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

毛泽东：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泽东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它政党互相区别的显着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

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它生物的侵蚀。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着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它政党互相区别的显着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它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yongbing1993]

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








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

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剧本写好之后，广州部队的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排演以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改。这样，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搞出这样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来。

《转载》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作者：江青

来源：《人民日报》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第1版，作者是江青，同步发表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和《解放军报》5月10日。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

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观摩演出中，革命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

描写我们党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还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

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

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观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不会有人看的。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其次，说说从何着手的问题。

我认为，关键是剧本。没有剧本，光有导演、演员，是导不出什么，也演不出什么来的。有人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话是很对的。所以，一定要抓创作。

这些年，戏剧创作远远落后于现实，京剧的创作更谈不到。编剧的人少，又缺乏生活，当然创作不出好剧本来。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剧本写好之后，广州部队的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排演以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改。这样，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搞出这样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来。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短时间内，京剧要想直接创作出剧本来还很难，不过，现在就要抽出人来，先受些专门训练，然后放下去生活，可以先写小戏，再逐渐搞出大戏来。小戏搞得好也很好。

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是移植，这也好。

移植要慎重选择，第一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与本剧团条件是否合适。移植时，要好好分析原作，对人家的长处要肯定下来，不能改变；对人家的弱点，要加以弥补。

改编的京剧，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合乎京剧的特点，有歌唱，有武打，唱词要合乎京剧歌唱的韵律，要用京剧的语言。否则，演员就无法唱。另一方面，对演员也不要过分迁就，剧本还是要主题明确，结构严谨，人物突出，不要为了几个主要演员每人来一段戏而把整个戏搞得稀稀拉拉的。

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现在把定河道人的戏砍掉了一场，座山雕的戏则基本没有动（演座山雕的演员是很会做戏的），但是，由于把杨子荣和少剑波突出起来了，反面人物相形失色了。

听说对这个戏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一番。要考虑是坐在哪一边？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听说还有人反对写正面人物，这是不对的。

好人总是大多数，不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大多数的还是劳动人民。在修正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者也还是少数。

我们要着重塑造先进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给大家以教育鼓舞，带动大家前进。我们搞革命现代戏，主要是歌颂正面人物。内蒙古艺术剧院京剧团的《草原英雄小姊妹》很好，剧作者的革命感情被这两个小英雄的先进事迹激动起来，写成这样一个戏，那中间的一段还是很动人的。

只是由于作者还缺乏生活，搞得又很急，还没有来得及精雕细刻，一头一尾搞得不大好，现在看来，好象是一幅好画嵌在粗劣的旧镜框里。这个戏，还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为我们的少年儿童写了京戏。

总之，这个戏是有基础的，是好的。希望剧作家再深入生活，好好加以修改。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劳动，搞出来的东西不要轻易丢掉。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这次观摩演出的剧目，回去都应该继续加工。立起来了的，不要轻易把它打倒。

最后，我希望这次大家能抽出些精力来互相学学戏，这样，可以使这次大会的收获在全国的舞台上与各地广大的观众见面。

[yongbing1993]

背后都是肮脏侵吞中国国有资产






走资派特色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李敖说的这句话对不对？

中国财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积累过程，为什么说中国富豪大部分的都有掠夺国有资产的行为。这句话是台湾著名大家李敖深刻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之后得出来的结论。他认为21世纪之中99%以上的富豪其实都不是履历之中写的白手起家那样光鲜，背后都是肮脏的侵吞中国国有资产，以此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历史之中的惨例

这些人在早期的改开历史之中有着自己独到的人际关系，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们也是靠着朝廷的大树，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中得到最新的局势消息，所以能够比普通人更加洞若观火的看到一切风吹草动。而当年改开之后中国前三十年许多国有资产就是在这样的行为之中被一批批人侵吞。

他们到是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可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却开始破产，无数工人开始下岗，最后这人一个个身家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然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最富裕的顶尖阶层，但先富带后富在他们这里说了不算，他们只会提携自己的后辈和有关系的人，他们不会关心普通人和这个国家民族的生死。

