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毛泽东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一试看。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届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家们去研究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的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的一例之外，都是指当时领导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的，都应当按照具休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于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很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的领导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的领导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有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做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委是被迫做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做检讨，晚做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吗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以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不同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食其和朱建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于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如果他们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本来养成了这样一股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末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过刚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末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yongbing1993]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经济发展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毛泽东生前，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同时，农村人民公社还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有的人说，如果按照人均，新中国比其他国家（地区）发展的慢，比改开后发展要慢。

关于改开前后人均指标发展对比，用数据证明了，改开后的人均指标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相比，反而比改开前的差距加大了，直到10几年甚至20几年后，才与改开前的差距一样。

中国人均GDP占法国人均GDP比例，改开后，除1984年、1985年外，其他年份的人均GDP都低于1976年，直到20年后的1996年，才超越1976年。整整20年才超越。

中国人均GDP占意大利人均GDP比例，就更夸张了，人均GDP都低于1976年，直到24年后的2000年，才超越1976年。24年。

中国占德国的人均GDP比例的数据与法国差不多，但是比法国还要晚一年，直到21年后的1997年，人均GDP所占比例才超过1976年。21年。

英国的对比，直到2003年，人均GDP占比才超过1976年。整整27年。

中国人均GDP占日本GDP占比，直到26年后的2002年才超过1976年占比。26年。

过了19年以后，在1994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才超越1976年。

中国人均GDP占韩国人均GDP比重的数据就更难看了，直到2003年也未超越1976年的比例。

我们再看看人口增长速度情况。

中国人口，1949年54167万人；1978年96259万人；2007年132129万人。

改开前1949-1978的27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改开后1978-2007的27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

改开前，1978年比1949年人口增加了77.71%；改开后2007年比1978年人口增加了37.26%。

改开前，新中国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05%，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印度。改开后，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1%。

在总经济指标相同的条件下，人口增长速度快的经济体的人均经济指标肯定要低，这是常识。即使在上图增长率的条件下，改开后的人均指标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人均指标相比，直到20几年后才超越改开前（1978年）。

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所拥有的工业门类，中国几乎全有。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说：“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1978年底之前，新中国拥有了完整、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意义特别巨大。这样的国家（地区），在当时是极少数的极少数。

工业化初期对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59年为6.1%，1860-1869年为8.2%，1870--1879年为3.1%，1880-1889年为5.5%，1890-1899年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其四，起点相近时期对比。1952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底子”，总要比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底子”大，而以这两个年份为起点的工业增长速度，中国大大地快于美国。1860-188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9亿美元上升到53.7亿美元，20年才增长180%；1952-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从270.2亿元上升到650.2亿元，5年就增长141%。

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相比，用数据证明了新中国比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要快得多。

钢产量从130万吨到3170万吨所用时间，新中国用时26年，美国用时33年，英国用时90年（最高年产量为1970年的2829万吨），法国用时76年（最高年产量为1973年的2526万吨），苏联用时26年（与新中国一样），印度用时63年——直到2003年。

铁产量从190万吨到3500万吨所用时间，新中国用时26年，美国用时42年，英国用时120年（最高年产量为1965年的1774万吨），法国用时93年（最高年产量为1973年的2251万吨），苏联用时58年，印度用时67年——直到2007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与全世界国家（地区）GDP增长率对比

绝大多数人都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停滞，经济崩溃。走资派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有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财政状况做了论述：《新中国前三十年留给改革开放的大红利》走资派邓小平说 ，穷了几千年。

但看看新中国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积累与借债。

走资派邓小平说的“再也不想回到过去，穷怕了”是完全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邓选》中的 文革期间经济崩溃了吗？

《新中国前三十年留给改革开放的大红利》文中的前几部分对1949-1978年、1952-1978年新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与世界各国（地区）进行了对比。本部分单独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与世界各国（地区）作对比。数据来源与本文第五部分相同。

