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描摸石头教育的恶果成累累

黑白描摸石头教育的恶果成累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走资派特色政府内的学者在呼喊：要《取消中考》。《高考》要取消吗？《文革》中已取消包括《高考》在内的以学生为敌的一切考试。要《缩短中小学学制》。《文革》中已缩短小中大学生的学制。要《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文革》中己实施。还有《文革》中强调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而走资派邓小平的黑白描摸石头教育是只看《高考》分数的。现如今恶果累累成熟掉啦。那些砖家叫兽精蝇拿《高考》来赚钱，收括收割的是那些收入不高的《穷人》家孩子受教育的血汗钱话命钱。而《富人》有钱可以请到家里一对一的辅导。整个教育只为《应试》，不说《德、智、体》全面发展了。就是基础知识也少。就是走资派特色政府内的血者也看不下去了，在呼吁不能这样进行下去了。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由于存在教育资源差异化，家长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军备竞赛”之中，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教育内卷的一个后果，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无效投入越来越多，从而推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压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这样导致小学以及初中教育以应试为主，浪费了人才基础教育的时间，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的人才。

更是导致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过大，也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部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视力不良检出率四年级超过 60%，八年级超过 80%；学生睡眠时间总体不足。

由于过去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少子化也会导致教育目的趋同，降低家庭风险承受度，窄化职业选择范围，加剧教育内卷。

只要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存在，为通过应试而参加培训就是一种刚需。如果刚需得不到解决，只是对于供给进行严格控制，会让供求关系出现扭曲。解决教育减负的关键，其实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从根本上化解择校给全社会带来的焦虑，进而消除应试培训的根基。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的数据显示，孩子的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比例达34%。

根据汇丰银行教育报告，虽然中国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的1/3，但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经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水平。中国教育支出相对于人均收入的倍数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养育压力几乎是最重的。中国家长给孩子课外补课的比例也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国学生的学习时间也过长。根据PISA 2018的数据，参赛国家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为44小时，而中国大陆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根据PISA 2015的数据，中国大陆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超过60小时的学生占比达到40.7%，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为21.8%，OECD国家这一比例平均为13.3%。

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东亚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长，生育率则相对低，而欧美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短，生育率相对高。

教育减负，不仅要减轻学生的负担，更要减轻家长的负担。以色列的高生育率，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以色列独特的中小学教育制度。虽然以色列家长有双休日，但学生却只有单休日。这样，把孩子的更多时间放在学校，而不是放在家庭，意味着家长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减轻了家长照看孩子的负担，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

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导致学生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建议取消中考和缩短学制，实行十年免费义务教育。毕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则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

由于存在教育资源差异化，家长为了使孩子在中考和高考中能考上好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全力以赴投入到“教育军备竞赛”之中。学生、家长和老师过分追求分数、追求名次，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导致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但教育质量却未能真正提高。伴随着教育内卷，还出现了“鸡娃”“坑校”等热词，它们都是由焦虑的家长们发明出来的。

现在的中国教育被一刀切的统考统招制度卡住了，明明考试大纲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学习，但是因为《高考的魔棒》，导致中学里的教学资源都集中到备战高考上。学生和家长被迫加入“学历军备竞赛”，导致中学生多花将近两年时间复习准备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教育内卷的一个后果，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无效投入越来越多，从而推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压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教育内卷，导致小学以及初中教育以应试为主，浪费了人才基础教育的时间，不利于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的人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劳动市场，缺乏能够迅速进入不同行业并且独当一面的劳动人口，这会成为中国的创新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极大阻碍。

教育内卷导致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过大，也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2018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视力不良检出率四年级超过 60%，八年级超过 80%；学生睡眠时间总体不足；学生家庭作业时间过长，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班比例较高，学习压力较大。过高的学习压力对学生学习兴趣、自信心甚至学业表现均有不利影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

2018年12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布的《2018年中小学生减负调查报告》认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表现，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学习的负担重；二是校外学习的负担重；三是学生的心理负担重。目前，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阶层和地域分布，正在从大中城市、中小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向中小城市（县城）、工薪阶层蔓延。”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极大提高了存储、组织、搜索和分析的效率。以前很多需要背诵的知识，现在随时随地可以获取，还有分析、模拟的工具和软件可以辅助我们。不需要再学许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高质量的网络课程和练习可以以极低成本得到普及。但是，现在中小学所教的内容，没有充分利用到这些更好的技术，效率不升反降。原因是，虽然学习的工具提升了，但是中小学生花了更多的时间刷题应付《中考和高考》。要学习的内容很多，基础教育却没有相应的提速，所有需要多学的东西基本放在了大学以后，延缓了年轻人工作和组织家庭的时机。

虽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加强教育，但是中国的教育的竞争和内卷可以说几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几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和金钱补课。中小学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其他国家也有统一的考试，但是不同学校和专业会综合考核学生的其他方面的表现。而中国主要采用一个总分公式来决定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录取，这个统考统招的体制造成的后果是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习的几乎唯一目的就是为高考准备，这种应试教育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限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虽然在1999年以后，高校在不断扩招，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校园。但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终究有限，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与每年高考的总人数相比仍然占比很低，升入重点大学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近年来，高考的升学竞争已经不断前移，这种学习压力已经逐渐推向中学、小学，以致中考和小升初竞争越演越烈。这种形势下，小学生不得不早做准备，打好学习基础，为未来高考做准备。过去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越高。