他们使用大量的御用文人开始精心书写自己的创业历史，将自己塑造成为了白手起家的典范，让无数底层人开始崇拜。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国家民族危机面临考验的时机，这些人就会从中国公民摇身一变成为外国公民，而且还提前的将自己的大量财富转移出去，这种行为在历史之中和八国联军侵华抢夺中国财富有什么区别呢？

你要知道这些人侵吞资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管一下呢？位高权重者应当肩负起来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集体农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全部都变成了个人家族的，所以李敖先生对于中国大陆这些人的分析是相当准确的，也是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认可，今天将这些事情说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看清楚，一味追求赚钱不可取，姓资姓社真的很重要。

共同富裕的思考

当年中国南方著名的南京钢铁厂一年可以产量达到800万吨，但是却被某些人用13亿就卖掉了。还有改开时代的企业改制之中，有些企业价值几千万，可却被关系户用仅仅几百万就买下来了，然后成为了自己人生之中赚取的第一桶金，还被塑造成为了“致富楷模”。但中国因此而失业的数百万下岗工人失业又怎么办呢？

改开数十年以来靠着劳动致富、合法经营成为富豪的又几个人？想当年西方崛起之后依托国家力量尚且需要掠夺殖民地数百年才能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

而到了中国富豪这里，数十年时间就达到了，看起来的确好像是中国奇迹，值得我们去骄傲，可一切如果都是真实的，都是建立在以人民利益为基础之上，那为什么这些富豪都开始移民带着钱到国外了呢？

既然这些人有所害怕，那就证明事情有鬼，也就证明了他们的行为并没有那么干净。

现在为什么如此怀念前三十年的风清气正，就是因为当下过的不好，有着太多太多人侵吞全国劳动人民辛苦创造的财富了，而且底层民众还处于敢怒不敢言的状态。中国应该要保护好国有资产，不能使用关系就低价购买，保护好老百姓的利益可以吗？不要让洪秀全的悲剧重演了。

当年国有企业如何变卖，下岗职工是怎么失去自己的饭碗的，这些说起来都是血泪历史了。

走资派特色政府不过问不要紧，因为几十年都已经过来了，想要要回当年的损失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毕竟这些人都已经位高权重，可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计较，不是计较个人得失，而是考虑整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如果不计较，不去倒查改开以来40多年，那国家的人民辛苦创造的财富将会源源不断的流失。这样的国家还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吗？

[yongbing1993]

历来人们是如何看待人类战争的






历来人们是如何看待人类战争的？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看法也可能有差异。这个问题是各自所站的立场不同的问题，也涉及到利益土地恩怨历史等诸多方面。

尽管有人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而且也拒绝参与任何战争的，所谓的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但有的人显然不是逢战必反的。比如很少有人会反对抵抗德国的希特列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大屠杀，又或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大屠杀，因为人们相信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那些战争是正义的。

也就是说人类中的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人们应该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而不必反对正义的战争。

当人们对人类中发生的每一场战争（如美伊战争）的看法有分歧的时候，人们的分歧点并不在于战争是否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在于人们对这场具体的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战争的判断，都是以对谁受益的立场不同而来判断了。这样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当然会因人们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而异，也跟人们的生活地理环境、人生阶级体验、个人信仰性格等等有关。

对人们来说，是否可能有“正义的战争”、以及什么样的战争才算得上是“正义的战争”，人们的看法跟人们的阶级立场有关。

如果从上帝圣经本身的教导来说，一方面，福音的精髓是爱与赦免，信徒们应该爱仇敌、为所有人祷告。另一方面，信徒们也应该维护公义、保护弱势群体，而且可以自我防卫。这两方面的教导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但其实是可以得到统一的，正如上帝的慈爱与公义可以并存、信徒们可以同时《恨恶罪》，但又《爱罪人》一样。然而在具体的信仰实践上，那些掌权的满脑子私利者在发动战争时，只顾以牙还牙狂轰乱炸几倍十几倍地屠杀平民百姓。就如基督徒的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战争观是多么的邪恶。

