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防运动是人类史上的防疫奇迹
Al:通过这种“皮试初筛 → 尼龙袋洗粪 → 清水肉眼看毛蚴”的中国式流水线,赤脚医生们在经费极其匮乏、物资极其短缺的年代,硬是用双手在几亿人口的南方农村完成了一次次地毯式的大普查,为随后的精准治疗和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库。
这场人类史上的防疫奇迹还有许多有趣的角度,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可以告诉我:
当年为了让文盲农民听懂,血防连环画和宣传语有哪些通俗有趣的“顺口溜”?
这种“群众运动式”的防疫经验,后来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初级卫生保健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在消灭血吸虫之后,赤脚医生制度又是如何转型或谢幕的?
A:这种“群众运动式”的防疫经验,后来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初级卫生保健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当年为了让文盲农民听懂,血防连环画和宣传语有哪些通俗有趣的“顺口溜”?
Al:新中国的血防经验与乡村医疗模式,不仅改变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全球公共卫生发展的轨迹。以下为您详细解析这两部分的细节:
一、 “群众运动式”与“赤脚医生”经验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深远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的医疗模式严重依赖“高资本、高技术、高大上”的城市综合医院,但这种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完全无法落地。新中国用极低成本控制了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的奇迹,引发了WHO的强烈关注,并直接促成了全球公共卫生史上最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
其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核心观念的转变:
催生了“初级卫生保健”(PHC)的核心概念:1978年,WHO在苏联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详细介绍了通过群众运动和基层网格化(赤脚医生)实现“低成本、广覆盖”的经验。大会最终通过《阿拉木图宣言》,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确立为全球目标,而其蓝本正是中国的乡村医疗实践。
从“精英医疗”转向“群众参与”:WHO意识到,公共卫生不能只靠坐在办公室里的医学博士,必须依赖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中国发动数亿农民查螺、管粪、改水的“群众运动”,向世界证明了:让没有文化的人掌握基本的卫生防病知识,能迸发出比单纯买药大得多的能量。
全球推广“社区卫生工作者”(CHW)制度:赤脚医生“半农半医、扎根基层”的模式被WHO总结为“中国模式”并在全球大力推广。如今在非洲防治疟疾、在南亚防治霍乱的“社区卫生工作者”(Community Health Workers),其理论源头和组织架构都深受当年中国赤脚医生的启发。
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权重:中国的成功让世界卫生组织看清,预防的性价比远高于治疗。WHO随后的政策重心开始从支持建设昂贵的大医院,大幅度向农村供水、粪便无害化处理、基本疫苗接种和地方病控制等基础公共卫生项目倾斜。
二、 妙趣横生的血防宣传“顺口溜”与连环画智慧
1950-70年代的中国农村文盲率极高,高深的寄生虫生物学概念(如“中间宿主”、“尾蚴”等)根本没人听得懂。为了让男女老少都能秒懂并照着做,赤脚医生和宣传干事创作了大量朗朗上口、甚至带有地方戏曲韵味的顺口溜、打油诗和快板书,配以连环画,传遍了大街小巷。
1. 解释病因与传染途径的顺口溜
旧社会农民认为得“大肚子病”是命不好或撞了鬼。为了破除迷信,宣传语用最直白的语言解释钉螺、水和生病的关系:
基本科普:“血吸虫,害人精,大肚子,要人命。钉螺是它外祖母,大水是它媒人公。” (形象地解释了钉螺是中间宿主、水是传播媒介)。
涉水警告:“男女老少听我言,无事别到水边玩;只要下水几秒钟,害人尾蚴钻进皮肤中;过了十天和半月,发起烧来打寒颤。”
生活习惯纠正:“清清河水闪银光,切莫贪凉洗水澡;洗衣洗菜挑开水,安全防病第一条。”
2. 关于“管好粪便”的硬核宣传
血吸虫卵随人畜粪便排入水中才会孵化。为了推行“粪便入窖、人畜圈养”,顺口溜把这件尴尬的事变成了政治荣誉和经济账:
管粪口号:“粪不入河,肥不生虫。家家建粪窖,人人不乱拉。消灭血吸虫,粮食大丰收!”
管牛口号:“耕牛是宝贝,也是排虫队;耕牛拴在牛圈里,莫让牛粪落水里;牛安全,人健康,生产队里喜洋洋。”
3. 查螺灭螺的战斗动员
为了鼓励男女老少全员上阵,宣传语常常带有强烈的战斗和剿匪色彩,把钉螺比作“潜伏的敌人”:
查螺口诀:“一长二尖三像钉,身穿灰色螺丝裙。 杂草丛中它安家,河滩水边它藏身。男女老少齐动手,翻江倒海要它命!”
灭螺方法:“土埋要深,火烧要狠。新开一条渠,埋掉旧沟渠。 断了瘟神路,良田变金库。”
4. 连环画里的“视觉智慧”
配合这些顺口溜的,是当时大量的《送瘟神》主题连环画(小人书)。赤脚医生会把这些小人书发给孩子们。画风通常非常直观:
凡是听指挥、管好粪、在安全井里挑水吃的农民,都被画得红光满面、红旗招展、赶着拖拉机;
凡是图省事去死水塘洗脚、随地大小便的人,都被画得垂头丧气,甚至肚大如鼓,旁边还画着放大后的“恶魔状”血吸虫。
通过这种“图画看形象,口诀记心中”的宣传攻势,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也知道“看到像钉子一样的螺要踩死”、“不能去死水塘里洗衣服”。这种全民皆兵的科学普及,正是战胜“瘟神”最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国当年的血防运动是人类公共卫生史上极具特色的一页。
当年血防运动中诞生的那些艺术作品(如电影、歌曲、戏剧)有哪些在今天依然脍炙人口?
