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错案后遗症
我是中南工人日报的通讯员,有为报社写稿的任务。东湖疗养院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情况,“大贪污犯”李天锡被枪毙的消息,我当然都有如实报道,陆续刊登发表在《中南工人报》的头版。我们疗养院订得有《中南工人报》,供所有人阅读。
结果,我的新闻报道,当然就被李天锡的兄弟李天鹏及其家属读到了,对他们不谛于二次精神上的创伤。因而,他和他嫂一家人,就把对共产党的仇恨转变成对我个人的恩怨。
说起来也是可笑,这个李天鹏原先还在疗养院追求过我啊!现在因为他哥被错杀的原因,由爱转恨,再也不理我了。
李天锡的遗孀更发视我如杀夫仇人。
更糟的是,李家与我都生活在疗养院,可谓是:早不见晚见,天天都见。
于他她们而言,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从我而言。感到的是尴尬与不安。
当然,整死了李天锡与我有份,但我绝非主要责任人。因为我身为“打虎队”队长,李天锡冤案我是一直参与了的,就是这份责任,压迫着我的内心,总有对于李的冤死的内疚。
我真心想向李天锡的家属当面道歉。可是上级不允许!我从感情上,感觉自己违心做了对不起受害人,受害人家属的事,做了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
可是,李家人怎么懂得这背后的政治?我与李天锡素昧平生,无冤无仇,是因为他的旧部属指控,我们才将李隔离审查。李天锡的兄弟和他遗孀,心里的恨没有宣泄处,那荒年又没有什么国家赔偿,开个会宣布一下就了事。李的兄弟和他嫂,就冲着我和我的“打虎队”成员们,成天找茬,四处告状,一心只想把我们撵出东湖疗养院而后快。
三反五反运动,经过半年时间,终于在1952年秋天结束了。
我这个脱产搞运动的护士,在半年多的运动期间,可谓是夜以继日,每天工作长达十二个小时。结果,只抓到两头“小老虎”和一头“纸老虎”(李天锡是假老虎)。每天可谓忙得不亦乐乎,每晚只得三或四小时的睡眠。也亏当时尚未成家,没有什么家务拖累,又靠年轻气盛,身体健康。否则,真要被如此长时间的忘我辛劳给累趴下不可。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参与的新中国第一次政治运动,如此狂热辛苦,结果。都是白费劲,对于中国革命又有多大好处?真有得不偿失之慨。当然,这只是我对东湖疗养院三反五反运动的看法,一叶知秋,不敢说全中国有多少“老虎”被杀?又有多少李天锡这样的“假老虎”丧命?也不知有没有这方面全中国三反五反运动的冤假错案统计。
顺便说下与李天锡同时被枪毙的那个协和医院的药房主任。他也是纸老虎,假老虎。他没有贪污那么多,不够格”大贪污犯“,也是因为被人诬陷,错当抗拒从严的典型而被杀掉。
在整个武汉市,三反五反运动中,还有一些畏惧运动而自杀的人,他们均是中国政治斗争漩涡中的牺牲者。
就这样,在李天锡遗属不断上告的逼迫下,中南卫生部不得不把王光荣院长调离武昌东湖疗养院。
我与饶世民等几个前三反五反”打虎队“成员,也先后离开了东湖疗养院。
我于1952年10月结婚之后,鉴于李家人的无休无止骚扰,我自己主动申请调离东湖疗养院,前往汉口协和医院内科工作。
现在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离开东湖疗养院后,我的个人悲剧便一个接一个发生。我现在悔恨自己当时的年轻幼稚,意气用事,假如我当时晚一年调离,我的个人历史将又会是另外一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