从解经和神学来说，和平主义反战观的主要根据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是反对暴力的。无论是登山宝训，还是耶稣自己的身体力行，体现的都是和平主义的精神。耶稣本人遭受到最大最恶劣的社会不公，然而他为逼迫他的人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他教导门徒“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甚至“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

基督信仰的“爱”的特质要求信徒以一种极端的、无条件的、牺牲的爱来化解仇恨和暴力。基督徒面对社会不公，应该学习基督，存谦卑宽容忍耐的心，等候主自己伸冤，而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诉诸武力、以暴抗恶。尽管在旧约中确实有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征战攻击外帮仇敌的记载，但旧约记载的战争也只有一部分是如此，其它则是人的罪性所致。而且旧约里以色列人的正义争战都是用来预表公义对邪恶的战胜、最终预表上帝的救赎的。到了新约，上帝的救赎已经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大爱完成，上帝的应许已经实现，基督徒不应该再用战争和武力“替天行道”。

历史上基督徒的十字军“圣战”和历次惨烈的“宗教战争”，都并非符合真正的基督信仰精神，而是人背离圣经自以为义的结果，是人罪性的表现。至于一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战争”，以人的有限而要做这样的判断，很多时候都难免是不可靠和危险的。

在基督教历史上，除了初代信徒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采取不抵抗主义以殉道见证自己的信仰外，还有其它一些和平主义的反战实践。包括在今天的现实当中，也有很多出于信仰反战的基督徒。在基督教的历史和众多的教派当中，“贵格会”（“教友会”，Quakers）和“门诺弟兄会”(Mennonites)这两个小教派是比较彻底的反战的。贵格会和门诺弟兄会都是十六世纪极端改革派“重洗派”(Anabaptist)的后裔和传承。重洗派的神学，不但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也被当时的宗教改革的新教（更正教、抗罗宗）的主流视为“异端”。

他们也因此不但受到国家的迫害，也受到天主教和新教的迫害。然而他们的信仰，有很多地方跟主流的改教信仰其实是一致的。他们特别的地方，是强调跟随耶稣、受苦、忍耐、与世俗分离等等。由此带来的信仰实践，是绝对的“不抵抗主义”和出世的生活。在战争观上，就是彻底的、绝对的、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他们不但反对战争，也拒绝参军。

另一方面，他们对世俗的权力，也是完全的不抵抗。当宗教迫害临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很有一致性的不抵抗，“听凭主怒”。

所以历史上有大量的该派信徒被国王们和基督徒们轻而易举的消灭杀戮，彻底的不抵抗的代价是默默流淌的鲜血和默默牺牲的生命。

主流的新教教派，无论是路德宗、改革宗、清教徒，都不是彻底反战的，否则今天我们恐怕仍然只有天主教而新教早已在历次的宗教战争中被缴杀净尽了。

因此，他们是彻底的反战，但是他们反得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的反战不因政治倾向而改变，纯粹是出于宗教信仰。

如果每个人都按照基督的教导爱人如己，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了。

战争本身都是残酷和伤害性的，但可悲的是战争也是无法避免的现实。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全没有战争的乌托邦存在。

生活本身是真实的，很多美好的理想，包括绝对的和平主义，常常都无法在现实当中实现，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美好纯净的童话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已经被罪污染了的世界里面。

世界上的宗教和基督教的教派多如牛毛，真正彻底反战的其实很少。

佛教按说应该是很非暴力和和平主义的，可也有信仰“我佛慈悲亦惩恶”的棍僧。

生命是宝贵的，保守派、福音派基督徒在堕胎等问题上也都是持“维护生命”(pro-life)的价值观和立场，但是面对战争，这些基督徒当中也有持选择性的“主战”立场的。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立场并不违反圣经的教导。

圣经并没有禁止基督徒参与一切的战争。耶稣教导门徒应该自我防卫，奉差外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带刀，而且“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路22：36）。

圣经也教导信徒“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诗82：3-4）

新旧约中都多有以征战预表和比喻属灵真理的经文。新旧约中也都有身为军官或士兵的的信徒，如新约中信主的百夫长、罗马官兵等，耶稣和彼得称赞他们的信心的时候并未责备他们没有退出军队（太8：5-13，徒10）。