毛泽东:《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谢晋的老电影《春苗》就是讲述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在1975年在中国上映。
影片的前半部分,讲述了建国初期弱势群体仍遭遇到的医疗上的极其不平等的对待。
影片从1965年开始,大队妇女队长春苗把生病的小妹送往医院,她低身下四地求告医院医生,但医院院长杜文杰和医生钱济仁不进行抢救,将其推往县医院,致使小妹死亡。
卫生院院长十分令人可恨,他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问不闻的地方,却把精力放在讨好上级关系上,一心一意为县里的干部们研究养生疗法,杜院长为县卫生局局长接风洗尘,请客送礼。
看到违背医务道德的医生的见死不救的残忍,春苗终于发出了一个女人的抗争。
春苗被推荐在卫生院学医后,院长百般给予小鞋穿,不让她学习医术,只是让她每天打杂。
春苗不得不偷偷学艺,水昌伯老腰病,医院里敷衍了事,一推而出,春苗愤而离开医院,自己回乡当赤脚医生。
因为医院的冷漠,小妹死了,后来小妹的哥哥再次病发肺炎,医院拒不派人上门救治,连药物都拒绝提供,万般无奈的春苗不得不上山寻找草药,并用针灸治好了孩子的病。
杜院长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决不会到乡下来提供救治,而在春苗治病救人的时候,却强行地限令她关闭医院。没收了她的药箱。春苗愤怒地控诉:“杜文杰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成为钱济仁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了。他们从上到下,代表着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卫生工作发布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以上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核心就是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人民群众直接管理上层建筑。在指示的号召下春苗她办起了卫室,背着药箱,为群众服务。阿芳嫂的儿子得了急病,公社卫生院拒绝出诊,并卡住田春苗的处方权,不准水昌伯取药,田春苗连夜冒雨采来草药,及时挽救了小龙的生命。
在田春苗的影响和带动下,公社许多大队纷纷成立卫生室,培养自己的赤脚医生。这些都遭到杜文杰的反对,他对田春苗施加种种压力,并摘掉了卫生室的牌子,没收了田春苗和公社赤脚医生的药箱。影片的高潮是借诊治水昌伯的腰病,春苗与杜文杰展开了生死搏斗。
田春苗与方明等将水昌伯接进卫生院,用老石爷献出的土方进行治疗。水昌伯服药后,原来麻木的双腿突然剧痛起来,杜文杰借此大造舆论,诬蔑田春苗和方明谋害贫农,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杜文杰以抢救为名,调来救护车要把水昌伯劫走。春苗识破诡计,揭开阴谋,并从自己身体上进行药物试验,成功地治好了水昌伯的病,更坚定了把农村卫生事业办好的信心。
《春苗》是文革中的一部好电影。春苗叙事逻辑基本是真实的,也有着谢晋电影中女性特有的温暖和善良,因此不失为一部红色经典电影。而在走资派右派以及资产阶级鄢烈山之流看来,文革中的电影《春苗》是民粹主义的反面教材:电影利用民众对现实不满,煽动他们打倒权势者来取而代之,就算春苗夺权之前、夺权之时有为农民谋利益之心,但谁能保证她不被权力腐蚀而永葆道德纯洁?
电影中的鄢烈山,可惜他读书不多,不知道毛主席早就说过了,《文革》这只是一次演习,毛主席自己早就准备被打得粉身碎骨了。
毛主席的美国朋友斯诺这期间同中国许多医生、赤脚医生、护士、病人进行了谈话,斯诺书中写道:“仅仅北京地区就有一万三千名赤脚医生,男女都有,平均年龄二十岁。他们在卫生学校或医院附设学校接受三个月的训练(西医和针刺相结合)后,回到公社在当地卫生院的辅导下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再回来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小病由他们在病人家里或生产大队的卫生所给以治疗;比较严重的病号送到公社的卫生院。现在只有疑难重症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医院去。”
斯诺书中又写道:“农村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它以自己的福利基金(由劳动人民缴纳一部分)给社员提供健康保险。在城市,医院同工厂和其他组织订立劳保合同,费用由它们的福利基金提供,并由国家补助。劳动人民只付伙食费(一天合二十到三十美分),住院的一切费用则不需缴付。”
到1970年,一切流行病和传染病,包括血吸虫病和麻疯,都已消灭、被控制或者减少。
性病已在二十六个省里(即使在西藏也受到了控制)绝迹。——因此,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性病科已经撤销了。
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和斑疹伤寒,由于疫苗和卫生措施,已经得到预防。
在这个时代里,注意力已从享受特权的城市及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家主义转到内地的田间和农村去了。
全国约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是住在那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人民给的。
“农民都全心全意地热烈拥护毛主席”,斯诺的一个老朋友、燕京大学毕业的张医生说。
但斯诺接着补充说:不应得出结论说,他们全都已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模范了。毛泽东对农民在灵魂深处已经抛弃如他所说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抱有幻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