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且偷安自私迷误扼窒主观能动

苟且偷安自私迷误扼窒主观能动

 

 

 

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垃圾与糟粕。(一)

一，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苟且偷安、自私迷误扼窒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历代反动统治集团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摧残人民，致使中华民族缺少《国际歌》中的思想意识，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切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上，而是企图通过他人的努力而不是自己，争得理想中的幸福、美好，寄希望于好皇帝、清官、神仙等的身上。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和长期儒道精神的灌输束缚，思想认识难得提升、统一，不能迅速组织起来表现出整体力量，天不下雨求神仙，强盗来了不抗争，躲、避、逃。遇到困难、灾难、劫难跪求青天，排斥“造反有理”的举措，悲哀悲痛泪满面，从不挺身而出、奋起抗争，总是幻想别人抗争把自己从灾难中救出，而且至今难以改变。很少思考其中的近期原因，更不去探究深层次的原因，限制了应有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直接的后果是外敌入侵，割地赔款，国土沦陷，常被“三光”，抗战8年，3500万同胞罹难。

“苟且偷安”使十分浅显的道理也不能认识理解。侵略者是个人能量的堆积，反侵略者就不能做到一个人一个人的能量聚积起来?非要革命者冒风险组织动员。经常可见“几个人不行”的说法，一个一个组成的我们也不成吗?“前边走个高文举”，为何不学“后边紧随张梅英”?鲁迅先生批评“看客”行为仍不过时。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把懦弱、自私的心理表现的淋漓尽致。日本强盗来了，不枯木朽株齐努力，指望别人去冒死抵挡、流血牺牲，打败如虎狼一样的侵略者，换得一己的安居乐业。虽然处境非常凄惨，但反映的精神世界是低劣的自私的，实际上是迷误的。更为愚昧可笑的还自以为得计，毫无“勇敢而明白的斗士”精神，这是垃圾文化熏陶下的恶果。鉴别比较，外国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继承的文化遗产质量优秀些。

二，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农村医疗仍很薄弱，“木桶效应”表现广泛。

毛主席曾强调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既有针对性，也具有长时期的现实性。不只是医疗方面，其它的还有文艺、戏剧、舞蹈、小说、电影、美术、音乐、刊物报纸等也应这样，推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因各种不良习气被淹没。乱收费、乱涨价是医疗方面的，不交费，逃费是其它方面的。一些市场运行的办法不适合医疗卫生事业。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极不发达，交通闭塞的农村千百年几乎是有病无医、瘟神肆虐。要把医疗卫生事业普及到缺医少药的农村去，从农村走出的子弟学成医疗技术的，自己连同自己的父辈也不主张到基层医疗部门。社会管理方面，利益配置也酿就了背离的理由。人们经常处在自相矛盾的思维环境中，其它方面相类似。

嫌弃农村和基层，强挤城市，避离农村，把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农村的落后状况改变缓慢，一再使社会发展失去均衡性，“木桶效应”表现突出，取得的一点社会进步被大量的农村贫困人群抵消。垃圾文化形成的不良习惯放射延伸，鄙视农村、农民大范围存在，是追求个人利益导致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突出表现，也必然的影响到个人应有利益的获得。

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落后的政治、思想、文化和颓废的人文环境结合在一起难以改进，必然不能保障人民利益。“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一点进步很快丧失。

三，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文字遗产不先进，排斥简化字荒谬。

中国的象形文字长期缺少合理的评判态度，简化字推行如蜻蜓点水。与之相连的文言文，非常晦涩难懂，不作为一门专业攻读便不能熟悉，又不愿舍弃改进，造成长期文盲充斥，全民族文化难以普及、提高，使读书认字很长时间为权贵阶层、富人所垄断，滞阻社会正常进步所需求的文化条件。

汉字观赏性强，就书法艺术的角度衡量，好看不好用，认学的成本极高。文字发展演变过程，真草隶篆难认难记，和符号文字比较，熟记、书写费时费力，很不方便。文字数量大是其长，繁杂难掌握是其所短。港台因循守旧，至今不推行简化字。

