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文革滔天罪行
【邓小平女儿大字报】
文革中邓榕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最早发表于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报，邓榕文章的题目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后被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转载公开发表。
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XX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1967.4.5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样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况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前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我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同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和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零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底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事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零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盲目性遭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各个专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氏土壤学的，在威廉氏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们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作为一名出色的《教员》，毛主席在《教育思想》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毛主席主张，不仅仅是读书本里的书，更要读社会这本大书。他在学生时代便通过穷游的形式做社会调查，他更是把调查研究当作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坚持了毕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做群众的先生，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毛主席一生都在向人民学习，把人民看得至高无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一生以身作则，向人民学习，做人民的学生，为人民服务。上面提到的“五七指示”毛主席就是从基层战士那里汲取到的智慧。
毛主席曾回忆他在抗大讲课的情形，“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脱离实际的讲课不仅使学生缺乏兴趣，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且还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主席讲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生欢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曾说过：“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主席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谁都不能否认的是，对现代汉语贡献最大的，一个是鲁迅先生，一个就是毛主席。今天即便是反对毛主席的那些人，一不小心也会说出毛泽东式的语言。
毛主席一生都在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勇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理论联系实际，勇于从实践中建立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再用实践检验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实践、再实践反复检验过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
综上所述，毛主席当之无愧是最伟大的“人民教员”。
例如，刚刚逝世的乌拉圭前总统何塞·穆希卡就回忆说：
毛主席就像我们自家的爷爷一样，对我们代表团每一个年轻人都非常尊重，非常亲切，同时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拉美人民解放运动的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
觉醒起来的年轻一代，比起老同志有着更强烈的平等意识，他们因而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称呼一声“教员”，这恰恰是毛主席晚年致力于追求社会平等、“打破三千年传统习惯”的结果。
“教员”的这一亲切的称呼，不仅说明年轻一代已经真正地把毛主席当成了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人，也说明年轻一代真正地把毛主席当成了自己的老师，愿意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再次见到老朋友斯诺时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很困难的事，所谓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
可见，毛主席不仅不会反对别人称呼他为“教员”，而是很希望别人只称呼他为“教员”。
从字面意思出发，“教员”一词对于毛主席而言也是完全合适的。
一位网友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子曰”念了两千多年，中国绝大多数还是文盲；“毛主席教导我们”念了10年，绝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基本文化。
千百年来的统治阶级奉行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统治信条，孔夫子的“克己复礼”被他们高高举起，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却被弃之一边。而毛主席却坚持要摧毁剥削阶级复辟的基础，教导中国人民要学习文化、要关心国家大事。
红军时期，毛主席就主张红军战士一边打仗、一边学习；早在1945年，毛主席提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将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到1964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50%；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文盲率已经下降到30%。
毛泽东时代中后期基础教育普及工作同样成就巨大，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1975年小学数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5.7万所，学校被开到了农民家门口。这种教育普及水平到整个80年代都无法被超越。
而更进一步地，毛主席不仅教给人民群众文化知识，更教给了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思想武器，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马克思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革命胜利之后怎么办?马克思只是有所设想；早逝的列宁还没有机会去实践；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则是没有认真思考过；只有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复杂艰辛的实践探索，通过深入的思考，对“胜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给出了解答。看到种种现实的王震将军在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后惊呼：“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大量的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家。而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事物，不是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当省委书记，而是大家都不会。作为教员的毛主席一面自己亲身实践、探索、总结，一面殚精竭虑、言传身教、几乎是在手把手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干部人才。1993年，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出版了一本《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开卷篇便是《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陶鲁笳主政山西时，跟毛泽东主席接触不下40次，参加毛主持的小型会议20 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他的这本书主要是回忆当年毛主席怎样耐心细致地教导陶鲁笳这一代的干部当好省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
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犬海航行靠舵手》则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天才的舵手”。社论说：
