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选独裁多精彩反共华人全闭嘴

民选独裁多精彩反共华人全闭嘴

 

 

 

《民选》《独裁》《宪法》《法律》《普世价值》《民主》《法治》还显摆吗？如此《精彩》的表演，《反共华人》怎么全闭嘴了。

新闻：《尹锡悦“逃脱”首次逮捕，韩公调处为何不敢硬闯》

2025年才刚开始，韩国戒严令闹剧之后又出现戏剧化的一幕。

1月3日，首尔龙山总统官邸，在历经5个多小时的激烈对峙后，针对尹锡悦的第一次逮捕行动以失败告终。

“闯宫”为何这么难，韩公调处为何不敢硬闯？而尹锡悦“逃脱”首次逮捕后又将面临什么后果？

激烈对峙5小时

尹锡悦“逃脱”首次逮捕

1月3日一早，韩国公调处调查组乘车从中央政府果川办公楼出发。

尹锡悦“逃脱”首次逮捕，韩公调处为何不敢硬闯？

据悉，执行逮捕令的人员共150人，包括公调处30人和警方特别侦查团120人。其中80人已进入官邸内部，剩余70人在官邸外待命。此外，官邸附近还部署了2800余名警力，以应对冲突升级。尽管调查人员突破了总统官邸警备团的警戒，准备进入官邸建筑内，但最终功亏一篑。

总统警卫和军人共200余人组成“人墙”阻止执行逮捕令。在此过程中，调查人员与总统警卫一度发生对峙和肢体冲突，双方对峙约5个半小时。

此外，现场视频显示，众多尹锡悦支持者在总统官邸外集结，封锁道路。许多人挥舞韩国、美国国旗，高呼口号“取消弹劾”“我们将保护尹锡悦总统！”在1月2日，甚至有约30名支持者躺在官邸大门前，试图阻止警方执行逮捕令。

而韩国总统办公室对韩国公调处执行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也一直没有表明立场，保持沉默。总统办公室表示，尹锡悦的法律应对问题是“律师团应该解决的问题”。

最终，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表示，当地时间1月3日13时30分停止执行对尹锡悦的逮捕令。

公调处称，因对峙持续，做出无法执行逮捕令的判断，对尹锡悦不回应法律程序的态度深表遗憾。公调处及警方执行逮捕令人员离开总统官邸。

“闯宫”为何这么难，调查人员又为何不敢硬闯？

其实，此前就有舆论指出，公调处即使有“令”在手，但要执行仍有难度。

因为最关键的是能否过总统警卫处一关。

在法院发布逮捕令后，总统警卫处表态，将就公调处执行拘留依法采取警卫措施。

此前，总统警卫处依据《总统警卫法》、《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和第111条等相关法律规定，阻止调查人员对总统办公室、安全屋等场所进行扣押搜查。

此次，面对调查人员出示逮捕令和搜查令，总统警卫处继续铁将军把门，仍以《总统警卫法》等法律以及“警卫区域”为由禁止调查人员进入。总统警卫和军人共200余人组成“人墙”阻止执行逮捕令。

此次法院发布的逮捕令和搜查令明确包含“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和第111条”。《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针对涉及军事秘密的场所，未经负责人同意，不得扣押搜查。第111条规定，针对公务员持有、保管的职务机密相关物品，未经相关部门或主管机关批准不得扣押。

有舆论指出，由于此次逮捕令中明确排除《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和第111条，总统警卫处再次阻止公调处执行逮捕令，有可能构成违法行为。

然而，对于法官能否在签发逮捕令时排除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和第111条，韩国法律界存在争议。

不少意见认为，任意限制适用法律条款并以此签发逮捕令的做法很罕见，属于司法越权。

但也有观点指出，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和第111条作出相关规定，但涉及损害国家重大利益行为可以不适用。

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可能认为尹锡悦发动内乱的嫌疑基本上已被查清，并采纳了公调处有关尹锡悦以扰乱国家宪法为目的宣布紧急戒严、因此必须接受强制调查的观点。