拓展基础教育，文字是首要的基础的基础。不持续推广简化字，增加了改变文盲半文盲现状和启蒙教育的难度。列宁讲在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发展进步是难以想象的，改革文字，鲁迅疾呼：“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没有丧心病狂的，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花边文学•汉字和拉丁化》)，看法意境深湛。

设备性能越先进越容易操作，效果也越好。汉字应朝字意分离，符号化方面努力，汉语拼音是方向。繁体字应不断简化，更无必要恢复已定型简化的繁体字。废弃1976年后的简化字显得保守、狭隘。

四，中华民族旧文化中《奢华浪费》是统治阶级历史性的犯罪习惯。

孔夫子有“食不厌精”之说，“求职应聘”当门客的冯驩“食无鱼，出无车”就不愉快。虽然熟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历代不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持勤俭朴素之风。旧的饮食传统和习惯意识使“挥金如土，索取民脂民膏如劫”的恶风世之罕见如“吃人”，元曲描绘的“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形象性的写照。从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到达官贵人，奢华浪费，醉生梦死，同人民清贫困难的生活形成鲜明的比照。至今仍缺应有的批判、制裁力度予以遏止。

全国每年吃喝招待费花去成百上千亿，谁能搞清有多少是正常的消费。各级领导中的不少人不断创造“骇人听闻的‘吃绩’”。河南省清丰县王什乡党委刘书记，任职一年半吃喝70万，每天平均1279元。“海喝肥吃出如此记录，绝对需要手狠心黑”，(2004年4月10日西安晚报)。这在全国是个别现象吗?吃喝风已波及到高校学生，更显得危害性大。北京外国语学院 的学生“一年要花两万元左右”，在“班里只算中等的”。在那种环境中，学会享受者多，有悖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吃喝风屡禁不止，有深刻的历史性习惯根源。“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皇帝吃饭，慈禧太后每餐菜肴有一百多样，傅仪的一次早餐“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各类人员，“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用银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皇后后妃“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各种缎、绸、纱、绫、布六百六十一匹，貂皮四百张”(傅仪《我的前半生》第52、53页)。这还是处于末世的花费，以前的呢?以前的各个朝代呢?封建帝王及其徒子徒孙犯下如此滔天罪行，难道不应批判予以否定?据说国外招待贵宾饭菜也有不超五六道的，有规有矩不越红线，在这方面的传统似比中国合理前卫，理应借鉴模仿。

穷奢极欲、挥霍无度、铺张浪费、胡作非为达到了极限，还犹觉比上不足。又在糜烂的风气中、消极的习惯中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泛滥蔓延。追逐破坏性的浪费不自省，还会讲出歪道理，这是长久的封建帝王留下的犯罪性习惯，至今并未绝迹。“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走狗同伙，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出来，而且还能娓娓道来各种巧言妙语来“装饰”自己。

曾有一个时期废止了对帝王将相的颂扬，揭露批判其反人民的罪行，批判党内外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倾向。随后在习惯力量的作用下，打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旗号，戏剧舞台、电视电影、文学作品、报纸刊物重弹老调，荒唐至极，不知“骗了多少无涯过客”。很多人接受欣赏，诱发了吃喝风日盛。

只要想办法强化教育和规范，启发理智良心，还是可以纠正的。人民日报2005年7月28日《“哭宴”告诉我们什么》的文章，叙述“被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到广东清新县寻访贫困大学生的北京志愿者，在县教育局的招待宴会上因‘盛宴’而落泪——寥寥数人的饭宴不仅鸡鸭鱼肉俱全，开饮的还是洋酒‘人头马’”。不好的东西不同流合污，不“助纣为虐”，敢于批判就值得庆幸了。只可惜太少了。中国 “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只不过是达不到应该的比例。

五，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屈从邪恶势力》是有害的民族性弱点。

历史发展演变所体现的客观规律蕴含有多种前途和命运，既可以步入前进、光明，也可以陷入倒退和黑暗。“人定胜天”是客观世界赋予人类可以胜利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也是“天”里存在的一种表现方式。很多人认识了应这样干并这样干就有这样的前途命运，反之亦同。飞机在空中翱翔，卫星航天，电脑遥控等制造规律不只是现在存在被发掘出来，以前没有?