以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为基数，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年平均增长率7.66%，排名第十，依旧超越了所有发达国家（地区）以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地区）。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是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国家之一，作者：井冈山观心

很多人都说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得太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停滞、经济崩溃。

新中国前三十年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得到底是快还是慢，要由数据来支持。

主要经济体工业发展速度

美国、苏联、日本、西德、英国、法国、印度工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编辑小组编辑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年-1976年》

中国1949-1978工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各国1949-1976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如下：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间，新中国的工业增速是最快的。

可以看到，新中国一骑绝尘，超过了战后发展最快国家之一的日本。

有人说，1949年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以此时间点作为基准点不公平，要按照恢复期结束后的1952年为基准点才行。

我们计算1952-1976年各国工业增长率：可以看到，即使以1952年为基数，新中国的发展也排名第二，仅次于战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的日本。

我们再看看被走资派邓小平称之为发展停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业增长率与上述各国对比。

以1965年为基数，1966-1976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53%。

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仅次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位居第二。

改革开放前后工业发展速度

1949-1978工业生产指数如上。

1978-2008年工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生产包括了制造业、建筑业，因此与表中的第二产业相对应。

新中国1949-1978年（2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3.48%，相对应改开后29年1978-2007年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1.47%。

同样，有的人会说，以1949年为基数不公平。为“公平起见”，笔者按照相同年限，做了四个对照组，计算年工业平均增长率。

上述每个对照组均使用相同年限，比如第一对照组为改开前1949-1978年，共29年；改开后也用29年，即1978-2007年。其他对照组以此类推。

按照走资派邓小平的说法，“十年是浩劫，破坏了生产，发展停滞不前”。事实是什么样的呢？

以1965年为基数，1966-1976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53%；

如果以1978年为基数，改开后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9年的工业年增长率为10.33%。

如果按照包产到户开始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为基数，1980-1990十的工业年增长率为：9.85%。与文革10年的9.53%基本持平，或者说差距不大。

中国1949-1978农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

可以看到，在1949-1976年间，新中国的农业增速是最快的。

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直都在说新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结果竟然如此耀眼——璀璨。

与工业数据一样，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依旧是一骑绝尘，超过其他最主要的经济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农业被黑了这么多年，从数据中可以看到，苏联的农业生产增长率也是高于欧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

看看1952-1976年各国农业发展速度。1952-1976年间，新中国的农业发展速度仅次于苏联。

1978-2008年农业生产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新中国1949-1978年（29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32%，相对应改开后29年1978-2007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58%。

如果从包产到户的1980年算起，以1979年为基数，改开后29年1979-2008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55%。可以说，几乎持平。

新中国与全世界国家（地区）GDP增长率对比

世界银行的各国（地区）GDP增长数据，该数据最早是1961年。根据该数据，笔者统计了这些国家（地区）1961-1978年间的GDP年均增长率，个别国家（地区）因为数据缺乏而没有列入统计，还有几个国家（地区）因为没有完整数据，只能做部分统计。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2》数据计算，新中国1949-1978年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9.37%。

统计排名结果如下：可供统计的国家（地区）共有103个，可以看到新中国社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排名第四，超过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超过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排在新中国前面的有阿曼（第一名）、博茨瓦纳（第二名）、韩国（第三名）。

我们看看前三名，第一名是阿曼，该国在1964年发现石油，从此GDP开始腾飞。第二名是博茨瓦纳，该国于1966年独立，不久后发现了钻石矿，从此GDP开始腾飞。以1952年为基数，计算的新中国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92%。新中国的年增长率也非常瞩目，排在第八位。前面增加了新加坡、中国香港、科特迪瓦、伊朗。

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与中国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主要是承接了欧美的工业转移并得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力投资，从而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伊朗的飞速发展是因为石油以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是美国的大力投资。科特迪瓦上世纪60年代独立后经济飞速发展主要原因是咖啡、可可和木材出口增加以及宗主国法国的大力投资。