“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就是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每当我国革命的重要关头，都是因为党和人民群众有毛泽东同志这样天才的舵手掌舵，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南，拨开迷雾，端正航向，使我们革命的大船，能够绕过无数的险滩和暗礁，在大风大浪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接见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接着，林彪讲话时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
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并列的“四个伟大”首次出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这是“四个伟大”第一次在党报上出现。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时开口就说：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的社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社论最后说：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人民，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同一时期，中央的、地方的、行业的报刊的社论，几乎都采用了这样的格式化的结尾。
此后，“四个伟大”广为流传。
“四个伟大”的提法，其使用高峰集中在1966年和1967年2年间。
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泽东像的下面刊登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
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同一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林彪的题词手迹。
5月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
“4日，在清华大学，万众欢呼，群情沸腾。一座巨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在清华园矗立起来了！这座用钢筋水泥制作的毛主席塑像，加上底座，高达8.1米，像雄伟的泰山，巍然屹立在清华大学校园中心。
毛主席身穿军大衣，神采奕奕，高举他老人家那雄劲的手臂，为无限忠于他的革命师生和亿万人民指出前进的方向。”
林彪的题词手迹出现在毛泽东塑像底座上，这种组合形式也被许多地方在塑像时效仿。
至此，“四个伟大”与林彪密不可分。
后来到1968年、1969年，“四个伟大”开始降温，到1970年就日渐式微，1971年9月后，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夺权问题，而后他说：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对于林彪的这些提法，毛泽东说：
“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这是毛泽东1966年7月写给江青的信中的内容。毛泽东在信中继续写道：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文革初期，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1966年7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贵人批示：
“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事实上，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从一开始也是不以为然的。
1966年12月1臼，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
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友人卡博·巴卢库时说：
“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绕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毛泽东明确表示了对这“四个伟大”很不高兴的态度。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泽东在具体谈到关于氢弹爆炸的新闻稿时说：
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7月20日，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说到：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1967年12月底，人民日报社起草好了1968年元旦社论，请毛泽东阅批。
元旦社论中提了“四个伟大”，毛泽东要汪东兴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四个伟大”划掉。
去之前，汪东兴问毛泽东：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毛泽东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汪东兴问毛泽东留下哪一个。
毛泽东说：
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
这样，汪东兴就去钓鱼台，传达毛泽东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
1968年元旦社论的提法是：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毛泽东生前，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农村人民公社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有的人说，如果按照人均，新中国比其他国家（地区）发展的慢，比改开后发展要慢。
关于改开前后人均指标发展对比，用数据证明了，改开后的人均指标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相比，反而比改开前的差距加大了，直到10几年甚至20几年后，才与改开前的差距一样。
中国人均GDP占法国人均GDP比例，改开后，除1984年、1985年外，其他年份的人均GDP都低于1976年，直到20年后的1996年，才超越1976年。整整20年才超越。
中国人均GDP占意大利人均GDP比例，就更夸张了，人均GDP都低于1976年，直到24年后的2000年，才超越1976年。24年。
中国占德国的人均GDP比例的数据与法国差不多，但是比法国还要晚一年，直到21年后的1997年，人均GDP所占比例才超过1976年。21年。
英国的对比，直到2003年，人均GDP占比才超过1976年。整整27年。
中国人均GDP占日本GDP占比，直到26年后的2002年才超过1976年占比。26年。
过了19年以后，在1994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才超越1976年。
中国人均GDP占韩国人均GDP比重的数据就更难看了，直到2003年也未超越1976年的比例。
我们再看看人口增长速度情况。
中国人口，1949年54167万人；1978年96259万人；2007年132129万人。
改开前1949-1978的27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改开后1978-2007的27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
改开前，1978年比1949年人口增加了77.71%；改开后2007年比1978年人口增加了37.26%。
改开前，新中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05%，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印度。改开后，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
在总经济指标相同的条件下，人口增长速度快的经济体的人均经济指标肯定要低，这是常识。即使在上图增长率的条件下，改开后的人均指标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人均指标相比，直到20几年后才超越改开前（1978年）。
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所拥有的工业门类，中国几乎全有。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说：“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1978年底之前，新中国拥有了完整、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意义特别巨大。这样的国家（地区），在当时是极少数的极少数。
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为6.1%，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为3.1%，1880-1889年为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其四，起点相近时期对比。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底子”，总要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而以这两个年份为起点的工业增长速度，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5年就增长141%。
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相比，用数据证明了新中国比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要快得多。
钢产量从130万吨到3170万吨所用时间，新中国用时26年，美国用时33年，英国用时90年（最高年产量为1970年的2829万吨），法国用时76年（最高年产量为1973年的2526万吨），苏联用时26年（与新中国一样），印度用时63年——直到2003年。
铁产量从190万吨到3500万吨所用时间，新中国用时26年，美国用时42年，英国用时120年（最高年产量为1965年的1774万吨），法国用时93年（最高年产量为1973年的2251万吨），苏联用时58年，印度用时67年——直到2007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与全世界国家（地区）GDP增长率对比