“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毫无原则气节，随波逐流，典型表现是墙上草随风倒，是长期强权、独裁压制下的投机之论。屈从邪恶势力，是消极有害的民族性的弱点，也是旧文化垃圾的表现之一。致使漫长的中国历史，黑暗的、分裂的、强盗式的、落后的势力占据了多数的“时间份额”，就是因为有大批“识时务者”的拥护、支持或默认，或不反抗而得逞。

从尧舜至民国灭亡，约五千年左右，战乱不断难平安约是四比一的比例，频繁破坏进步与统一的罪魁祸首与俯随类聚者，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相互狼狈为奸制造的暴乱多不胜数。多数朝代更替以杀戮无数平民、甚至80%的人口为代价。“百室皆空，千里不闻鸡鸣”，“万户萧疏鬼唱歌”。

宋明中后期商品生产交换空前繁荣，出现了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上层领导人不好，遂使1271年元朝进主中原、1644年满清入关。中国从封建转入资本主义的机遇丧失，倒退到半封建半奴隶制社会中。出现了一批卖身投靠强权者的汉奸，洪承畴、吴三桂等“与时俱进”，追求“瓦全”的多，“不为瓦全”者少。一度深得人民拥护的造反者李自成也“昙花一现”，在当时完全有条件搞资本主义社会的节点上进入歧途。

满清初中期一度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主要是杀人过多，从明末的2亿左右人口剩下不到2000万，人均占有土地资源增加，并非是统治者良心长出。再凶残野蛮的“坐桥者”也不会将抬轿的杀光。

“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基本建立了美式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有希望的壮举。概因从未清算过代表旧的思想文化势力，放弃了继续革命，看不到潜在的力量对比变化，被表面现象迷惑，拱手让权，致使复辟毁掉了革命。大批“识时务者”拥袁作皇帝成为“俊杰”。旧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阻挡了社会前进的步伐。较能与先进时代合拍的意识形态传播认识艰难，破旧立新、推陈出新裹足不前。

现在一些党政领导动辄引用帝王将相语录，显示自己所谓的文化底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提了，是进步还是退步?悲剧乎!喜剧乎?旧文化的力量还很强，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造提升是长期的任务。

孙中山等要搞资本主义，被封建主义势力破坏，非常艰难的取得一点进步要守住更加艰难。毛主席所干的社会主义成果，被走资派搞本主义(私有化)蛀蚀溃空。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需要破除的旧东西也很多。因为多和难，便望而生畏却步，则愈显得具有难以摧毁的生命力，反使革新者无功受贬。外咒内谤列毛“干社会主义背离主流世界”，“识时务者”便纷纷融入主流世界。

[yongbing1993]

送钱可以乱办事如不给钱不办事







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垃圾与糟粕。(三)

七，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人情大于“王法”是糟粕。

“城头变换大王旗”，“乱纷纷，你方唱罢他登台”很形象准确的概括了社会秩序变动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割剧一方、各自为政，社会管理制衡随当权的“山大王”喜好而定，国家的法度成为儿戏。“金钱买动帝王心”，人们失去了可以信守的行为准则。“昨天是模范，今天被批判”，今天认错，明天翻案。“真理”成了权力的代名词，只能“随人事”才行得通。给钱可以乱办事，不给钱不办事。又附生出行贿受贿贪污的歪风邪气阴发暗长。“出污泥而不染”是困难的，因为经常有“逆向淘汰”，劣胜优汰。

谁能使“人情大于王法”?执行“王法”、管理制定王法的权力者。超越法度、规定、制度的行为大于制度和规定，证明法不健全有缺陷，说明法制的约束力低于人情的力量。来源于封建专制，帝王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朕即天下”，“王者一言出成为天下法”，无可遵循的制度。

不遵“先王之礼之制”表现了进取精神，但较多的是消极的运用，中外大体相同。突破待遇的限制不是要缩小差别，而是要扩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运用，不是探求更好的途径持续发展社会主义，而是重搞私有化取代公有制，突破毛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禁区，从“拉马转店”到大干私有化100年不动摇的另类禁区。有什么“王法信条”能使人们“存公理，灭私欲”，不讲人情讲真理?

