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看世界
忠实记录所行所见所闻所感。
文革期间的日子就是四个字：“缺吃少穿！文革之前” 三年“困难时期”，怎么样？因为我年幼无知，对那三年没有什么印象。但我记得文革前因为嘴馋，吃多了李子，结果，腹泻住院，后又便秘，需要灌肠。当时有个医生。就对我父亲说过，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不能当举重运动员，因为营养不良发育不好是个鸡胸！可以想象那三年，像我家这种报社双职工家庭，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又是母乳喂养，后天尚且营养不良，其他家庭孩子营养状况如何？可见当时生活困难之惨烈。当然，我兄弟也是营养不良尤甚过我，那是因为我母亲初到云南时，还是戴罪之身，必须下放晋宁上蒜公社劳改，在那种处罚式劳动环境下，能够吃饱已属奢望，哪敢讲什么营养，据母亲日记所写，基本每餐就是发黑的蚕豆，云南话叫做“铁豆”者也，那就是马的饲料，人吃无非是用水煮熟。我兄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生。因为当时堕胎水平不如今天这般高超，所以，非常勉强的我母亲生下了这个严重营养不良的小儿子，我小时候都知道他的舌头有条状花纹，俗称“地图舌”的，就是严重营养不良。舌头都没有发育丰满。所以，文革的物资匮乏，我有着深刻的切身体验。
先来说说，食堂供应。省委机关一开始一共三个食堂。分别为坐落在机关大院里的小灶和坐落在家属大院靖国新村一号的中灶和大灶。小灶是为行政级别十级以上高干开设的，有名厨主理，可以吃点菜，可以招待亲朋好友。记得，文革前有一只金钱豹不知为何跑到了机关大院，被猎杀后就成了小灶当然的美餐，好像有分一杯羹给中灶食堂，大食堂么就靠边稍息。其皮被填充以稻草，做成标本，就挂在小灶食堂门口，直到文革后才不知所踪。中灶是为行政级别14级以上高干开设的，也是可以吃点菜的。而大灶，我不说你也猜得到，是为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开设的大锅饭。我记得文革前，有好些年轻的干部，在大灶食堂进餐，总会问我父亲为何会和他们一起在大灶打饭吃，都以为他是显示要亲民和低调，他们认为像他这种身份资历应该在对面中灶食堂进餐才对。不知父亲在这种问话之后会做何想，会不会后悔当年在北京《中国工人日报》礼让行政级别呢？当然的，文革后小灶和中灶食堂纷纷关闭了，又收了个原云南省商业干部学校的食堂，成为了三食堂。那时候，吃饭开始搭掺杂粮，先是五两饭，要有二两“铁豆，” 后来，“铁豆”没有了，改掺包谷面，忒难吃了。后来做成苞谷糕，这才受到普遍欢迎。食堂基本吃素，鲜少荤腥。印象中，吃到肉是老家寄来的腊肉，路上走的时间长，到我们手上都臭了，后来只有喂狗。
严格说来，见过有人杀狗但似乎没有份分一杯羹，参与过杀死一只黑猫，并分享了猫肉，现在要我说那猫肉是酸的，你别信！
除了大食堂的一日三餐，再也没有其它副食品供应，大院门口有个小卖部，除了售买理发票和洗澡票外，也不见有什么东西出售,无非有点毛巾，香皂之类。记得，后来军管以后，四十师师长入住闫家大院，他那个警卫排有个警卫叫黄昌华的四川人，不知怎么的和我成为了朋友，除了送我一顶旧军帽外，还经常带我去昆明军区军人小卖部买糕点吃。显然，军人的供应要好过地方。我两都是躲在军区围墙边，大快朵颐，不敢让人知道。后来，警卫排一个班长叫刘刚的，也成为了我朋友，也是偷偷带我到军区小卖部买糕点吃。当时两人的每月津贴应该也就几块钱，真难为他二人把我当个朋友。后来，四十师换防走了，黄昌华还送我了一张相片留作纪念。也不知这二位现在如何？应该好人有好报吧！
因为物资缺乏，当时的大院警卫排就在公共草地种植了土豆，成熟时节，我们小孩子就装作是逮铁豆虫，实则是偷偷刨土豆拿回家吃。次年又改种过南瓜，长得特多，放开了任人自取，那时也没有油，就用清水煮南瓜，吃到倒胃！我现在也不吃南瓜，就是因为文革期间警卫排栽种的南瓜吃坏了胃口。后来，南瓜多到吃不完，就切碎成块用它来袭击路人，我家窗口正好面对昆明军区政治部大门，加之父母都不在家，自然的就成了攻击楼下路人的绝佳位置。
是的，我家有养鸡，除了一只公鸡，阉割过后长肥了杀吃，其他七只母鸡，都舍不得吃，下蛋不少，吃不完又无法存放，就用瓦罐腌制。然而，又因为消毒不够，全都长花发霉，最后也是只有喂狗。结果，后来遇贼，除了一只抱窝的小母鸡外，全部被偷，至今不知贼是谁？但可以排除外贼，不是熟人不知我家鸡窝在哪。
穿的方面，文革期间我们全家没有添置过任何穿戴。我记忆当中，文革中昆明市中心近日楼那个百货大楼有没有开门都是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回去母亲老家，身处樊城这种小地方的姨奶奶，倒要offer我良容小表叔的大衣，那件衣服竟然还有些时装元素，穿在身上颇显洋气。那荒年的顺口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记得在我父母都不在家期间，曾经拜托过我婶婶来不时看顾我们兄弟，但是，她只来过一回，就是专门为我兄弟缝补衣裤，可能是因为我母亲的特嫌问题，她就怕嫌疑，一边缝补一边教训我兄弟两，之后再也不来了。
用的方面，因为，机关食堂周天是要关门休息的，所以，在家开伙就得要准备柴米油盐。一开始，父亲从北京带来的德国煤油炉派上了用场，这个浑身黄铜造就的可拆卸煤油炉子，是要用水火油在加上充气才可以工作的。汽油柴油民间供应那时都奇缺，只好回归传统，用小贩贩卖的泥巴柴火炉子。记得，要去西郊麻园火车站买煤，直接是用稻草包一包包码好，标准50公斤一包！我和父亲一人一辆单车去驼，我那时还是孩子，母亲的女士车对我而言还是高了些，坐不到座椅上，只能站着骑，就这样把50公斤煤炭弄回家来，别说我父亲为我骄傲，我自己都得意不已。定量供应的烧火柴也是，有票也不行，还要早早去瓦草庄排队。
行的方面，没有公交车，去找人串门，满昆明市就基本靠脚行走。文革期间学着抽烟，也没有多少选择，只有八分钱一包的春耕烟管够，这烟是塘子巷扁担帮挑夫的专享，我们一般要抽高一个档次的钢花烟, 当然，我那时候还没有上瘾。大院小卖部只有高档烟“牡丹”出售，要价五块！那年头五块可以买多少东西哟！冰棒才两分一只，所谓牛奶冰棒才五分一只。总之，五块钱的牡丹烟相当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