中国的中小学校普遍提倡“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每到临近中考和高考，很多学校都要搞各种花样的誓师大会，慷慨激昂的演讲和宣誓活动，大有一种鱼死网破，破釜沉舟的架势。2023年初，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一中学举行《高考》冲刺百日誓师大会，一名高三女学生发表的一段激情澎湃的演讲视频，却被许多网民贴上“面目狰狞的刷题机器”“鸡血卷王”等标签，连续遭受网暴。

不管考生如何努力，《中考》中得分较低的一半人注定只有进入职业学校的选择。中考成了高中入学的分层考试，也成了高中“升学”和职校“就业”的分水岭。为了避免初中毕业就被绑定进入职校，家长和学生不得不为备战中考而补课。有些地方在更早的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也开始考试分层，于是学生和家长又需要为进重点初中、重点小学而不断内卷。教育分层变得越来越早，熬成了深度的教育无效投入与浪费。分层考试而产生的标签，会跟着孩子好几年甚至是一辈子，于是导致考试的压力被无限放大。所以过早的分层，必然会无谓增加择校的巨大压力，推动各种补课的军备竞赛越来越低龄化。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64年，教育部临时党组颁布《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

只要还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的存在，为通过应试而参加培训就是一种刚需。如果刚需得不到解决，只是对于供给进行严格控制，会让供求关系出现扭曲。如果只是强行消灭了课外培训的供给，但是刚需仍然存在，那么比较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随着有组织的大课被禁，导致一对一私教的需求变得更大，于是私教的价格反而上涨，导致很多家庭的教育负担反而变重了。更何况，如果没有平台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实现高效对接，家长寻找私教老师的费力度会上升，恐怕也只会变得更焦虑。更进一步来看，哪怕大部分一对一的私教都被禁止，那么最终的结果，无非只有很有钱和很有关系的人才能获得子女的“补课权”，这种状况在现有的考试择校制度下只会显得更加不公平。

现在的《高考》，主要就是被下一阶段的名校和重点学校用来掐尖选人，然后整个社会就自然形成一种习惯——只认学校的牌子。在这种普遍认知下，所有人都为子女能上名校而倾尽全力。所以解决教育减负的关键，其实是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从根本上化解择校给全社会带来的焦虑，进而消除应试培训的根基。

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核心就是不让学校掐尖，中小学取消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区别。教育经费的投入，由学生多少而非学校名气来决定，并且要求优质老师在不同学校轮岗，简单一点来说，就是以后不再有所谓重点学校了。教育资源均等化还可以减少教育的不平等。在中小学阶段，让社会底层的孩子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同校上课，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流动性。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时期的同学都和自己处于同一阶层，无论对富人或穷人的孩子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现在中小学阶段实行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应该具备社会共识和可行性。完全可以尽快取消中考和重点中学，实行就近入学等随机分配生源的办法禁止掐尖生源，并且实行包括教师轮岗等均等化的措施。这样既解决了中小学的择校刚需，也就解决了补课压力。

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平均为14197元，农村家庭为8205元。一个孩子从学前三年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花费一个家庭23.3万元左右。15个国家和地区父母们平均在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本科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花费达到44221美元，中国大陆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如果父母希望孩子们完成研究生学业或者出国留学，花费要比这个更多。

中国大陆（京沪江浙）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小时，英国为43小时，日本为41小时。

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比较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生育率的关系，包括中国和东亚国家。东亚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长，生育率则相对低，而欧美国家的作业时间比较短，生育率相对高。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生育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yongbing1993]

文革中的工人阶级统称领导阶级





文革在许多工人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值得怀念的蜜月。那个时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赋予领导一切的地位。

1949年以後的中国始终称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而到了文革时期，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泽东那句被姚文元作为一篇文章题目的著名口号说，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与今天打工人农民工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中国的阶级论的划分，所谓工人阶级，其实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被称作“产业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户口在城市者，也被划作工人阶级。而农村人们公社管辖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则被划为人民公社社员。

直至今天，工人被下岗了，工人阶级解散了。被称作“打工人“，“农民工”。

而“工人阶级”在1949年以後的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全民所有制工厂的生产工人始终被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成员。文革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从所有的报刊文章、中央文件等来看，“工人阶级”显然只限于这部分基本成员。

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对全国文革局势影响之大，也是堪称领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阶层在文革中的地位。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党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历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被作为工人方面的代表，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领导。

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常委和委员的席位中，只有一个委员名额是留给工会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中，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有 4个名额，以后越来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届人代会更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一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虽然以工会领导代表工人作为参政成员的做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例，但这些工会领导一则脱离工厂已经很长时间，二则不是工人选举产生，只是共产党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说，至少在上海，政权对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来最多的。

许多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十七年。

在上层，从1967年初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后的文革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的比例都远比文革前高。

在政府机构中，最初的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额最多的。

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还是最多的。

而在政党机构中，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

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视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杰出代表。

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进入了上海权力中心，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更是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在各工业局、公司和基层工厂，工人也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

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达到顶点，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据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的统计：当时全市工宣队总人数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数共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实职、掌握实权，许多人虽然只是副职，但权力往往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

在基层各级党和政府的委员会中安排工人代表，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文革前也这样做。

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实权的工人干部，都是在长期的工作中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去的，长期的党或行政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党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再算作底层工人的代表。