“人情大于王法”的坏习惯是文化垃圾的一种，一时尚无有效的祛除之法。儿告父偷窃，孔认为不妥的意见无理性之识，应负此习长期蔓延的一定责任，但也不是他一人这样认为。

八，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男女不平等全世界普遍存在

毛泽东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妇女不但受族权、神权、政权的压迫，还要受夫权的压迫。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始终居附属地位。最早把女性解放提高到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欧文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论著中，作过至今无人超越的论述，仍是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完全平等的理论基础。列宁认为只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

婚姻法是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最早制定发布的两大法律之一。废除包办买卖，实行自由组合，结束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以往的家庭婚姻过程绝大部分是对妇女的践踏、亵渎、蹂躏，无幸福美满可言。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阅读典籍，痛惜白娘子的悲惨命运，指斥《金瓶梅》不尊重妇女。

男尊女卑延续久远，是世界性的带歧视性的落后习惯，是长期的旧社会及其文化积淀的恶果之一。即使近代建立的美国也莫能幸免，新老国家都犯错误。自母系氏族社会崩溃后，虽有改进，至今还普遍存在。歧视妇女最有影响的代表性言论是孔子“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之说。历代仁者驳斥并不鲜见，鲁迅曾尖锐批驳过，认为“地位平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鲁迅《关于妇女解放》)。沦落风尘是妇女古今最大的悲剧。

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也是妇女解放的根本有效途径。革命打倒旧政权体系，改造旧的思想意识形态，首先是争得政治思想解放。发展科技，优化生产力，协助互补，把人们从苦役式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公有制社会中有尊严的劳动者，取得物质财富的手段机械化、自动化，体力手段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男女不平等存在的社会基础将最终消失。

在以往的野蛮和“文明”社会中，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获取，女性由于无法改变的自然原因，体力弱于男性，失去了平等的地位。令人发指的“男尊女卑”、“缠足”恶习，对无数人犯“故意伤害致残罪”几千年，向谁算账去，只能向旧文化旧习惯算。“善恶有报”也是半错半对的麻痹人们思想的说法，坐等因果报应有几多可能性?习惯的压力如“风刀霜剑严相逼”，坚持缠脚几千年，反动派们谁有过报应?阉割人的罪恶从未受过惩罚。在古今史书、文学作品等范围很少批判，多是欣赏，本身就是垃圾文化的表现。

女人误国之说，嫁祸于人，奇谈怪论，不平等的诬蔑。皇帝当权独断专行，稍不谨慎便有杀身之祸。人亡政息，与毫无决断权的女子何干?吕后、武则天掌权，抛弃“本本主义”的礼教束缚，多谋善断，事干的不错。实为参政、议政之先驱，反对教条主义之楷模，只是过于个别，较多的是悲剧性的。

革命导师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只有社会全面进步才能最终消除男尊女卑、男女不平等。自强、自立、自尊要成为立身做事的准则，不断进步的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实现的条件和必然性。

现在传统家庭组合习惯的约束力随着社会的演变在逐渐降低，固有家庭概念的内涵不断注入新的内容。2006年7月6日《西安晚报》据《北京晨报》报道，中科院一年血缘鉴定3000例，22.6%的家庭子女不源于法定家庭成员，“预测农村的比例会更高”。这只是一方面，“孤掌难鸣”，另外不确定的22.6%的婚姻关系一方也当然欠婚姻法里要求的诚贞。这是一人牵二涉及四人两个家庭的问题。是否是抛弃了应抛弃的旧观念却接受了西方生活习惯的垃圾。报载某西欧国家70%的人不知生父，是否是新的生活方式未得到应得的认同?这是既为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容也为国法不治的社会问题，是应调修法律还是应约束人的行为?还是应相互尊重符合世界认可的规范。