绝大多数人都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停滞，经济崩溃。走资派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有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财政状况做了论述：《新中国前三十年留给改革开放的大红利》走资派邓小平说 ，穷了几千年。
但看看新中国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积累与借债。
走资派邓小平说的“再也不想回到过去，穷怕了”是完全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邓选》中的 文革期间经济崩溃了吗？
《新中国前三十年留给改革开放的大红利》文中的前几部分对1949-1978年、1952-1978年新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与世界各国（地区）进行了对比。本部分单独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与世界各国（地区）作对比。数据来源与本文第五部分相同。
以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为基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年平均增长率7.66%，排名第十，依旧超越了所有发达国家（地区）以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地区）。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是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国家之一，作者：井冈山观心
很多人都说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得太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停滞、经济崩溃。
新中国前三十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得到底是快还是慢，要由数据来支持。
主要经济体工业发展速度
美国、苏联、日本、西德、英国、法国、印度工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编辑小组编辑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年-1976年》
中国1949-1978工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各国1949-1976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如下：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间，新中国的工业增速是最快的。
可以看到，新中国一骑绝尘，超过了战后发展最快国家之一的日本。
有人说，1949年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以此时间点作为基准点不公平，要按照恢复期结束后的1952年为基准点才行。
我们计算1952-1976年各国工业增长率：可以看到，即使以1952年为基数，新中国的发展也排名第二，仅次于战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的日本。
我们再看看被走资派邓小平称之为发展停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增长率与上述各国对比。
以1965年为基数，1966-1976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53%。
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仅次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位居第二。
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发展速度
1949-1978工业生产指数如上。
1978-2008年工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生产包括了制造业、建筑业，因此与表中的第二产业相对应。
新中国1949-1978年（2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3.48%，相对应改开后29年1978-2007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1.47%。
同样，有的人会说，以1949年为基数不公平。为“公平起见”，笔者按照相同年限，做了四个对照组，计算年工业平均增长率。
上述每个对照组均使用相同年限，比如第一对照组为改开前1949-1978年，共29年；改开后也用29年，即1978-2007年。其他对照组以此类推。
按照走资派邓小平的说法，“十年是浩劫，破坏了生产，发展停滞不前”。事实是什么样的呢？
以1965年为基数，1966-1976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53%；
如果以1978年为基数，改开后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9年的工业年增长率为10.33%。
如果按照包产到户开始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为基数，1980-1990十的工业年增长率为：9.85%。与文革10年的9.53%基本持平，或者说差距不大。
中国1949-1978农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间，新中国的农业增速是最快的。
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直都在说新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结果竟然如此耀眼——璀璨。
与工业数据一样，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依旧是一骑绝尘，超过其他最主要的经济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农业被黑了这么多年，从数据中可以看到，苏联的农业生产增长率也是高于欧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
看看1952-1976年各国农业发展速度。1952-1976年间，新中国的农业发展速度仅次于苏联。
1978-2008年农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新中国1949-1978年（29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32%，相对应改开后29年1978-2007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58%。
如果从包产到户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为基数，改开后29年1979-2008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55%。可以说，几乎持平。
新中国与全世界国家（地区）GDP增长率对比
世界银行的各国（地区）GDP增长数据，该数据最早是1961年。根据该数据，笔者统计了这些国家（地区）1961-1978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个别国家（地区）因为数据缺乏而没有列入统计，还有几个国家（地区）因为没有完整数据，只能做部分统计。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2》数据计算，新中国1949-1978年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9.37%。
统计排名结果如下：可供统计的国家（地区）共有103个，可以看到新中国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排名第四，超过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超过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排在新中国前面的有阿曼（第一名）、博茨瓦纳（第二名）、韩国（第三名）。
我们看看前三名，第一名是阿曼，该国在1964年发现石油，从此GDP开始腾飞。第二名是博茨瓦纳，该国于1966年独立，不久后发现了钻石矿，从此GDP开始腾飞。以1952年为基数，计算的新中国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92%。新中国的年增长率也非常瞩目，排在第八位。前面增加了新加坡、中国香港、科特迪瓦、伊朗。
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与中国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主要是承接了欧美的工业转移并得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力投资，从而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伊朗的飞速发展是因为石油以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是美国的大力投资。科特迪瓦上世纪60年代独立后经济飞速发展主要原因是咖啡、可可和木材出口增加以及宗主国法国的大力投资。
可以说，排在新中国前面的国家（地区）的高速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是在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阵营联合禁运的情况下取得的，无一例外都是得到了欧美的大力投资。只有新中国例外。
在被世界上最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禁运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能够正常增长，就更不要说飞速发展了——只有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除外。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取得了经济飞速发展，这本身就是世界奇迹——尤其是在美国胁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禁运的情况下。
除新中国外，也许只有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