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中国走资派特色孵化新兴资本家
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走资派特色孵化新兴资本家的大工程。
《1978-1992》：
这是中国走资派特色孵化资本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家从无到有被召唤出来，并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
1978年之前，成为一个资本家去剥削工人不仅是可耻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资本家（最初还只是城乡个体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81年，一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当时政府官员中有左派）内引发激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剥削。争论不休之下，最后走资派邓小平等和一帮右派分子们给出了一个似而非的结论， 雇工不超过8人就不算剥削，超过8人就是剥削。但是资本家的发展是迅猛的，8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年1月，走资派邓小平们对超出8人的雇工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在这样暧昧不清的环境中，资本迅速发展， 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重新出现在华夏大地这片工农故土之上。
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进人大、不能进政协、不能入党，他们甚至对自己剥削工人而积攒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来都心里没底， 毕竟，在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土改时和之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中还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并批判走资派邓小平们复辟资本主义道路。
在城市中，工人阶级还有铁饭碗，而那些今天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昨天还只是返城没有工作的知青、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释放的牢改犯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工人农民看不上的人。 对这些发了财的资本家，工人农民们在羡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两个臭钱吗，国家过两天就给你没收了。”
在农村里，第一批农民工已经出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社队企业，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改了个名字叫做“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被承包给各种“能人”开始了资本化的发展。 本地农民成了乡镇企业雇工主要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在自己所在乡镇的企业做兼职工作，他们同时从事工业和农业，显著特征就是“离土不离乡”。而“乡镇企业”的资本家开始称为“民营企业家“。
国家到底会不会没收财产？是不是把资本家养肥了又宰掉？很多资本家自己心里都没底。为了给资本家安心，1987年，走资派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有一次讲话，他意味深长的说， “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当然，为了减小阻力，走资派邓小平总设计师又安慰那些还坚持传统的老干部说， “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 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然而，这一研究就是数十年。到了走资派邓小平被粉身碎骨扔进大海之后也没有动。
1988年，在资本发展了将近十年之后，在资本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之后，在农民工重新出现之后，在城市工人尚在梦中仍能分房的时候， 在免费上大学包分配的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的时候，全国人大修宪了。私营经济终于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是两个时代转轨的衔接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体制，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到资本家当家作主重回庙堂。
在这个衔接点上，资本家除了钱更多一点之外，他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入人大政协，就连他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比不上工农子弟，当然，更比不上国家干部。 下面这张图就是其他社会群体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与资本家群体的比值，1982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3.23倍， 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2.13倍。1990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10.78倍，农民子女上大学的几率是资本家的6.22倍。
而这一切，在1992年之后，彻底改变了。
《1992-2008》：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走资派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拉开了这个阶段的帷幕，走资派邓小平指明了资本发展的方向，终结了姓社姓资的讨论，为资本重新跃马扬鞭在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扫清了障碍。
这个阶段有多个标志性事件，其中，1993年底夺去87个女工生命的致丽大火最让人悲痛不已。这把火宣告着资本对劳工的统治重新建立起来了，自此之后数十年间， 劳工只能在资本的铁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农民工价，极度宽松的招商环境，大量受过教育的技术熟练的下岗工人，完善的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基础建设的大量国菩的工厂设施集体社办街道办工厂，以及全国各个行业的完整的工业化后的全部产业链，这一切，使得中国成了资本升值的天堂。资本快速的发展着。