因此，每次党代会、人代会，都会安排一些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脱产，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担当任何领导实职，没有相应权力。

更与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党的权力虽然更为集中，但党的威信却因文革初期干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产党的干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神圣不可批评。

文革中担任领导的工人就是因为造党政干部的反才得以被选拔进入党政机构的，因此他们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那样事事听命于党的干部，许多人甚至在整个文革中与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关系始终不融洽，尽管他们自己也担任了党的干部，这些新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工人干部而不是党的干部。

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权威。分割党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权威。因此他们无时不刻地注意自己这个群体在党政机构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对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希望对党政机构施于尽可能大的影响，甚至左右党政机构的决策。

而在事实上，党的组织也从来没有象在文革中那样委屈求全于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的冲击干扰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

这种现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虽然那时已再三强调恢复党的权威。

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影响着整个上海的局势。

从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上海所有的风波都首先由他们掀起，各派力量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尊重，都想方设法与工人造反派稿好关系，工人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的席位以及对他们意愿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待文革的态度。

甚至连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也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曾有过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

工人造反派拥有的也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力。他们争夺席位，就是向干部阶层争夺更多的政策执行权。

干部阶层对工人造反派的渗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使工人造反派参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要参政，首先必须入党。而干部阶层能够制约他们参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们入党，因为入党必须由党员举手通过。许多工人造反派因此迟迟入不了党，因此也就进不了党的领导机构。

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后，这个问题才有所突破。

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队”和“一打三反”，给干部阶层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机。在上海，一机、纺织、轻工、化工、仪表、手工、二机、冶金、电业，九个工业局，到1973年，已经担任各级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

而在上海10个区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更是明确反对“直升飞机”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调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干部当权的领导班子。干部阶层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党政机构中的席位相对文革前虽然增加许多，但相比党政机构干部的绝对数，还是不高。

因此，尽管工人造反派占领了领导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生怕有朝一日时局复辟，那把“秋后算帐”的达摩克利特剑始终悬在他们头上。这其实是对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惧的延续，也是对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干部强势集团“永不翻案”之类保证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始终是认同的，对毛泽东文革的方向，始终 “坚决拥护”。

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以工人的身份对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表示过怀疑，在关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他们与当政者没有任何分歧，而且还积极拥护。

文革8年不加工资，取消计时或计件奖金，除了上海，大多数地区连基本的5元月奖金都被取消。

工人的起点工资下降许多，连上海都从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严重损害工人经济利益。这些已经当权的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表示异议，而且跟着拥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在涉及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政策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动员工人子女去农村。

工人造反派关心的是“走资派还在走”之类的政治斗争，参政的目的是为自己群体争取更多的党政席位，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他们比较多具有的是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搞私有化的道路之争。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一上台就将这些工人干部赶下台，并将工人下岗，解散工人阶级队伍。不就证明了这是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之争。

[yongbing1993]

在学习班里主要任务是斗私批修




作者：：一个海南省的文革参与者

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还说：“要斗私批修。”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在学习班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斗私批修，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有时以“派”为学习单位，一边学习、斗私批修，一边作自我批评，有时大会发言，有时自学，有时个别谈话。当然，斗私批修、自我批评是不能脱离实际的。　　

1968年3月7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我又一次见到毛主席。这一次毛主席是专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的。海南的学员被安排在座位前面。当毛主席、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主席台时，全场欢呼，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主席台上毛主席还特别问：“海南来的在哪里？”只见林彪、宋维试（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指向我们的位置，毛主席在主席台上特别朝着我们座位的方向走来，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此时，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喊着喊着，只见毛主席不断地向我们微微笑，频频招手致意。半个钟头左右，在欢乐的、忘我的气氛中，当晚的接见拉下帷幕。

夜幕中，我们将无限的欢乐带回学习班。在一个广场上，大家还在一起唱歌、跳舞。我们十分亲切地唱起“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记得当时我们跳的是“忠字舞”，海南军区司令员孙干卿、副政委单印章也跟大家一起载歌载舞。那天晚上，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幸福的遐想使我彻夜难眠。

当天夜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在浮想联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那个“史无前例”：中国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在历次改朝换代的过程，像“文化大革命”这种“革命形式”确实是“史无前例”，但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式的你争我斗的斗争史中，其争权夺利的实质却并非史无前例。

问题在于为谁争权，为什么人谋利。在中国的历史上，在阶级产生以后，一党一派的你争我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已为众所周知。想到这些我才知道文革中的“站队”太重要了，真可谓“站队”之举，举足轻重！回过头看一看，我还算是幸运的：虽然文革之初我站到“寇”那边，我挨批了，但是后来历史将我推到“王”那边，我胜利了。
　　　　
我想到暴风雨与当权派：这场暴风雨很不寻常，它既属天灾，也是人祸。暴风雨过后，人们的头脑变得清醒。带着清醒的头脑，我在想：脸是要经常洗的，房子是要经常打扫的，汽车是要定时不定时地小修、中修、大修的。脸不经常洗就会脏，房子不经常打扫就不卫生，汽车长期不修理就会发生故障。所以，“洗脸”、“扫地”、“修车”未必是坏事。