更重要的是，圣经要求基督徒顺服政府的权柄，“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13：4）。

世界上的政府及其军队应该有责任扬善罚恶、维护和平与秩序。

有人问马丁路德一个人可不可以又参战当军人又做基督徒，路德说“当我想到一个士兵的尽职即意味着刑罚作恶的、杀死做恶的、并因此造成悲惨的结局的时候，似乎那是跟基督之爱背道而驰的非基督徒的做法。但是当我想到一个士兵所做的是怎样保护了善良的人、保全了妇女、儿童、住房、农场、财产、荣誉和和平的时候，我又看到这是何等可贵和敬虔的工作。”（英文路德文集46:96，）很多时候，战争成为维持和平的唯一选择，这当然是一个可悲的悖论，但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也可能是一种上帝的护理。

今天的基督徒可能更多的是持有选择性的主战或反战的立场，就是说有条件地、谨慎地支持“正义的战争”。

而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尤其在西方）衡量一场战争是否正义仍然是依循一些传统的原则。

在基督教历史上，从奥古斯丁开始，就有从圣经思想推演出来的“正义的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用以对一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提供具体的判定标准。按照奥氏的看法，正义的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和平和公义，这样的战争必须在公义的原则下依循正当的手段进行。实际上，奥氏本人虽然不情愿地接受了战争的事实，但内心却敬佩彻底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

因此“正义的战争”理论要求正义的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和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和自卫，任何主动的侵略、复仇、征服、经济掠夺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都不符合正义的标准。

只有一国之政府有权发动战争，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这样的权利。

战争必须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只有在用尽了外交、经济制裁等手段之后才能诉诸武力。

战前和战争进行中必须遵循一系列公义的准则，包括要向仇敌守信、正式公开宣战、不抢掠、不屠杀、不焚城、不伤害非军事人员和平民，等等。正义之战的理论并非是为把战争正当化合理化而制造的理论，而是为战争设限，尽量减少战争的伤害。

如果每个国家都遵循正义战争的原则，那么很多战争都是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应该打的。

尽管“正义的战争”理论应该说是西方正统教会比较主流的战争观，在华人基督徒中这仍然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

在廿一世纪的今天，基督教信仰早已呈现多元化的境况，“正统”与传统也许已经不再具有多少规范的作用。

对一些基督徒来说，“正义的战争”理论也许只不过是“人的东西”，并无权威可言。这本身也许是好事--如果真的是出于不迷信前人、“唯独圣经”的话。然而这也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一切的价值判断就只有都成为彻底主观和相对主义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一切都只是观点与角度，一切都只是文化与背景，那么也就无所谓对错，没有真理可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于1917年正式对德国宣战。当时美国在任的总统是威尔逊。威尔逊本人是个厌恶战争的基督徒，所以美国一直到了战争已成终止战争的唯一方法的最后关头才宣战。威尔逊在议会提出：美国只为和平而战，不为侵略、不为掠夺、不为复仇、不为毁灭而战，只要对方一放下武器，立刻停战。他说：“我深信和平是建立在人民的权力而非政府的权力上。世界上的人民都有相同的自由、安全与均等的机会时，就有和平”。

威尔逊的话在今天仍然让我们深思。和平，是人类崇高的理念和美好的向往。然而和平也是最不可求最难得到的。廿一世纪的今天，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然而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世界。实际上，圣经明确预言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一直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太24：6）。

基督徒应该为世上的君王和掌权者祷告，为世界和平祷告，但是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罪性不抱幻想。我们知道，真正的和平最终不能指望国家和掌权者，而在于人的内心。人心与上帝为仇，人与人之间也无法有真正的和平。基督是“和平之君”，基督信仰带给人的最大的福祉就是使人与上帝和好，也与人和好。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就是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世人，做使人和睦的有福之人（太5：9）。

基督徒也有真实的盼望，那就是等候新天新地的日子，到那时列国“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赛2：4）上帝与人同在，人将享受真正的永远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