1992年之前的资本家，除了少数红顶商人之外，多数就是个体户和农村“能人”。1992年之后，大量体制内人员下海，大量国企干部收购国企从管理层变为所有者。 1997-1998的私企普查，干部下海由于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纯利润是平均数的1.9倍。
这个阶段，大量灰色交易和违法行为出现，据戴建中估计，1989到1998年间，私企偷税漏税超过2700亿元，大致占这些年间财政收入的5%。哪个新型资本家不是靠偷税漏税剥削有文化的农民工和下岗的熟练的有文化的工人们来发财先富成为资本家的？
老板（资本家）钱更多了，地位也更稳了。2001年走资派头江泽东在七一讲话提到，私营企业主等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如果这些人“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 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则应该将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从这一年开始，资本家得以加入共产党，剥削者在党的组织中也合法了。 老板们不仅仅能够入党，还渗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三个代表资本家入党当领导。
越是大资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积极入党，甚至本身就是共产党员经商。《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年）做过一次调查，基本情况如下表。
1、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资本家。
2、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3000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小资本家。
3、其余为中型资本家。
在城市中，免费分房和福利医疗都没了，国企改制终结了工人铁饭碗的梦。在国企工人没落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了无产阶级的主体，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 农民工数量更是突飞猛进。2003-2008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600万到800万人。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为何物，不知免费医疗为何物，他们成长在改开的年代， 工作在资本的工厂，从来都认为被剥削压迫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是一次重要的意义非凡的血液的替换，清洗掉了曾经的记忆，为资本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治地位打下基础。
在农村中，小农经济在短暂的复苏后开始出现问题，三农问题的焦虑成了上个世纪末集体的记忆。但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加入WTO后迅速让位，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 农村以这样的方式逐步枯萎，农村问题以这样的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此时，资本家和工农子弟的差距终于拉开了。不论在财富上、地位上或者社会声望上。资本已经完全合法，没有人再讨论雇工几人才算剥削，剥削嘛，你不剥削，别人就剥削， 剥削你是给你工作机会，你要感恩才是。2005年后，曾有人借国企管理层肆意MBO之际攻击资本家，揭露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们的原罪。但是主流舆论不理不睬， 甚至有学者建议豁免所有资本家的原罪，因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资本家都有罪。
资本大踏步的前进，工农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资本与工农的中间，一个新兴的群体出现了。这个群体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资本全球化以及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出现而壮大的， 他们以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从事着法律、会计、金融、管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科研技术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在部门中占据管理职能， 或者是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于身处垄断行业，能在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制中，比普通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大的组织生产的权力， 因而也能获得更高的薪酬，这批人是新兴小资产阶级（教授、高中特级教师、部门经理、部分金融从业人员、大公司工程师、部分互联网从业人员等等）。他们中的另一批人， 从事着低端的技术工作或底层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仅仅比体力无产者稍多的薪水，这些人是典型的脑力无产者（外包程序员、金融行业底层人员、部门办事员、中小学老师、公司技术员等等）。
在资本快速发展的时候，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在高声欢呼。他们诅咒那个计划的时代，他们和主流一起歌颂这个冉冉兴起的盛世，他们为资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动不已， 肥得流油的资本总能滴下几滴油喂饱他们不大的野心。
脑力无产者仍有希望上升为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新兴小资产阶级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在同一个餐桌吃饭，有着类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话题。因此， 他们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崇尚竞争，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变命运，他们喝着老板的鸡汤、看着成功学的视频、听着马云的演讲、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与资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结盟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以及被新兴小资产阶级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脑力无产者，构成了知乎等新媒体上最初的用户群体。 这个群体当然也在新兴的知乎等媒体上，用符合资本要求的话语回答着、讨论着各种问题。