但是，如果美容院里的“洗脸技师”乘帮人洗脸之机，故意将人毁容，如果宾馆里的清洁工乘打扫卫生之机，故意毁坏宾馆桌椅、用具，如果修理厂的修理工乘修车之机，故意毁坏汽车零件，那显然是违法乱纪，后果严重者，甚至是违法犯罪。可见，世间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所以，认识事物切忌片面性、表面性，处理问题务必把握好那个“度”。　
　　　
我想到“动乱”与磨练：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乱中我在动，动中我在想，“乱、动、想”，“想、乱、动”，反反复复，滚滚红尘，一次又一次地磨着我，炼着我，我不得不接受那个痛苦的磨炼。显然，被风吹浪打是难受的，但是，正因为一阵阵的风、一个个的浪，让一个在大海里游泳的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受考验，一天又一天地学会游泳，一步又一步地趋向成熟。其实，人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运动中辩证，在辩证中运动。　　　　

武斗尾声 以寡敌众 惯力不止，急忙刹车，恢复秩序，这是第七幕　　
在驻守得胜沙的日子里，两大派的红卫兵分别排演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海联司”派排演了《红卫兵万岁》，“东方红”派排演了《红卫兵战歌》。海口兵有很多人员参加了《红卫兵万岁》的演出。

大型歌舞《红卫兵万岁》演出团成立于1968年1月，由130多名红卫兵组成，在广州主义兵、海南军区战线文工团《洪流》组织、海口地区工人组织的帮助下进行排练和演出。整个演出团，从领导、导演、舞蹈、歌唱、音乐、灯光、布景、后勤保障，都由红卫兵小将自己担任，是一个军事化、战斗化的文艺团体。红卫兵自己从家里带钱来吃饭，捐钱出来作为排练、演出的费用。在那战火纷飞的武斗的危险岁月里，他们深入到海南岛各县部队、医院、城镇、农场、农村、公社、工厂、矿山、港口为工农兵演出，足迹遍及海南各市县、乡镇，行程数千公里，历时9个月。
　　　　
我在五层楼四楼的戏院看过《红卫兵万岁》的演出，那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场大型歌舞。编导人员借鉴了1965年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表演形式，借用了总政歌舞团演出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曲调，导演出一台气壮山河的红卫兵史诗，确实让很多人对当年的红卫兵，对当年的学生仔刮目相看，称赞不已。

谁说学生仔不懂艺术，谁说红卫兵只会冲冲杀杀？《红卫兵万岁》全方位地、艺术地表现了红卫兵的诞生、成长、挫折、觉醒、奋斗、胜利的历史进程，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表达了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感情。他们的动作虽然简单、粗拙，但却奔放、豪迈。他们的演唱也许沙哑、零乱，但却震天动地。经常是演员在台上舞蹈时，观众在台下互动。合唱队在演唱时，台下的观众也跟着一起高歌，仿佛整个戏院就是一座大舞台，分不清谁是观众，谁是演员。

当演到激情之时，台下一起欢呼，一起奋进；当演到悲壮之时，台下的也跟着台上一起啼哭，一起流泪，情感的纽带连着台上台下，交融的氛围萦绕在所有人的心中。我仿佛看到：红卫兵大胆地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当做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向着革命的方向狂奔。看这样的演出，让人领略到革命者的豪情，神圣的使命感在心头油然而生，现在我们还多么想看那样振奋人心的演出！
　　　　
《红卫兵万岁》是足以让那一代学生仔引以为豪的永恒的记忆。那个集体所展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以及所付出的汗水、心血，令人们刻骨铭心；所凝聚的忠诚、善良、团结、奋斗、为公、忘我的品质是一笔永远的精神财富，它将深刻地影响着很多很多的人生。

武斗接近尾声时，曾发生过一场以寡敌众的故事，7个人对着几千人，5男2女。手中只有一支“五四”手枪，一个烟幕弹，一台手摇警报器。怎么办？我只好组织大家：

①将大量石头搬放到二、三楼阳台上堆着，准备自卫反击。　　

②在胜利旅店和隔壁的海南盐务局办公楼之间用木板搭桥，出事时准备撤退逃命。

③派人到附近的海口海关，向军代表事先求援。　

④派人用几根大柱在旅店一楼将楼门牢牢顶住，防止有人冲击。　　

太可怕了，万一他们冲上来，我们7个人不都成肉酱了吗？我急中生智，命令吴乾坤：“瞄准得胜沙路上的路灯，将它打掉！”吴瞄得正准，路灯当即被打灭，立即引起“短路”，一时全街黑成一团。

我再命令潘清：“马上摇动警报器，制造恐怖！”其他几位红卫兵随之立即猛推石头。谁知石头长眼，正好砸到对立派一位“司令”的头上，当即送往海军四二四医院抢救。结果树倒猴孙散，游行人员一下子全部自行撤走。当晚我们自卫还击，免遭一死。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制止武斗的布告。各省市、各地区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日益扩大的武斗。　
　
7月8日-10日，广东省、广州市两级革委会召开会议，采取行动，拔除广州市内的武斗据点。
　
7月17日上午，海南军区、海南区革委会在海口人民广场召开贯彻执行中央“7·　3”　布告的群众大会，强令各派组织必须立即撤除所占据的武斗据点，各类人员返回各单位就地开展文化革命，学生返回各自学校，复课闹革命。

回乡务农 基层起步 打扫战场，引导疏散，消除负担，这是第八幕……　
“7·17”拔除据点以后，我们就返回学校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工宣队进驻学校。在军训团和工宣队的领导下，我们复课了。所谓的复课，并不是上课，而是集中学习。　　　　