舆论认为，法律界定模糊为总统警卫处的”抵制“行动提供空间。

尹锡悦支持者强烈声援，为逮捕施加阻力。

新年伊始，支持者连日来聚集在官邸外抗议弹劾和逮捕尹锡悦。1日，尹锡悦在一份交给集会组织者的亲笔签署的声明中誓言，将与支持者“并肩战斗到底”。

后续将如何发展？

韩国公调处此次逮捕行动失败后，后续将如何发展？

1月3日下午，由CIO和韩国警方联合组建的调查本部，已对总统警卫室妨碍公务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并要求总统警卫室长朴正俊4日到庭听讯。

根据法律规定，逮捕令有效期仅一周。这意味着2014年12月31日签发的逮捕令将于1月6日到期，还剩3天。不过，若逮捕令在限期内未被执行，也可在法院许可后延长有效期。

公调处表示，如果首次逮捕失败，将在逮捕令有效期（1月6日）内再次实施逮捕行动。尹锡悦一旦被捕，将被送往位于京畿道的政府果川办公大楼，接受公调处的调查。

中央日报就“准备工作”披露更多细节，目前调查团队已准备了一份超过100页的问卷，用于确认尹锡悦总统的犯罪嫌疑。内容包括12月3日紧急戒严的事前筹划、当天对国会和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掌控指令及相关逮捕指示等内容。针对尹锡悦总统的调查，他们还准备了一间配备视频录制设备的专用调查室。一旦成功逮捕，调查将由第三调查部长李大焕和第四调查部长车正贤共同负责。

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后，须在48小时内申请拘留令，否则须释放嫌疑人。这意味着，尹锡悦到案48小时内，如果公调处没有向法院申请到拘留令，尹锡悦将被释放并返回官邸。如果法院签发拘留令，尹锡悦预计将被送往京畿道义王市首尔拘留所，在最多可被拘留20天，然后送交审判。

1月3日，韩国宪法法院结束第二次预备庭审理程序，并宣布，尹锡悦弹劾审判首次公开辩论将于1月14日举行，第二次将于1月16日举行。

而对尹锡悦来说，也不可能永远躲下去。正如他自己曾经所言，“不管是弹劾还是调查，我都会堂堂正正地面对”，这不仅是一种他对韩国国民需要尽到的义务表态，尹锡悦终归要正面解决弹劾危机，无论是通过“法律战”顽抗到底，还是灰溜溜地下台被捕。

尹锡悦的代表律师此前也表示，“待宪法裁判所正式辩论开始后，（尹锡悦）将有机会亲自到场发言”，甚至表示“不止一次，两次也会考虑去”。很显然，尹锡悦目前还是将赌注压在宪法法院的司法审查上，寄希望于宪法法院最终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定，推翻弹劾程序，也同时一劳永逸地终结无论是公调处还是来自任何机构的相关调查。

而最终的结局将是，如果弹劾得到维持，尹锡悦将被免职，并在60天内触发总统补选。如果被驳回，他将恢复职位。

当地时间2025年1月3日，韩国首尔，警方在前总统尹锡悦的住所附近监控支持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25年1月3日，韩国首尔，警方在前总统尹锡悦的住所附近监控支持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尹锡悦的最后挣扎

韩国首尔汉南洞总统官邸，1970年建成的两栋低层小楼，地处绿荫中，距离龙山总统府只有不到4公里远。2022年11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夫人金建希搬到了这里。据韩国媒体报道，这是金建希“像看房一样”亲自挑选的住处。

2024年12月3日的戒严闹剧之后，他们一直躲在官邸里，4公里外的总统府官员都无法接触到他们。不断寄来的宪法法院的传票、调查本部的传唤，也被阻挡在官邸之外。

12月14日遭国会弹劾的当天，尹锡悦曾回应称“绝不放弃”。自此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和发声，但是抗争从未停止。2024年年底，面对公调处发送的传唤通知书，他三度拒收，而且也没有递交宪法法院要求的举证计划、证据清单、答辩书等文件。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4日，弹劾案在韩国国会通过后，尹锡悦首度发表公开讲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4日，弹劾案在韩国国会通过后，尹锡悦首度发表公开讲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此形势下， 2024年最后一天，首尔西区法院以涉嫌内乱为由，批准了对尹锡悦的逮捕令。而这，也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执行逮捕令。有效期为自签发之日起的7天，即2025年1月6日为止。对此，尹锡悦通过律师表态称，逮捕令非法。随后，他通过法律行动和舆论战继续对抗。