西方国家领导人再怎么鼓吹自由世界，也不赞成、不提倡夫人“红杏出墙”，给世界做自由的样板。夫人无论如何支持丈夫作总统、首相、总理，也不高兴其出轨行为。“自由世界”的首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也不为丈夫的越轨感到自豪并以此为荣。

社会生产力的有机构成逐步提高，单纯体力劳动占财富生产的比例下降，靠知识技能性的轻松工作范围扩大，女性生存的依附性缩小。放弃了强制的习惯约束，追求个性独立的生活方式有进步意义。但人的生产接续，不是按明确的需求产生，而成为生活方式随意性的附产物不科学。不可轻率随便生人。现在全球尚无任何区域能达到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化婚姻关系。一大群人不分地域、种族，不按阶级社会的条件取舍，友好自然的生活在一起，一切左右影响婚姻彻底自由的附加条件，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将彻底消失，人类自身的生产延续将更加科学合理。

[yongbing1993]

《文革》新文化废除结婚收彩礼








现如今在走资派特色中国社会里以“结婚送礼“、“份子钱”、“婚宴花销”、“领导婚宴”、“结婚彩礼”己盛世。根据记者对北京、湖北、河南、内蒙古、福建、广东等多地数百对新人及其亲友的调查显示，越来越高的“份子钱”，越来越奢侈的婚宴，以及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元的娶媳妇礼金，已成为婚礼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份子钱“走高变味，“送祝福“变重负担。收彩礼等于卖女儿 封建陋习死灰复燃。

事实上，在阶级对立、社会贫富分化的私有制社会，彩礼的多寡往往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有产者的婚姻往往带着“经济联姻”性质，如《红楼梦》里的贾史王薛通过几代人的姻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无论是在上层统治阶级内部，还是下层被统治阶级内部，地位都是低下的。聘礼往往带着买卖性质，特别是“灰姑娘嫁白马王子”实现阶层升迁的“桥段”里，交易性质体现得往往更加明显。

在封建社会里有个观念问题，认为将女儿辛苦养大，却成了别人家的人。女方到男方家，相当于多了一个劳动力。这需要男方支付女方家属一定数额的费用，其实如同“卖女儿”。宋代以后，“卖女儿”现象越来越普遍。当下婚礼中，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彩礼”钱，其实起源于“卖女儿”，这是封建陋俗，不值得提倡。

而在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家庭，女儿嫁出去就成为“别家人”，不再承担父母的养老义务，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方到男方家，相当于多了一个劳动力。因而，男方支付女方家庭一定数额的费用，如同“卖女儿”——这种习俗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涌流，“卖女儿”的现象也就越来越普遍了。

民国时期，体现封建社会“明媒正娶”的彩礼之风依旧盛行；在那样一个小生产者大量破产的动荡时代，穷人付不起彩礼娶不了亲，而地主阶级则普遍地“妻妾成群”——这不仅仅是封建恶俗，更是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拉大的体现。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一辈子辛辛苦苦，却反而欠下了地主黄世仁还不清的利滚利的债，最终被逼将喜儿“卖”给黄世仁抵债。在万恶的旧社会，“卖女儿”在广大贫苦劳动人民家庭普遍地存在着。

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反对“买卖包办婚姻”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1920年的冬天，19岁的杨开慧和27岁的毛泽东结婚。他们的婚礼一反当时的社会潮流，用杨开慧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做俗人之举！”这场婚礼没有彩礼、没有花轿，也没有那些繁琐而隆重的仪式，仅仅是换上了新装，在亲人和几位挚友的见证下，在湖南一师的教员宿舍里进行了简朴而简洁的婚礼，新房里没有一件家具是新的。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礼在当时被传为佳话，成为进步青年竞相学习的楷模。

然而，仅仅作出这样的表率，离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仍相去甚远。不彻底摧毁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社会，那么作为不平等社会产物的天价彩礼“卖女儿”现象就不可能被消灭。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二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彩礼”被视作“买卖包办婚姻”的产物，在古今中外几千年来的法律中，第一次被明文禁止。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结婚送礼“、“份子钱”、“婚宴花销”、“领导婚宴”、“结婚彩礼”己被彻底消灭了。