《2008至今》：
这是资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是资本盛极而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了。中国资本依靠举国体制和凯恩斯主义实现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中国的垄断资本更是一举超过英德日法，成为全球第二，世界500强的数量从2007年的30个，飙升至2015年的106个。
资本家除了更有钱之外，还更深地进入社会管理领域。我们看第九届（1998）和第十一届（2008）全国人大代表构成， 资产阶级成了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最大的群体。他们是由房地产商、工商业巨头、互联网贵族以及各地富豪构成的，他们是人们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 他们仅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占比2成左右。至于表格中的专业人士群体，是由演艺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运动员、律所合伙人等所谓精英构成的， 他们多数人事实上也是资本家。
在这个阶段，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快速没落。青壮年转移使得农村成了993861部队，即99重阳的老人，38妇女的女性，61儿童的小孩。当前农村中，纯务农或以务农为主， 多曾经在外打工数年，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系列报告所述，纯务农者，“他们中有67.91%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 也就是打过工，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大部分是年纪大了回到农村务农。”小农作为一个群体必然在市场经济中消亡，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这个阶段，还有两个重要的矛盾在快速发展，这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中国资本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了，过剩资本不断对外输出，2012年之后的再一次过剩加速了资本的输出，从2014年起，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 而全世界的市场是有限的，中国输出的资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国家产生竞争，导致这些国家的垄断利润下滑，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从2012年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起，美国就明确了遏制中国资本的策略，这一方针在特朗普政府被公开化。
其二，工人阶级自发的抗争越来越多，在抗争的推动下，他们实际工资有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是从2003-2015，其中2010年前后增长最快。 这使得资本眼中的“成本”越来越高，低端产业的利润越来越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上述两个矛盾的影响下发展得更快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使得中国GDP增长率从2013年开始断崖式下滑，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新常态”的时期。 为了保住经济，我国分别在2009年和2014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伴随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价终于上天。
买了房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仍然在欢呼着盛世，没有买房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脑力无产者开始望房兴叹。伴随着利润的下滑，资本对他们的压榨似乎变得更重一些了， 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资本带给他们的希望明显变得更为渺茫。
2018年以来，内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饭的时候，那些明显不关心社会话题的人，也开始谈论社会问题，有些是因为彩礼引起的，有些是因为工资引起的有些是因为房价引起的， 有些是因为被优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为在资本的体制下生存的压力引起的。
还是这么一群人，还是在知乎等新媒体上面，曾经，他们为资本的发展鼓与呼，现在，他们开始自发地咒骂着资本。
而这群人有一个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中长大的。不论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否认可“阶级”、“剥削”、“剩余价值”这类概念及其内涵， 他们都曾被广泛地灌输这类意识。当资本高速发展可以些许惠及他们的时候，他们抛弃了这些概念，当资本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只会无情压榨他们的时候， 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回归了。他们开始用“资本家”称呼企业家，用“剥削”描述企业家，用“阶级”审视企业家。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在网上自发地宣传着曾经在课本上学得的知识，剥削，阶级，资本家，剩余价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开始自己花时间学习着各种课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识， 毛选，马恩选集，列宁的书，以及那些被忽视或掩盖的历史。