可以说，排在新中国前面的国家（地区）的高速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是在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阵营联合禁运的情况下取得的，无一例外都是得到了欧美的大力投资。只有新中国例外。

在被世界上最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合禁运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能够正常增长，就更不要说飞速发展了——只有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除外。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取得了经济飞速发展，这本身就是世界奇迹——尤其是在美国胁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禁运的情况下。

除新中国外，也许只有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了。

[yongbing1993]

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文革滔天罪行





【邓小平女儿大字报】

文革中邓榕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最早发表于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报，邓榕文章的题目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后被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转载公开发表。

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XX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1967.4.5

[yongbing1993]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二代的大字报






《 贺捷声的大字报》

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我们把反党、篡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揪出来了，真是大快人心！我要坚决与三反分子贺龙划清界线，坚决站在党和毛主席一边，彻底清算贺龙的罪行，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我是怎样受迫害的：我生于长征前十八天，出生之后就随红军长征到延安，寄养农民家。当时贺龙在军阀部队里所结拜的兄弟，国民党旅长秦光远、团长瞿玉屏，抱着升官发财目的来到贺部，但军委不同意贺龙将这两匪安插在贺部，并指示贺龙，如秦、瞿两人愿意参加革命，必须先到抗大改造，再由学校统一分配工作。贺龙对这一指示不满，对两匪说：“你们俩回去吧，现在共产党里，我无权安排你们的工作。”“我四十多岁了，仅有一女，托你们抚养了。”於是，将我交与秦、瞿两匪带到白区“教养”。此虽区区一例，便看出贺龙反动的本质：（甲）贺龙认为白区比解放区保险；（乙）封建的结义兄弟比共产党可靠。

我到白区后先住在秦匪家，秦死后又到瞿家侍候全家大小，直到解放初期，我的亲生母亲经过重重困难才将我找回去。可恨贺龙这个混蛋将我强行要去，他扬言说：“她是贺子贺孙，应回贺家。”到贺家后，后母薛明（贺龙现妻）对我倍加歧视，贺、薛两人限制我与亲生母亲通信，迫得我曾跳井自杀，未遂，我曾想上告，贺龙气势汹汹对我说：“你要告我吗？我在公安部挂号了，我在总理那里挂号了，我也在毛主席那里挂号了，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是副总理，我是元帅，你这个小孩、小党员，告不倒我的，让你姨与你妈都告去我，她们也告不倒，要告的话，我就对她不客气。”以此威胁我。直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我才离开贺龙，回到了亲娘的身旁。毛主席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在心底里呼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二、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疯狂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和三反分子贺龙接触的十几年中，从未见过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经常见到他手不离卷，形影不离，赞口不绝的是那些《七剑十三侠》、《说唐》、《小五义》、《佘赛花》、《济公传》、《西游记》等神怪小说。贺龙把黑书《燕山夜话》视为珠宝、奉若神明，将它摆在书厨里供欣赏，而把革命历史小说随意放在筐旁边不理。

更可恨的是贺龙不仅自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还阻挠我们学，有一次他问我：“你在学什么？”我说：“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不满地说：“你在宣传部工作，不能犯错误太多，特别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觉不灵，干不了什么大事，一定要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请教。”一九六六年我去大连养病前，贺龙又问我带些什么东西，我说：“我带了毛选四卷和主席语录，准备读一读。”贺即强调说：“你应带《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应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不学怎能行呢？”言下之意叫我不要学毛主席的著作。贺龙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有一次贺龙对我说：“你的毛病就是吃不了亏，脾气不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这一语道破了贺龙篡党篡军的野心，贺龙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一直等待时机，妄图变天。

