在何波一番滔滔不绝的演说下，都被折服，都很满意。当即一致表示，同意跟他上昆明去。不劳烦报社为我们安排出路了。接下来，我们各家各户开始打点行李，准备行程，定于1957年国庆节后，由北京启程奔赴云南昆明。 当时，要从北京去往云南昆明，交通非常不便。京汉路南向只到武汉，要在汉口转车，而我们，在汉口停留了两天。 武汉是我求学三年，又工作了三年的地方，当然有一些中学同学和护校同学。经常联系的只有杨文英和薛泳二人，其他人没有了联系。在我即将离开北京时，我专门给杨文英写了封信，告诉她我什么时候路经武汉，乘坐那次列车，盼她到车站来接我们。在信中我还把下放昆明去支援边疆建设的思想，着实向她鼓吹了一番。我那时天真的以为，到艰苦的地方去，是无上荣光的行为，根本就没有把下放和过去的发配或者遭贬褫等同起来。在我当时对于云南，一个边疆落后省份的认识，还是三国上的记载：蛮荒之地，人人皆南蛮子，历来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去到那里的汉人，多数是因为充军或者戍边的军人而已。 我不明白杨文英接到我的信后，却没有来汉口火车站接我？她与我情同姐妹。我两于1944年高小时就是同窗，又是一同考入襄阳第一中学，再后又一同入读同济护校。襄阳解放战时，我两又尾随鄂北青年学生一块南下荆门，辗转到了汉口，转学进入普仁护校。毕业之后，更是一起参加中央苏区慰问团，然后一起分配到武昌东湖疗养院。可以说，我两长达十年时间，学习生活在一起，可谓：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不是姐妹胜似姐妹。所以，当我路过武汉，正好有点闲暇可以见面，我是多么期待和她手拉手，面对面，叙叙旧啊！她始终没有出现在火车月台，我是多么失望。后来，1983年，她来昆明旅游时，我两才有见面。我问她：1957年我下放云南时，给你写的信，你收到没有？杨回答说：没有！我当然不信！她在我离开东湖疗养院后，顺位成为培养对象，红得发紫，我寄给她的信怎么可能没有收到？应该是从她接触的高级干部那里，她整清楚了所谓下放边疆，实际上就是惩罚政治上出了问题的人。她当时已经入党，又升了护士长，肯定不敢来见我这个背时倒运的嫌疑人。现在只好推说没有收到过信。 我在见不到杨文英的失望之余，又去拨通了湖北省花纱布公司的电话，找到了薛泳。她是我中学时矮我一级的同学，在电话里，我告诉她我下放云南，路过汉口，现住何处，叫她过来一叙。薛泳马上就来了，可见她对于政治不敏感。我二人可谓是促膝谈心，分别讲了自武汉分别后各自的情况。她向我抱怨：孩子多（四个），负担重，她羡慕我只有一个孩子。我把准备送杨文英的礼物，全都送给了薛泳。 在武汉逗留的第二天，我们去长江大桥参观。结果，说是1957年国庆节正式通车的长江第一桥，因为展览室还没有布置完毕，并不对外开放。而我们之所以停下来，在武汉逗留两天的目的，就是参观长江大桥。这下被拒之门外，真是令人扫兴。 第三天，我们又从武汉上了去广西的火车，到了南宁就没有继续西南行的火车了，得乘坐长途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