我们以班为单位，反复地、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做好准备，奔赴广阔天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说：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主席还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在农村，家里祖辈务农，他自己从小就参加农田劳动，13岁就几乎顶一个整劳力干活。17年的农村生活使得他了解了农民的疾苦，熟悉了农村社会，培育了对农民深厚的感情，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广大农民谋利益。毛主席深知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首要意义是解决农民问题。他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要是把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
　
1968年10月15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踏上了回乡的征途，我回我文昌翁田的老家，陆宇众回文昌重兴的老家。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就要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开始我们新的人生征程。　　　　

回乡的第二天，我就下地参加劳动，跟着队长杨兹胜学习使牛犁地。休息的时候，队长帮我小结：犁地最主要的是掌握好犁刀入地的深浅度，吃得太深，阻力大，牛拉不动，犁也走不了；吃得太浅，犁地达不到一定的深度效果不好。掌握深浅度的关键在于扶犁把的右手，犁把扶高了，犁刀入土就深；犁把压低了，犁刀入土就浅。道理讲起来不难，要靠多练才能熟练掌握。

队长的一席话让我感悟颇深：原来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农活里面包含着哲学道理：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度，这矛盾双方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事情就能顺利发展。而不够度，或者过了度，事情就要办糟。

其实，哲学并不仅仅在课堂里，在书本中，也在生产劳动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虽然在学校里学习了不少书本知识，可实践中的知识，生产劳动中的知识懂得太少了。

今天的犁地才是我当农民上的第一课啊！我开始领悟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刻含义。　

[yongbing1993]

《教书育人》积德为学重在育人





《教书育人》，积德为学，重在育人。对学生进行端正学习目的，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均取得良好效果。师生要形成了讲政治、讲学习、讲团结、树新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激励代代莘莘学子刻苦学习、发奋成才。

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矿业大学中的采煤专业，是个又苦又累又脏的专业，但因国家需要总要有人去做，而且都是经过学校培训过的国营企业。而不像改开后的私人煤矿请的农民工和童工。“

大学生来了，第一次下矿实习：看见“井下环境恶劣，工作条件有限，矿工们一身漆黑，只有那一双双充满羡慕的眼睛在灰暗中放光。”同学们内心五味杂陈，看到井下工作条件艰苦，好多人回校后便退了学。

选择坚守，不仅需要担当，还要专业知识和技能。“国家太需要能源了，太需要新技术了”。大学进行入学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新生入学后，有的新生因对采煤专业的苦和累、脏和险，心有疑虑，一度专业思想不够稳定，议论说采煤专业是“倒霉专业”、“煤黑子”、因无女生又戏称为“和尚专业”。

针对这些，院系党、团组织把入学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融为一体，在全专业新生大会、班级会、小组会和学生宿舍等不同场合和层面，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针对性强的专业思想教育，还邀请煤矿工程技术人员和劳动模范现身说法，讲从事采煤事业的切身体会，讲煤炭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领导和老师分别与同学个别谈心，推心置腹，入理动情，引导教育学生牢固树立为报效祖国而上大学、为当好“采矿人”而勤奋学习、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的专业思想，使“学好采煤专业、奉献采煤事业、当好优秀‘采矿人’”成为同学们的共同志愿。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教育。在校时，个别学生入校进城后，换了环境，脱离当时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实际，比吃穿、讲阔气，一度出现“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不良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全院开展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教育活动，采煤系带头举办“物、图、文”并茂的“爱护公物、节约为荣”系列展览。参加筹划和资料展品的收集整理，把扔掉的馍头饭菜、没用完的作业本和风吹坏的玻璃及窗框捡回来，放在展览室。

把不关水龙头、不拉灭电灯、不关门窗等造成浪费损失的现场图片，集中挂在展览室。

抄写“勤俭节约、为国分忧”等文章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诗句，挂在展览室，让学生观看讨论，收到良好教育效果。

院党委、团委安排学生会借助展览、总结经验，在全体师生中倡导树立“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片纸和爱惜一片瓦、一块砖、一块玻璃”的良好风尚，使“艰苦奋斗、爱护公物、勤俭为荣、浪费羞耻”的理念深入人心。

学雷锋活动。学院党委、团委在全院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教育学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活自己干，自己事自己办。班同学兑钱买工具，组建理发小组和钉鞋小组。理发小组长帮同学理发，这一下轰动全院。院系领导要求从采煤系做起，在全院推开。

没钱买工具怎么办？老师向分管后勤的副院长汇报，经批准由校办工厂为每班制一套修鞋工具。学院出钱给每班买一套理发工具。很快在全院形成了“头发长了自己理，衣服脏了自己洗，鞋子坏了自己修”的好风尚。

倡导助人为乐办好事。每年两个假期结束返校后，学院有关方面都收到来自社会各界对学生的表扬信，院领导要求学生会搞好宣传，学生会主席把任务交给宣传部。同学们加班加点收集整理，用广播、板报等形式，广泛宣传表扬同学利用假期办好事的典型事迹，推动全院学习雷锋“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办到哪里”的助人为乐精神，形成“在学校当个好学生，回农村当个好社员，到煤矿当个好工人，在火车上当个好服务员”的良好氛围。