然而，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后，《婚姻法》中仅仅是在法律上明文禁止是没什么用的。后来的1980年、2001年《婚姻法》有进行了数次修订，虽然都保留了这一条款，但“彩礼”之风在80年代却死灰复燃，禁而不止。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铲除“卖女儿”现象产生的土壤。

毛泽东时代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推进，不平等社会的经济基础被铲除，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贫下中农们再也不用为了生计将女儿卖给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农村社会能够支付高额彩礼的地主富农家庭丧失了这种能力，农村社会趋向平均。没有了攀比，彩礼的数量迅速下降，传统贫下中农家庭的嫁娶负担也随之大大减轻。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彩礼虽然被作为封建社会极具代表性的社会风俗，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批判，事实上也没有采取过火的强制行为，但是并没有一下子消失。真正促使彩礼现象进一步消亡的，其实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社会主义福利保障体系，特别是集体养老制度的建立。

城市社区一般实行的是国营工厂办社会，公有制企业包办职工及家属的教育、医疗、养老。而在广大农村地区，1956年就开始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对农村村民中无法定赡(扶)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在吃、穿、住、医、葬和未成年人义务教育等方面给予生活照料和物质帮助。

1958年大跃进过程农业合作化进程大大加速，很多地方的农村开始集体开办敬老院的尝试，局部存在一些冒进和曲折。到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确立以后，农民的生活质量大大好转，“敬老院”的模式也逐渐成熟并固定下来，形成了公社集体养老与居家养老并存的模式。对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公社里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农民可以自愿选择参加集体劳动或不参加集体劳动，而生产队依旧会划拨工分。

在这种情况下，女方家庭自然不必再为女儿出嫁后的养老问题担忧。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下，农民也不需要通过“卖女儿”为自己积攒剩余。

当然，旧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虽然被消灭了，但旧私有封建观念依然会残存较长的时间。为了彻底消灭这种封建社会的旧习俗、旧观念，毛泽东时代的基层组织也开展了大量的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在新时代成长教育起来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社会的新观念，很多地方涌现出了年轻儿女帮着一起开导父母的感人事迹。在旧观念支配下，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地区依旧会存在私下悄悄的实物赠予行为，但总体而言，这类现象已经大大减少，并逐渐走向消亡。

到了文革破四旧运动以后，婚礼的形式就更进一步被简化为“极简模式”：一般也就是到公社扯个证，两人共同置办一些家具，单位同事来家祝贺一下，也没有份子钱，亲友间相互通知一下即可，不需要吃婚宴，也不需要彩礼，在“组织”和亲友的见证下，交代几句话，对着毛主席像鞠个躬就礼成了。

“文革”结束时，迎来走资派的改革开放浪潮，婚礼及相关仪式慢慢复兴。亲友、同事之间，小范围地吃个饭。亲友送一些茶壶、糖罐、被单等作为“份子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由实物到钱，亲友间给新人十块二十块作为份子钱，男方则给女方数百元甚至千元作为礼金。不过这个时候的婚宴标准多在50元一桌。真正的婚礼攀比之风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富起来的人则带头“一辈子只办一次婚事”，逐步开始办奢华婚礼。

开豪车、请明星助阵、星级酒店举办奢华婚礼、给女方数十万的彩礼……这不一定是本家的意愿，可能是没有看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模式，所以选择跟风，人家拼的是钱，咱也跟着拼钱。这种作法的背后，反映出过多关注物质文明。操办婚事，有了经济基础，旧传统陋俗又沉渣泛起，这值得警醒。

70年代末以后，旧式的婚礼及相关仪式又开始慢慢复兴，一开始是亲友同事之间小范围地吃个饭，亲友送一些茶壶、糖罐、被单等作为“份子钱”。80年代中期以后，份子钱、彩礼逐渐从实物赠礼转换回新中国成立前的现金赠予。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逐渐瓦解，之前的集体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各地本属于社会福利性质的公社敬老院相继关门；国企办社会的模式也在国企破产改制的浪潮中走向消亡。“社会化养老”演化到今天，主要已经成为商业行为。