一方面，尹锡悦通过律师就逮捕和搜查令向首尔西区法院提出异议，请求法院不予批准执行。尹锡悦方面认为，将逮捕令置于《刑事诉讼法》之外是非法且无效的。

另一方面，尹锡悦开始动员支持者影响舆论。“我将为守护你们和国家而战斗到底”。2025年的第一天，尹锡悦向聚集在总统官邸前的支持者们传达了一封信，他在心中呼吁支持者一起更加努力。“由于内外势力威胁韩国主权以及反国家势力的行动，韩国目前处于危险之中。”受到尹锡悦亲笔信的鼓舞，1月2日，约有上万名支持者聚集在总统官邸前的道路上，防止警方执行逮捕令。《中央日报》称，集会人数是前一天的两倍，执法人员如果要抵达官邸正门，很难避免与人群发生肢体冲突。

仁川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李俊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正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1年1月煽动民众占领国会大厦一样，尹锡悦总统正以支持者为前盾动摇宪政秩序。”

新闻：《韩调查人员试图拘提尹锡悦 与警卫对峙5小时暂停执行》

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星期五(1月3日)前往总统官邸，依法院签发的拘捕令对总统尹锡悦实施拘提程序。调查人员进入官邸后遭遇重重阻拦，与负责总统维安的警卫队对峙超过5小时后，宣布暂停拘捕。

[yongbing1993]

毛泽东如何在调查研究中获益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与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不久便深入江西和湖南两省交界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茶陵等广大地区进行走访调研。在此基础上，他带领广大军民在湘赣边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为了在建党、建政、建军等方面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符合实际的政策，毛泽东在战争间隙进行了许多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1927年10月中旬，他在酃县水口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1927年11月，他对宁冈县作详细调查，写下《宁冈调查》。1928年2月，他率领工农革命军一部到永新县秋溪乡，开展群众工作，并对永新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写下《永新调查》。

毛泽东对这两份井冈山时期的书面调查报告比较满意亦很看重，后来因故遗失，对此他非常惋惜并多次提及此事。“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他后来在梳理自己过往的调查材料时再次说道，“其中最可惜的是”“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

杜修经回忆自己受湖南省委派遣到井冈山时，毛泽东曾把这些调查材料给他看过，是用账簿写的，共有10多本，一尺多高，用蓝布面子装成。它们是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脚病期间，在农村找了贫苦农民、工人、商人、教师、区乡政府干部交谈后，把情况汇集起来而成。里面的内容有关于江西的概述，还记述了宁冈、永新的政治、经济、土地、人口、社会风俗等情况。各个时期用的东西，如搪瓷脸盆、煤油等一些东西，什么时候进口帝国主义的洋货都写上了；连农民没有文化，用代号记工，如“初”记上“刀”字，一天记上“○”，在调查上都写了。这份调查中各种数字记载也很多。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这一区域进行局部执政，毛泽东也就更加切身体会到调查研究对于党和苏维埃政府作出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他又集中作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这些材料大部分被保存下来，比较著名且内容丰富的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

毛泽东自称《寻乌调查》是他当时所作的最大规模的调查，共5章39节，8万余字。对于这部我党历史上调查研究的经典之作，他表示此前自己对农村阶级的结合，不是十分了解。此后，“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显然，毛泽东由此进一步完善了土地分配的方法，即使被人戴上“富农路线”的帽子，他仍坚信自己的做法。

毛泽东表示，自己之所以能从这些调查中获得很大的益处，并写出如此丰富的材料，是因为调查对象为他提供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如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就是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毛泽东从大量的调查实践中不断将其理论化，并为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于1930年5月刊发《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该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有的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他在1931年4月进一步指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念与实践，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项基本的工作方式，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经途径。与此同时，他不断要求大家通过调查研究开展革命工作，如规定党支部和宣传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做调查工作，而且要将调查的情况上报。毛泽东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开调查会。