“忆苦思甜不忘本，热爱社会主义不变色”教育。院里组织300多名学生和教职工，到博爱县等基层生产队参加农村“社教”活动，老师负责组织、指导学生会干部，参与了这项活动的宣传总结和办教育展览馆有关事宜。

展览馆办在学院民兵俱乐部，分综合、村史、家史、典型事例四个部分。学院分别组织学生和教职工参观学习。不少同学还记了专题笔记。学院以这次活动为切入点，持续深入开展“忆苦思甜不忘本，热爱社会主义不变色”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参加义务劳动和社会调查。从第一学期开始，每周用周日一天时间，组织学生到郊区农村生产队、车站、公园等场所参加义务劳动，得到社会广泛好评。

班级老师带队，到焦作郊区墙南等生产大队，放夏假时同学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生产队搞夏收夏种。全体同学到焦作上白作生产大队，用两周时间与农民搞“三同”，并利用出工前、收工后和晚上加班完成人口普查登记任务。

放寒假时，院团委组织200多名留校学生到东王褚、西王褚等生产大队，给贫下中农和军烈属打扫卫生、挖粪池、修水道。

还组织五位同学到市运输公司拉五天平板车，参加老工人诉苦会，公司党组织给学校写了表扬信，称赞矿院学生“不怕苦、爱劳动，是好样的大学生”。

第二年寒假，学院还组织回乡的学生宣传农村社教文件、参加农村移风易俗、访贫问苦等社会活动。通过参加义务劳动和多项社会活动，使学生加深了对社会基层的了解，加深了与工人、农民的感情，培养了助人为乐精神，提高了做社会工作的能力。

参加“四清”运动，历练提高。院党委组织部分教师和学生作为工作队员参加“四清”运动，班分配到冯营矿“四清”工作团。同学们分到居委会工作队。几位同学的主要任务是：做动员发动群众工作，跟着正副队长找人谈话并作记录，整理与“四不清”对象谈话记录、整理案件材料等等，虽仅四个月，却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处理问题的能力。

参加专业劳动，奠定当好“采矿人”的基础。我们采12班专业劳动是1965年9月至1966年1月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进行。老师带队，住在离矿井五六里路的耿村农民家，全班30名学生，挤着睡在用秸秆搭的一个大地铺上，在采煤队、掘进队、开拓队轮流干，一个学生跟着一个师傅干一个工作段。

一部分同学主要在二采队，跟一位姓徐的师傅，他是八级（顶级）采煤工，师傅的任务是打眼、放炮，支柱子、架棚。同学的任务有三项：

一是沿着工作面把16根柱子、8根梁、十多块条耙、几十根背木爬着从六七十米的上风巷拉到我们的采煤点。

二是把当班采下的煤用锨攉到溜槽里运走。

三是当好师傅搁棚支护的助手。

劳动量大得难以承受，每天工作服全被汗浸透，出井后全身像散了架，30人的集体宿舍鸦雀无声，大家都累坏了。

后来，老师和同学把“石油工人之歌”改编为采煤工人之歌《我当个煤矿工人多荣耀》，带着大家唱，鼓舞士气。

体力磨练过关后，陆续安排一些现场报告会，请采煤队书记讲“采矿人”精神；请队长讲井下作业组织管理。请技术员讲采煤工作面技术要领。请老工人讲当矿工切身体会。

最后半个月边劳动边与工人座谈交流，搞好总结。

四个月的专业劳动，同学们掌握了井下采煤、掘进、开拓等作业技能，与工人师傅加深了感情，树立了采矿大学生的良好形象，奠定了当好“采矿人”的基础。

附：《我为祖国献石油》 (当代石油工人之歌)

作者/演唱者:刘秉义

《我为祖国献石油》歌词：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
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
昆化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
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红旗飘飘映彩霞英雄扬鞭催战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头戴铝盔走天涯莽莽草原立井架
云雾深处把井打地下原油见青天
祖国盛开石油花天不怕地不怕
放眼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石油
石油滚滚流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这就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大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而走资派邓小平《高考》的大学生，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学。走的不是一条道。

[yongbing1993]

十四万万中国人是不是一盘散沙




孙中山说：“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指旧中国近百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经常提的，教育孩子们新中国是从“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的社会中建立起来的。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抹黑文革攻击文革否定文革，使用了一切不择手段颠倒黑白，造谣说谎，发动一切宣传工具来控诉文革。期间有谈化或美化这段旧中国近百年历史。以致许多如今的年轻人认为民国时代不会是“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但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在反对毛泽东时忽略了一点，忘了走资派邓小平们是爬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身上起家的。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共产党己不是当年毛泽东的共产党了。

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毛泽东，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成立新中国？毛泽东活着时的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为啥能屈服于毛泽东？陈独秀，王明，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李立三，甚至张国涛等都是毛泽东的领导。更不用提邓小平了。哪个能行？

如今毛泽东逝世了，任人评说任人自说自话。如今到了有点撑不住了，老百姓对走资派的共产党不信任了，走资派们又拿《共产党》如何从旧中国的“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来说事了。

可知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而走资派的“共产党“是否一样为人民服务吗？

拿旧中国说事是应该的，但也要实事求是讲历史。开口闭口共产党如何如何得到老百姓的好。一百多年的共产党历史始终如一吗？如同国民党的孙中山和蒋介石一样吗？李登辉和马英九的国民党一样吗？