他们开始在网上论战，论战的对象是各种纯色或杂色的小粉红，各种精神或肉体的资本家，以及广大的在他们看来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当然，还有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包装起来的沙文主义者。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把这一切又放大了，压迫似乎又重了一点点，房价似乎还是那么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稳定了，美好的生活显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业家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培养出的傲慢和残忍，一次次刺中他们的心。“996”是福报，商业是公益，企业家还要给自己设立节日， 企业家还要提案成立两年以内的企业不用遵守劳动法。
这一切都促发了知乎群体在2020年对资本家态度的急剧转变。
然而，这个群体毕竟只是劳动者中人数较少的一部分，广大的体力无产者还没有那么强的感受，他们本来工资就低，他们本来就不指望在大城市买房， 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底层，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们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们似乎还没有多大变化。
但是，体力无产阶级也在变化。工资赶不上物价，“2017年这个单间300块，今年这个单间550块”，“我下班还要打一份临工，哪有时间休息”。 他们的抱怨也多起来了。不仅如此，经济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会失去收入，经济危机在预演了。
风暴远远还没来，天边已经聚起了几朵乌云，雷声也若隐若现，敏锐的人已经准备退路了。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转引“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在5年内，第一，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0斤到2000斤。第二，皮棉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斤到200斤。第三，争取在5年内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占60%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在10年内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编辑、记者、教授、教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5年内能够培养出300个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有大学讲师以上水平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第四，争取3年内使上海市区和郊区基本上无蚊、无蝇、无鼠、无麻雀、无臭虫、无蟑螂、无钉螺，5年内彻底做到，并坚持到子孙万代；等等。
“那真是些令人难忘的日子，”农民技术员赵东旺说，“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心里就特别高兴。那时我才21岁，多么伟大难忘的日子，那么多的人来到一起，他们的纪律性是那么强，每个人都能按时出工。大家怀着同一个愿望来到了一起，没有村与村的界限，不分你我。以前我们从没见过炼铁，可这次是我们自己亲自炼铁。”
“在等待铁水流出的时刻，大家都异常兴奋。我的任务就是看柴油机，它正常工作时，我就可以离开到别处去看别的炉子。这样，我在几个炉子间来回转游，把所看到的东西都装在了脑子里。有一天，我在沙滩上浇铸了几个大字“全民大炼钢铁”，然后把铁水灌满这几个字的每个笔划，铸成了六个大字，我们把它挂了起来。”
“当要我们第一次步行到西营的大坝上去劳动时，许多人都不想去，我们想象着这是一个又远又累又要挨饿的地方，所以和亲人、朋友告别时，大家都哭了。”党支书张贵才说，从一踏进西营村开始，那里的人就对我们很好，他们让我们住进他们最好的窑洞，每天小米饭管饱，每三天吃一顿羊肉。伙食那么好，和那儿的人相处得那么好，等该走的时候，谁也不想回家了。”
“在西四河大坝上劳动的有10万人，到处是飘扬的红旗，晚上工地上的电灯泡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把整个工地照得犹如白昼。所有的干部都下来和人们一道劳动，每个人的决心都很大，干劲都很高。”供销社主任师才元说，“10万人分三班轮流上工，到处都是人。如果你站在山头往下看，简直是一片人的海洋。”
“在铁路建设工程中每个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争当英雄，谁也不甘落后。人们气士高昂，所以很好领导。每次我叫开会，大家都来参加，那时候当干部也容易。”五队菜园领导五文则说，“我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有一个从天市来的妇女叫苗文英，她能推着装1000斤石头的平车上下坡。男人们都愿意跟她在一起干活，因为她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劳动上。有时，我们展开速度竞赛，一个公社对一个公社，看谁往路堤上运的土多。苗文英用扁担挑两个大筐，没有哪个男人能比得过她，就连总在男人当中当冠军的老汉赵大元也比不过她，她与10个男人比赛，一次一个，都把他们给赢了。最后，我自报奋勇与她比试比试，大伙都说我不行，可我坚持要试一试，结果也败在了她的手下。”
张庄的人们就这样充满激情地讲述在“大跃进”这场群众运动中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1947年土改到1966年“文革”期间他们生活的至高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些地方，最出名的是河南，合并了合作社，成立了人民公社，在这个新的大规模的组织的基础上，展开了生产的大跃进，另一些地方，为了加入已在全国展开的生产运动，人们通过联合迅速成立了人民公社。两个运动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在两个运动过程中，他们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的重新吻合，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改造自然、在农村建立工业大炼钢铁的运动。
人民公社开始发展很顺利。1957—1958年的冬天，特别是在河南，党号召展开了一场引水灌溉旱田的运动。当时，这个省所有的农民都已加入了高级合作社，他们认为农村的人民已经找到了一种组织形式，有了这个组织的力量，就什么任务都能完成。但当运动展开以后，由100—200户组成的小规模的合作社很明显地妨碍着运动的发展，社与社之间在工地仍使用，路权、水权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冲突，很少有人听从统一指挥。如果再向前迈进一步，迈向更高一级的合作社，这些问题就很容易解放了，这个更高一级的合作社将把一些小的合作社，甚至全县的有的合作社合并在一起，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资源都合并起来，在大规模范围内分配劳力，这样，迄今为止仍是梦想的工程马上就可以变成现实。