据张令彬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经常同部队谈话时说道，“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搞好调查研究”。当时红军官兵大都是没有念过书、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毛泽东就耐心地引导他们，搞调查研究，要注意分清对象，讲究方法。他还指出，一定要放下架子，当群众的小学生。干部到群众中去，不要带传令兵、秘书。如果你摆官架子，群众就不愿接近你，更不会同你谈心里话。有一次张令彬受毛泽东指派到永新西乡打土豪、筹粮筹款，他在没有仔细了解的情况下把一户富农当作地主，分了他家的财物，这不符合红军的政策。毛泽东得知后及时指出了他的错误，“打错一家影响很大，以后不调查清楚就不要打”。这件事情，给了张令彬很大的启发教育。

当然，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方面身体力行，为大家作出了表率。他专门设计了调查表并下发至连队，便于操作执行。据当时的红四军宣传员吴德华回忆，在1930年时，每个宣传员都会有一本“社会调查提纲”的小本子，提纲的内容大致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等。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根据兴国县、长冈乡、才溪乡等地代表的汇报，充实与核实了相关调查材料，从而形成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两本小册子，在会前发给与会代表。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着重表扬和介绍了这些地方的模范事迹，推广先进经验。

毛泽东通过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提升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科学的方法，从7个技术层面进行了解答，“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

[yongbing1993]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内赫鲁晓夫







这些篡权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走资派邓小平及其徒子徒孙。这是继赫鲁晓夫之后又是一件大事，一件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不利的大事。

走资派邓小平向各国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投降。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说，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就预见到赫鲁晓夫的这个下场。

人们尽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不管赫鲁晓夫之流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民总是要把他抛弃的。赫鲁晓夫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共产党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种历史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之流是共产党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

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之流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

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之流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之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之流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十一年来，赫鲁晓夫利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违背苏联人民的真正愿望，做尽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坏事。

四十多年来，走资派邓小平之流利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违背中国人民的真正愿望，做尽了走资派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坏事。

总起来说，有以下这些：

一、他们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用最恶毒的语句大肆辱骂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中国）人民的领袖斯大林（毛泽东）。

他们反对斯大林（毛泽东），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们一笔勾销苏联（中国）人民生活在斯大林（毛泽东）领导下的整个时期的伟大成就，以此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伟大的苏联（中国）共产党，丑化伟大的苏联（中国)，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们这种作法，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反共的活动提供了最肮脏的武器。

二、他们公然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五四宪法）和一九六○年声明（七五宪法），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全面合作，互利共赢)，荒谬地主张苏美两国首脑“决定人类命运”(习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直吹捧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真诚地希望和平”（和平共处，和平统一台湾）。

他们一忽儿实行冒险主义，把导弹运到古巴（试射州际导弹），一忽儿实行投降主义（中美夫妻关系），俯首贴耳地按照美国强盗的命令，从古巴撤走导弹和轰炸机（让台湾军购），接受美国舰队的检查（让美军驻台），甚至背着古巴政府（撞机死人），企图出卖古巴的国家主权（炸驻南大使馆），答应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派人到古巴国内去“视察”（派大批高官去美国接受培训）。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们的这种作法，使伟大的苏联（新中国）人民遭受到十月革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三、他为了迎合美帝国主义推行核讹诈政策的需要，阻止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自己的核自卫力量，不惜损害苏联本国的国防力量，串通美、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事实证明，这个条约是一个大骗局。赫鲁晓夫签订这个条约，是丧心病狂地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卖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四、他在所谓“和平过渡”的名义下，百般阻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要求他们走所谓合法的“议会道路”。这条错误路线，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瓦解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使一些国家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条错误路线，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变成毫无生气的新式社会民主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

五、他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竭力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伙同美帝国主义一起镇压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他指使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投票赞成派遣侵略军帮助美帝国主义镇压刚果人民，并且用苏联的运输工具把所谓“联合国军”运进刚果；他实际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把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法国的“内政”；他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制造的北部湾事件，竟采取“超然”的态度，煞费苦心地为美国挑衅者解围，替侵略强盗开脱罪责。