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带头致富，却带头搞起“一辈子只办一次婚事”的奢靡婚礼，婚宴的排面、礼金数额的大小也就成了竞相攀比的内容，就连份子钱也随之水涨船高。彩礼数额逐年增加，从而重新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天价礼金”行为。

伴随着城市和农村养老负担的重新家庭化、个体化，“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亦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抬头，底层劳动者家庭面临与旧时代相似的问题，索要礼金也就成了“应然”。

有人指出：“打工人的钱都是血汗钱，来之不易，彩礼等于一下子耗尽一个家庭两代人的积蓄”，在摘要中更是生动地用了一句“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来苦口婆心地劝告。

虽然特式政府的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所针对的正是目前盛行的天价彩礼、奢华婚庆宴会以及份子钱等问题。这些年关于红白喜事“移风易俗”的通知或指导意见不知下过多少次了，但类似的风气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在主流媒体的论述里，往往将天价彩礼的行为归咎于老百姓“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然而，封建社会在新中国成立的70多年前就被消灭了，彩礼、份子钱、奢靡攀比之风在毛泽东时代更是曾经接近消亡，怎么着就“根深蒂固”了？

一对青年新人要结婚，女方家里开口就要十几万的彩礼，男方家里很穷，只能找周围的朋友东拼西凑地借钱。按理说，这对新人对社会问题已经有一定的认知，属于已经觉悟起来的年轻人。但是，女方家里还有一个哥哥，结婚的时候被要求送了十几万彩礼，女方家里也不宽裕，女方父母只好从女儿身上“赚”回来。道理大家不是不懂、非要“打工人为难打工人”，实在是大环境所逼。

市场大潮下，长相、学历有优势的农村女孩嫁到城市、待富家庭女儿嫁到先富家庭都成了商品社会的必然趋势。“三千万剩男”甭管是不是舆论炒作，但越往社会底层，未婚男数量与未婚女数量的差距就会越大。在这样的“卖方市场”，彩礼怎么可能不水涨船高呢？

显然，要制止天价彩礼、奢华婚宴，绝不是什么对“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移风易俗”那么简单。某个地方出台了规定，彩礼不能超过两万。行政命令可以管住明面上的“晒礼金”，却管不住暗地里的“私下交易”。只要“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一天不消除，这种天价彩礼“卖女儿”的私有制“副产品”就一天不会消失。天价彩礼源自于道德的沦丧，人情交际市场化的放纵。彩礼是私有制婚姻的特殊产物。

彩礼是一种丑陋习俗，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种陋俗，这是由“卖女儿”延伸过来的，不值得提倡，也不应设置标准。女方到男方家庭，是平等主体的结合，已经不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婚是男女双方平等自愿的一种结合。目前的份子钱已经完全变了味，一些父母给儿女举办婚礼，目的之一是将花出去的份子钱再赚回来。另外，份子钱逐年走高，给家庭带来沉重负荷，有些亲友还因为份子钱发生矛盾，这已失去了份子钱“送祝福、祈愿”的意义。建议将份子钱多元化，比如，新人喜欢书画，给新人量身定做一个书画作品，这比只给钱更有意义。

数千年的婚庆史发展到今天，因份子钱、高价饭、让人瞠目的礼金等，已然变味。在办婚礼之前，新人们一定要弄明白，结婚是相濡以沫、相互帮扶的过程。当你去体会这些深意的时候，就不会将婚姻当成举办一场奢华婚礼就能完成的事。年轻人喜欢表达个性，可以尽可能地把独特的创意加入婚礼中，不要只关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衣服、收多少份子钱。喜庆热烈、庄严朴素的婚礼应该是未来主流。

[yongbing1993]

奴颜婢膝苟延残喘外国什么都好








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垃圾与糟粕。(二)