为了满足眼下的需要，一个合作社的大联盟诞生了。在视察了河南和山东正在搞的这种大联盟以后，毛泽东把它们叫做“公社”。很快“公社”这个机构就发展开了，远远超出了搞土地基建简单联合的范围。因为一个公社包括整个乡镇，有时甚至包括整个县，所以不久就取代了政府的职能，它不仅负责农业生产，而且负责小型工业，后来又把权力范围拓宽到了领导所有的行政机构、商业、银行、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最后还接管了军事事务、军事组织、民兵和军事指挥权。
“在目前形势下，”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在这儿突然引进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真使人大吃一惊。许多人认为真正妨碍国家建设，影响分配原则的是在中国仍存在着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人民公社具有在生产的各个领域开展技术革命的资源，具有在农村建设工业，同时发展全民教育的能力，具有发民文化生活和医疗保健事业的能力，所以能缩小并消除这些差别，把农村发展到城市水平，把农民变成工人，到少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兼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方面的能力，这个过程每走一步就向远大目标共产主义迈进一步。迄今为止这还只是一个遥远的，一个不可能在10—20年时间内获得成功的目标。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用自己的经历向人们展示了如何组织起人民公社来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卫星人民公社由碴岈山附近的27个农业合作社组成，在资源和劳力合并前，他们在搞重叠的、冲突的水利工程，1958年4月他们成立了卫星社。卫星人民公社的章程在全国各地第一次发行，就为后来的运动确定了调子，它开辟了一条先进的、大规模的合作社的生活之路，把9000多个家庭带入了一个多方面合作的集团。社员们不仅把原来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合并了起来，而且把庭院中的自留地，房基、牲畜和林木等私有的生产资料也转为了公社所有；他们不按季节分粮而按月工资制分红，并保证每个人的免费粮食供应；他们组织了公共食堂、幼儿园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合并了为了方便土地基建和工业建设的财政资金，所有物资材料，财政资源和劳动力实行统一管理，这个宠大的合作社不久又与乡合并了，这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长和副乡长在公社和乡享有同样的权力。评论家们说，这种政府与公社的合并是国家最低一级权力的消失，是朝着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消灭国家”迈开的第一步。
河南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山东时讲了“人民公社好”以后，人民公社很快就遍及全国。公社成立后就围绕钢铁这个中心问题开始搞大小规模的改造工程，搞小型工业建设，并由此开始了“大跃进”。由于整个合作化运动和向公社化的迈进解放了大量的新的生产力，毛泽东又重申了他1956年提出的口号，再次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当时人们之所以认为中国将能够在经济、社会方面获得迅速的发展肯定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确实，仍有大量的生产力尚未动员起来，仍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尚未发掘出来。几千万农民一直只是部分时间劳动，他们只在农忙季节辛勤劳动，农闲时由于没有别的可选择的劳动所以只是虚度光阴。合作社前，一个农民每年平均只劳动100—150天；合作社后为200多天，人民公社将保证每个农民每年要劳动到300天或更多。许多劳动日将用来搞基本建设，这样将大大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将建设起能容纳几百万农民上班的新型工业。
如果几百万农民总是那样闲着，那么巨大的矿、水、荒地、边地和森林资源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由于首先是被地主——佃户制拖了后腿，然后又被分散的个体经济拖了后腿，中国大量的劳力一直没能用于开发国家的财富。现在，终于从个体经济中解放出来了，劳动的人民终于能够为国家出力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曾经很活跃的力量就能使经济得到改造和发展，“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958年全国粮食的特大丰收使人们非常乐观。丰收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头一年采取的广深入的保护措施，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年特别好的气候，全国既没有大面积长期干旱，也没有严重的洪涝灾害，适人的气候送给人们一个史地前例的丰收年。有了充裕的粮食，中国人民认为再没有他们不能完成的任务了，敲锣打鼓的人从一般的生活方式走了出来，几百万人走出幽静的山村拥向工地，在荒野上修筑大坝，开挖水渠改道河流，哪里有矿石和煤，他们就在哪里开挖，并在现场炼钢炼铁，吃饱了肚子，充满热情，他们在向大自然挑战。中国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
“现在，人民的热情已被唤起。”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国家，时时被滚烫的热潮冲击着。有一句很好的比喻：我们的国家就象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将释放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将能够做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全党大办钢铁，三年超英，七年赶美，十年超美”的指示。各县迅速掀起以钢铁生产为中心的新的“跃进”浪潮。机关、厂矿、学校、农村全力投入“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中，一时建起数千座小土炉。是年秋，在献铁活动中，各地搜尽废铁，甚至砸碎铁锅，完成献铁任务。
与此同时，各地还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交通、邮电、文教、卫牛等各行各业都积极投入，备县在大办工业、水利、电力等建设。
人民公社撤销区、乡建制，实行工、农、商、学、兵一体，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1984年4月，走资派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
1958年2月2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口号。