毛泽东要为自家先富，完全可以不参加共产党。当年毛泽东在孙中山的国民党里当高官时就可以先富。而毛泽东上山下乡爬雪山过草地到建立新中国再到《文革》，最后毛泽东在逝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钱财房产给后代。在世时穿补丁衣服租房住还付房租。为了什么？

中国的老百姓是看得清看得明的。所以不管是红军时代，抗日时期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都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新中国刚成立，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六万万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起反抗十六国联军。

新中国刚成立时，要清除旧社会遗留的丑陋，六万万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齐心协力一起参加，清除了生活垃圾之外，又全民皆兵除掉了黑社会和蒋匪特务和外国间谍。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办工厂修水利，公私合营，三反五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已经到了《八万万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轰轰烈烈，全民参与。不管蒋匪的骚扰，以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封锁禁运制裁打压。

《八万万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靠自立更生，独立自主建立了完整的东西二套工业体系，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飞机轮船建成。人民政府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靠的是《八万万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

如今己是《十四万万中国人，是不是一盘散沙？》？！

穷人，富人，差距不断拉大，大多数穷人还愿帮走资派共产党吗？

内卷，躺下，娱乐，游戏，麻将，打牌，等等，《十四万万中国人，是不是一盘散沙？》？！

今天，走资派共产党拿旧中国说事，只提共产党，却不敢提毛泽东，老百姓还信现如今的走资派共产党吗？

不过，走资派共产党罗列的旧中国是“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都是历史事实。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就知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新中国又多么不易。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000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开辟空前的割地赔款。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10天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经济总量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1861年同治皇帝钦准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开始了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开工厂、制机器、铸大炮、造轮船。这个也算轰轰烈烈的运动，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竟然还早了7年。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七千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两舰本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但战争爆发后丰岛海战失利、大东沟海战失利，接着旅顺失陷、威海失陷，半年时间内，30年洋务运动积攒的最大军事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下的《马关条约》更令中国遭受空前的割地赔款，连英国、法国这些旁观者都大跌眼镜，未想到中国竟然衰弱至此。

痛彻肺腑的中国人开始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核心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提出大清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康有为的两部变法理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包含大量主观超越客观、将历史为我所用的成分，既不严谨，也不科学，后来写《人类公理》（后改为《大同书》）更加脱离实际，含有很多异想天开的成分，以致后来毛泽东批判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

对中国病灶认识最深刻的，还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当年放弃科举、先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的人，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洞若观火一般指出：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统治者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普遍的冷漠与普遍的麻木，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结果形成只有王朝安全没有大众安全、只有家族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之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州登陆后，类似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倒是当地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照样有中国民众随联军之后，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

当八国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水口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留辫子的中国民众，揣着手站在两旁，事不关己地麻木观看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其中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全部兵力加起来只有18811人，竟然能够用10天时间攻陷北京，为什么？一方面虽然“义和团”人数众多，但仅以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对阵，只能是以卵击石；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同样是人数众多的雇佣民众跟在八国联军后面，推小车帮着运物资、送给养。联军部队进抵北京，城墙又高又厚不得入，又有民众通风报信，告知广渠门的下水口没有封堵设防，于是联军沿此缺口攻入城内。攀墙围攻皇宫，同样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甚至有民众骑于墙头帮助瞭望。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水口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群留辫子的中国民众，揣着手站在两旁，事不关己地麻木观看。

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开始，马克思在其《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中国封建制度延续2700余年，危机则持续了71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一场又一场反侵略战争始终停留在王朝战争层面而无法转化到民族战争层面，最终决定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的覆灭。

巨大变迁后面隐藏的，是动荡与混乱。

皇权被推翻了，旧的社会权力中心、资源分配中心随之消失，新的中心又是谁？是孙中山的同盟会还是袁世凯的北洋军？

军事力量基本掌握在袁世凯手里，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缺乏实力。

对共和的解释权又掌握在孙中山手里，实力派袁世凯缺乏道义。

孙中山长期漂泊海外从事革命工作，影响他在普通中国民众中形成政治魅力。

袁世凯是大清王朝的旧臣与重臣，也影响他在各个革命团体中形成政治魅力。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治对立与军事拉锯，导致中国社会权力中心的真空与半真空。原本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此时变得更加松散。

一方面是多个权力中心的出现，谁也指挥不灵、调动不灵；另一方面是各种地方实力派系动辄就搞分裂、闹独立。如李大钊所述“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

薄弱的共和基础，造就畸形的政党政治。国家稳定因素骤减，政治动荡因素徒增，社会组织变得更加涣散。

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20年时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大众的福祉，黎民的权益，几乎全部淹没在对权力的争夺、对地盘的争夺、对中心城市的争夺、对国外承认的争夺之中。

推翻帝制、创立民国，虽然坐轿子的换了一批人，但抬轿子的几乎没有变化，仍然还在抬轿子。另一个没有变的，是随意被踢开国门、随意被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

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洋军阀政府的权威开始坍塌。

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以1928年12月“东北易帜”为统一中国标志的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中丢掉了华北。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的。他们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带来的软弱，看透了民众与政府的游离与对立，看透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的首领率领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

一百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

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好不容易将《八万万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又经《文革》整合成《十四万万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

在走资派邓小平的析腾下又成《十四万万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而己。》走资派们责怪旧中国的皇帝也对外《宣战》，但《六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己。》老百姓不支持，只能任由帝国入侵。