六、他公然违背一九六○年声明，不遗余力地替叛徒铁托集团翻案，把已经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铁托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已经蜕化成为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复宣称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表示要向这个出卖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虚心学习。

七、他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想尽方法打击它，破坏它，恨不得把它一口吞掉。他悍然断绝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并且公开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八、他极端仇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他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大障碍。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任意造谣诬蔑，同时采取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擅自撤走了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他在两国边境上制造纠纷，甚至在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他还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九、他公然破坏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他任意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他在所谓“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强使兄弟国家变成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要使兄弟国家的工业部门变成附属工业。他夸耀这一套是赫鲁晓夫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十、他彻底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任意对兄弟党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不仅在自己的党中央委员会、党代表大会和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放肆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而且在许多兄弟党内，公然收买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支持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顾一切地制造分裂。

十一、他肆意破坏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准则，以老子党自居，一意孤行地决定召开非法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通知信中，下命令要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就召开所谓二十六党起草委员会，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十二、他们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实行了一系列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修正主义政策。他们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把党分割成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他们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千方百计地要把苏联（中国）人民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领导下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旧轨道上去。他们对苏联（中国）农业和工业的瞎指挥，使苏联（中国）的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给苏联（中国）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

十一年来（四十多年来），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们的所作所为，处处都说明了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联合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对一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一切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派。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们的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中国）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

赫鲁晓夫走资派邓小平们根本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他们总以为苏联（中国）人民的命运可以听凭他们随便摆布，各国人民的命运可以由苏美两个大国的“首脑”任意主宰。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傻瓜，而他们自己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他们妄图强使苏联（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匍匐在他的修正主义指挥棒下。这样，他们就完全把自己放在同苏联（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使自己走进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死胡同。他们拿起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这就叫做自掘坟墓。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潮流的丑角，但是，这些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无数的事例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违抗人民意志而胡作非为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也不管他们是多么骄横跋扈，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变成一个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人物。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下场结束，这就是他们的共同规律。

第一国际时期的“人物”如巴枯宁之流，曾经是嚣张一时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英雄”，但是，为时不久就被人们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第二国际时期反马克思主义的“好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曾经是霸占了国际领导地位的“庞然大物”，可是，到头来只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叛徒称号载入史册。列宁逝世以后，反对派的头目托洛茨基曾经把自己装扮成好象是一个什么“英雄”，但是，事实证明斯大林说得很对：“与其说他象个英雄，不如说象个戏子，把戏子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教训告诉人们，谁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谁就要被压得粉身碎骨。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那些代表反动阶级、反动势力的“英雄好汉”们，尽管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实际上不过是貌似强大的纸老虎，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不要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被历史的巨浪所淹没。赫鲁晓夫并不例外。想当年，他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气焰何等嚣张。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反苏、反共、反华的“英雄”，就步了他的修正主义前辈的后尘。不管人们曾经怎样劝说过他，要他浪子回头，但是，他毫不理会，终究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他们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念念有词地为走资派“招魂”，到处宣扬走资派的所谓“贡献”和“功绩”，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走资派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

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样的思潮，总是想登台表演一番。各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去选择。但是，有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历史必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前进，必将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会有后人能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保卫列宁所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崇高威望，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大部内容来自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摘录《红旗》。

[yongbing1993]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

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

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

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

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

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

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

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

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

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百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案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于什么呢？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付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没有树怎样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到××吨，争取××吨，这是一场大仗，还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吨，后年再增××吨，苦战三年，达到××吨，基础就搞起来了，剩下两年，到六二年搞到××到××吨钢，就接近××。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要光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一一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一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一一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一一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一一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万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土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它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查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如××、×××、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是军队中的右派（没有划右派），××是地方上的右派，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没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也是当一下好。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吨到××吨，争取××吨，其中××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吨到××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长有干，才有枝叶。人靠一根脊椎骨，是脊椎动物，是高级动物。狗是一种很懂人性的高级动物，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炼钢，和资本家差不多。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办得不太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四十一年的经验，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除四害。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生病，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作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