在中国历史上，由1958-1960年间发动的一场动员了庞大人口参与，特别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化等方式，以求迅速解决中国工农业落后局面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大跃进足动。毛泽东希望依靠中国“人多力量大”来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挂帅推动的主要集体计划经济的社会运动之一，也是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仅在农村全面建立了“人民公社”，而且还要建设健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推荐“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在文中说，由这个合作社的事迹，看到“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毛泽东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毛泽东还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有学者提出, 历史研究要努力践行“在时”的视角, 所谓“在时”, 即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时, 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去观察问题, 因为事件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而事件的参与者不像后世史学家那样, 能够清晰地预知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可能结果。 从这一角度来说, 在当代史研究中, 研究者多“从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各项发展的角度检视过去”的情况比较普遍。如何做到当代史研究的“在时”视角, 值得思考。例如对“大跃进”的研究, 今天人们往往将“大跃进”囿于“浮夸风”、“小土群”, 乃至“吃饭不要钱”等“形象化概念”之中, 宛如盲人摸象。
若从历史事件的“在时”角度来看 ，仅仅就社会福利事业在“大跃进”就很完善。 社会福利事业的大跃进历程揭示了“大跃进”时期的真实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初建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社会福利事业一度与社会救济结合在一起, 统称“救济福利事业”，它的主要任务是尽快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流离失所、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及残疾者的收容安置问题”，这些人员以妇女儿童、身体病残或遭受贫病灾害者为主，他们不但饥寒交迫，而且生产劳动能力差，迫切需要福利救济。
“要想根治贫困、失业问题，还是必须从发展社会经济、增进国家建设的角度去着手。”为了救济贫困而组织的“以工代赈” 兴办市政工程, 是1949年后较早将生产与救济福利事业联系起来的实践活动。
1950年开始，取得和平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战后修复性建设。例如“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纷纷采取这种方式 (以工代赈) ， 仅在一年多时间里就翻修马路824.5公里，整修下水道243公里”。因此，这一时期，虽然社会福利与救济界限划分不清，但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传统救济方式,，使地方政府仅用少量资金，就将救济贫民与建设城市联系起来，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显然, 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救济福利”的内涵, 也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差距很大, 正如时任内务部长董必武1950年4月16日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讲:“加强生产节约, 救济灾荒失业”是“当前的救济福利工作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福利事业, 应该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 以人民自救自助为基础而进行的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
1952年起, 一些城市本着“生产自救”的方针, 开始组织烈军属和城市贫民参加手工业或小型工业生产, “尽管当时这种生产大多是季节性、临时性的, 参加生产的对象也主要是失业、无业贫困人员, 但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开创了以生产自救方式解决某些救济对象生活出路的途径”。
这种带有福利性质的生产方式, 在1953年的全国民政会议上获得大力肯定, 会上正式提出:“必须大力组织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中有劳动力或其他生产条件的, 积极参加各种生产自救, 对无法维持生活的贫苦市民, 应鼓励和帮助其自谋生路, 必要时应扶助他们进行各种经常的、或季节性的、合作社性质的手工业及小型加工生产, 或参加以工代赈。”
而生产自救的形式, 可以“采取合作社的形式, 扶助他们从事有原料、有销路、用资金少、劳力多的手工业, 或简单易学的加工工业, 由小到大, 逐步发展”。在此政策的鼓励下, 全国各城市的民政部门很快组织生产小组、工程队、合作社和小型工厂等形式, 发动了50多万烈、军属和贫民 (包括残疾人) 参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福利生产。
通过两年多的实践, 1954年内务部、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联合发出《关于建立城市烈属、军属、贫民生产和教养机构生产的联合指导机构的通知》, 要求各城市在党、政统一领导下, 由民政、合作、地方工业和救济分会等几个部门共同组织生产指导办公室或委员会, 用于领导组织城市烈军属和贫民参加生产。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 这种带有救济福利性质的生产单位得到迅速扩张。1957年, 内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又制定了对此种生产单位的税收减免和贷款优惠政策, 而内务部、国家经委、商业部等部门又给予这种生产单位以原料上的优先供给 , 确定了城市社会福利生产单位所享有的国家优惠政策与扶持框架, 也开启了全国福利生产的初步跃进之势。到1957年底, “全国的福利生产单位发展到8000多个, 参加生产人员达58万之多”, 实现“生产总收入1.59亿元”。