六，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缺乏应有的爱国主义精神，缺乏民族凝聚力

长期以来对爱国主义的歌颂，对卖国主义的批判批评，对外国侵略罪行的揭露甚少，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精神不断下滑。不爱国的学生花钱培养无用无益，西方人和中国人对比鲜明。他们为什么能强大?是热爱国家的人建设了强大的国家，到国外怎能为祖国的强大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李四光、钱学森、茅以升、华罗庚、杨钟健、吴有训、贝时璋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出国不归，学成不回，宁愿在外奴颜婢膝、苟延残喘，也不愿回国效力。祈盼他人把事搞好使自己“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是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伟大的，民族自尊是可贵的。不宜过分指责爱国主义的淡漠，尽可能的为有专长者提供展示的机会。中国要走进世界前列，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专家学者。中国暂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同有齐富，“一切向钱看”，国外“什么都好”的看法不足取。这是带特殊性的问题。

抗战胜利至今，未全面总结经验和教训。当时不战而逃、消极抗战的蒋介石集团受到了应有的谴责，对汉奸如芸研究讨论不够。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无数汉奸伪军，叛变投敌，为虎作伥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算，揭析批判，当然也就不可能找出汉奸卖国贼成批出现的原因。至今“识时务者为俊杰”仍占处世方式的重要地位。“改开”中洋奴汉奸卖国贼既多且狂，专为国外谋事毁损国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如仇敌一样歇斯底里。

一六七三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率军征伐荷兰。荷兰人虽难以抵挡，但誓死不降，决不屈服，“决堤放水”淹没国土，宁愿毁掉家园，也不留给侵略者。世界各国还有其它相类似的情况。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家杨钟健著《去国的悲哀》一书，叙述在德国的留学经历，介绍“一战”德国战败后，西方“胜利者的尊荣，激发失败者的努力”。闻知外国有侵略的意图，民众不用政府号召自发组织起来，联系中国，他万分感慨。中国为何缺乏这些?应当寻找根源。弘扬“孔孟之道”此类文化遗产，能陶冶出那类民族精神吗!“我们有许多好东西，也有许多坏东西”，但容易丢掉的是“好东西”。

上层建筑领域长期处于旧习惯、旧文化的“包围”中，其本身又成为不良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千丝万缕纵横联结，相互作用，要改造很困难。不能逐步消减特权、等级规则下的利益调配，阻碍了生产力的自然提升、发展。必然是生产效率低下，财富贫乏，也就无任何人正常的生存条件，平民就更难得到社会正常发展的成果。政府控管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失去正常的运行机制，首先维护社管团体的利益。因此制颁有利于小团体的特殊政策、法令，“律例”。规定的收益远远超越社会的平均水平，“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年知府十万银”。官吏高高在上，压迫、鱼肉人民。诗人杜甫曾作“三吏”予以揭露，即使现在，近似事的还少?报纸披露的各种胡作非为的事不胜枚举

毛泽东主席熟读史书，深知其弊，抓“吏治”规范干部队伍，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原则，改造各级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管理权的领导人;改革“关卡压”等不合理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不但没有继续坚持，又反其道而行之。

反动统治者反人民的罪恶行为酿就爱国主义道德情操的缺乏。各类反动派当权不顾人民死活，剥削压迫、苛政暴横。国家不代表人民利益，不关心人民疾苦。许多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当权几乎同外敌侵略者一样。人民同国家、实质是同反动派失去了应有的感情，“给谁干事还不是混口饭吃”，“有奶便是娘”有了理由。

只重索取、漠视生产，“杀伤”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爱国情结。恶性循环，加剧了阶级矛盾，又使社会难以正常运转，难以正常运转又加剧了各级官员的胡作非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必然刺激着疯狂敛财又“醉生梦死”，履行职责成了“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奴性十足”。数千年的历史就大致是如此无限延续。有点胆识的李伯元写了《官场现形记》，从文学的层面上反映了一个方面的情况。

中华民族历来欠缺对社会制度的关注和建树，不是理性的虑及“后路”，因而全民族从未有过好的“出路”。从历史的长河审视，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的子孙后代有好的后路?何况人民。至此就可以窥视理悟鲁迅先生把旧文化定性为“慢性毒药”和“软刀子杀人”，意境深远。毛主席搞社会主义，意图把全民族的“后路”搞妥，达到人人大致均衡的生存水平，被轻易丢失，历史上曾有的没有的现在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