一贯反对和敌视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贺龙，突然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指示薛明与何家为（贺龙办公室副主任）起草了一个贺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指示，里面是有鬼的！一是贺龙知道文化大革命将要在全国开展，贺龙作贼心虚，怕露出其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马脚，急忙打起了这面红旗；二是贺龙对军委表扬林彪同志办毛主席著作很不服气，贺龙就不满地说过：“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学得那么好？我们也要搞个样子！”以此反对林副主席，与林彪同志唱对台戏，更甚的是贺龙对贺办的学习指示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反对教条主义。”把毛主席著作诬蔑为教条主义，其心何等险恶！贺龙就是打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招牌来反对毛泽东思想。

三、广结党羽、阴谋政变：一九五九年贺龙到天津大比武，当时是彭真、罗瑞卿同去的。贺、彭二人同住在水上俱乐部，贺龙住楼上，彭住楼下。一次中饭时，罗、贺、彭三人大谈比武，罗得意地说：“我们军事上就是过得硬，就是突出政治。”声落，三人发出了使人肉麻的大笑。贺、彭、罗以为阴谋得逞，大功告成，天下即将到手，得意忘形，可惜这班混蛋错估了形势，高兴得太早了！饭后，彭真向罗瑞卿说：“你回北京了吗？”罗答：“我要留下给部队讲一讲话。”说完，转向贺龙说：“你还有什么指示？”贺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对大比武也很支持嘛！”贺龙就是罗瑞卿的后台，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造谣攻击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其心多么恶毒！

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极为密切，罗常到贺龙家，有时罗把电影带来贺家放，一起看电影，谈笑风生，感情之深不难理解，罗对贺的讲话都是逐一纪录，驾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上。

贺贼与吴晗来往也很密，贺常与吴一起打麻将、打桥牌、钓鱼，吹吹拍拍。吴晗写的书送给贺龙，并在书上恭恭整整地写上“敬爱的贺元帅、总理、同志，请指示。”贺对此当然非常欣赏。其意很明显，就是让吴晗这班黑文人通过文艺作品为其阴谋篡党篡军作舆论的准备。

文化革命期间贺龙对贺鹏飞（贺子）等人说过：“刘少奇的检讨是被迫的，毛主席错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拉开阵势的猖狂进攻，挑动贺鹏飞一伙，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贺鹏飞喜欢打篮球，贺龙就语气双关地对贺鹏飞说：“我是你们的领队，你妈是你们的政治指导员。”由此可见贺鹏飞这一伙在清华园干的坏事后台是谁不是清楚了吗？贺龙苦心孤诣地培养和支持贺鹏飞一伙，就是把自己的后代培养成像自己一样的资产阶级接班人。解放前我们的灾难还记忆犹新，贺龙妄图变天，我们一万个不准！

四、腐化堕落，任意挥霍人民血汗：贺龙是一个大土匪，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化的臭味。平时只要贺龙起床电铃一响，贺家工作人员就为他一人忙碌，公务员赶忙进屋给他穿衣服、穿袜子、穿鞋；医务人员前来量血压；炊事员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热量，为此特让北京医院营养科的人来贺龙处精密计算食物所含热量。

贺龙每天至少有两、三次散步活动，常要老婆、秘书、护士、警卫人员陪同，因怕冬天院内散步冷，花了国家数千元，将原来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专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时到体育馆去散步，由於那里人多吵闹，贺龙就将体育馆的人全部轰出来。

这个挥霍无度的贺龙还喜玩猴子，给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从东北带回一只价值几千元的警犬，狗病了还请医生看、吃药、打青霉素，甚至还住医院，狗吃的饭比人还好，顿顿有肉有鱼，堂堂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竟对猴子和狗如此关怀备至，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资本家整天无所事事，玩猫、玩狗没有什么区别。

贺龙这个土匪头子，干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这样的一个腐烂透顶的修正主义分子，我们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三反分子贺龙虽被揪出来，伹贼心不死，贺龙的走狗还通电话对我的母亲进行威胁、恐吓。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坚决把贺龙斗倒！斗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