1949年后的社会福利事业, 经过几年摸索, 基本摆脱了最初福利与救济不分家的困境, 1955年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召开以后, 内务部开始设立专门的社会福利管理机关, 这也标志着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事业的正式划分。
此后, 国家正式建立“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专门收养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无正常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孤残儿童、精神病人、残疾人等, 这些人在民政材料中通常被称为“三无”人员。
而1949年以来社会福利事业逐渐确定的以“生产自救”为主的发展思路, 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时代的生产运动经验的吸收 , 也是对1949年以来全国各地救济、福利事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当时, 社会上多数人认为, 社会福利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领域, “优抚救济工作是必须由国家或集体花钱的工作, 没钱是不能办事的, 钱少也不能把事办好”。
因此, 别说是“大跃进”了, 要想实现自给自足都很困难。但是, 1953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 确立了“生产自救”为核心的社会福利政策, 民政部门在工作中大力推行福利生产, 用实际行动驳斥了这种“保守”观点, 不但宣扬“不用国家一分钱办福利”, 还努力将救济、福利工作转为“以生产为中心”的生产建设事业。
转载《毛主席说：“赤脚医生就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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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五十米，就看到她步履蹒跚地走过来，速度却不慢。问候的时候，与她握手，很有力量。脸上的笑容，在阳光下看，明媚得晃眼。”
这就我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的第一印象。
01
中国需要“赤脚医生”
中国需要“赤脚医生”
1965年6月26日，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交的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彼时，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很低；而国内的140万卫生技术人员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Q
悄悄提问：你知道1965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是多少吗？
A.10.64%
C.17.98%
B.15.40%
D.17.38%
点击空白处查看答案
C
1965年，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为17.98%；A、B、D分别对应1949、1957、1970年。
听闻如此情况，毛主席勃然大怒：“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随即，毛主席做出指示：中国要培养起一批“赤脚医生”，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农民解决卫生医疗问题。此后，无数中国农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02
赤脚医生王桂珍
1965年的秋天，尚是处在青春风华的少女王桂珍经党支部推荐参加了镇江公社开设的医学培训班。对于只上过小学的王桂珍来说，这四个月的学习无比艰难。但她没有放弃，每日刻苦学习，只因她明白能有机会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医生有多么不易。
结束四个月的学习后，王桂珍返回了生产队，一边在田间劳作，一边给村民看病。刚开始时，她的业务还有些不熟练，也曾失去村民们的信任，也曾遭遇无数挫折。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她每日下苦工，在厚厚的草纸上练习扎针，不顾脏乱恶臭的环境亲自为不修边幅的村里老人们洗澡、理发，解决老人们的大小便问题。除了这些小病，王桂珍同时承担着防疫卫生知识的普及工作，为村民普及霍乱的危害与防治。为了给村民们打预防针，她赤着脚走到田地里，就是为了做到一针不漏。
以王桂珍为代表的赤脚医生们通过努力，让五亿中国农民免受了瘟疫的侵扰，使中国各类疾病的感染率有了显著的下降，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
03
“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8年，《人民日报》转载了王桂珍等赤脚医生的事迹。毛主席看完后甚是欣慰，便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此后，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同志的热潮，扎根大地、痌瘝在抱、佑护寒黎、医心赤诚的赤脚医生精神也就此流传于中国人民的精神当中。
王桂珍同志更是在此后于国庆二十周年与毛主席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七十年代作为中国赤脚医生代表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并做了两次发言。
电影《春苗》在《人民画报》上的宣传
197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以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春苗》；2018年，浦东区委宣传部响应王桂珍的要求，于毛主席“赤脚医生好”的批示发表50周年之际建立了赤脚医生陈列馆，将赤脚医生的历史与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王桂珍亲笔信
04
材料1809有话说
重温这段历史，致敬王桂珍等同志的伟大事迹，同时给当前的医疗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在对比的基础上坚持真理，永葆初心，使我国医疗事业在曲折中仍不断发展前进。
博士说：小伙伴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921-2021，百年披荆斩棘，百年砥砺前行，百年党史激荡。小博士发起“百年党史接力跑”，邀请100个党支部、团支部讲述100秒党史故事贯通风云激荡的100年。欢迎大家为本期主讲团支部材料1809团支部点赞加油，助力成为“人气团支部”。下一期，我们将请求是学会讲述焦裕禄的故事，敬请关注。
接力回顾
拒绝上头，要走心： 我爱你，中
64.为了这盛世，他们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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