如今，走资派习政府，《十四万万中国人，是不是一盘散沙？》？！似乎在对待帝国主义欺压时，还不如清皇帝敢《宣战》。而习皇上只是口头《抗议》声还是轻轻地在喊。什么“落后就要挨打“？抗美援朝时中国是先进还是落后？红军时是先进还是落后？如今的中国是落后还是先进？比红军时代已过百年。比抗美援朝己过半个多世纪。用“落后就要挨打“解释得通吗？

[yongbing1993]

文革前的大学生出身都是有钱人



　　
旧中国能念得起大学的基本上都是新老权贵以及资本阶层即有钱人的子弟。解放后的52年，中国以旧的科举考试的方式开启了“高考”制度。可根据60年的累计数字，全国在这种制度下招收的大学生，90%是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而其出身是属于封建官僚、资本家、地主家庭的子女，竟占到近80%。这就是说，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基层百姓，即广大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低下阶层家庭的子弟，则很少有人能登堂入室而为大学生者。

另外，当时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教育是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可是这近十年培养的约1百多万的大学生，却很少有人能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第一线上去。即便是有去的，也都很快的因各种理由而返回了城市。而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全国县以下的初高中毕业生，每年却都有数百万的“回乡知识青年（农村户口）”成为农村经济建设的骨干量。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国家高等教育十分的不满，而这也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66年做为文化大革命开端的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废除了高考制度。

这种高考制度，看似公平，但在当时，即在农村与城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这一大的客观条件还存在有根本差别的背景下，或者说是在教育资源还非常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中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是及其有限度的。且别说是当时，就以如今来论：农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数考进北京、上海的大学，即便是有政策的倾斜（如录取名额的分配等），他们也仍然是难以企望的。而这也就不难解释新中国之初的那十年为什么是鲜有基层或工农兵子弟进入大学的原因了。

文革取消高考后，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国家开始以推荐的方式，直接从社会底层即从社会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推荐优秀青年入学，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整个文革期间共培养了80多万工农兵大学生，这些学员后来也都成为了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骨干。据09年的一份调查统计，当时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学历都是“工农兵大学生”。而如今中共领导最高层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农兵大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总书记习近平（另两位是王岐山、张德江）。

文革期间全国的“老三届”毕业生大约是1亿，据此有人说：废除高考是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以这1亿人都能进入大学为假想的一种忽悠说法。而事实上，当时全国大学的实际录取能力每年不超过20万，因此，即便是不废除高考，那十年的总计录取也不过就是2百多万人。而且，这1亿的毕业生中，属于县以下的农村毕业生约占8成，即是有8千多万，那么再联系到前面说的文革前高考录取学员的构成情况还可以推知，这基层的8千万中，有可能进入大学的不会超过2万，即只可能是占这2百万录取生的10%。

2百万——2万——“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入学生总计是60多万，虽然没有查到相关的统计，但仍然可以确定，这60多万的入生，有90%都是应该是教育资源相对优越，基础知识学的比较扎实，即是属于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新三届”以及各类中专毕业生。而占同类毕业生总数8成，即是属于县以下级别的农村入考生，仍然会是极少之数。

关于恢复高考，还有人忽悠说：“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其实恢复高考的同时，也是废除了另一项入学制度，那就是推荐制度。这表明，即便是不恢复高考，大学校园里学生也仍然是满满，其读书声照样是朗朗，而且绝不会培养出如今这么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所以，一定要说改变什么的话，即通过推荐而不是高考，也同样应该是“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推荐入学，即当时招的“工农兵大学生”一直被抹黑为是靠关系，靠走后门入的。以至使许多人都回避或忌讳谈自己“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其实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问题一样，这种推荐入学由于开展的时间短，制度还不不完善，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简单丑化昨天来赞美今天，这则是今天的右稚们常用抹黑手法。且依实而论，当时希望入学的肯定是多多，而被推荐的必定是少少，是故因没被推荐而嫉妒、怀疑以至丑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单从这个角度看，这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竟可以让人不被录取也没有了脾气，则的确是优于推荐制度。

总之，废除高考是毛泽东从人民当家作主，即是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上来思考并谋划的。而具体地说，毛这样做，就是要在教育领域里，即是从根本制度上废除旧的封建权贵式或西方资本式的教育路线。当然，被毛废除的这一路线，后来是翻案了。而目前一些高校提倡的即效仿西方的所谓“精英教育”，更可谓是这一翻案动作的极致写照。

[yongbing1993]

文革就是让优秀工农兵走进大学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作一篇文章就可中状元，凡是中状元的几乎都没有真才实学。文革中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贬为封建教育。意思是所有行业都是低贱的，只有读书入仕才是正途。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需要否定攻击文革，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喊得更多更响了。

然而右派牛鬼蚊蝇攻击说，”以致近四十年来，中国人的读书风气完全被阶级斗争、政治运动、金钱至上以及快餐文化所代替。“这不自相矛盾吗？四十年来不是没有“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了吗？而“金钱至上以及快餐文化“不正是走资派特色政府与世界接鬼的“快餐文化“，以及走资派邓小平的《让少数人先富》，不管黑白猫摸石头赚钱《全民经商》，造成的《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不但不看书，还全民打牌玩麻将，全民玩游戏娱乐至死。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搞了教育革命和文化思想道德艺术等上层建筑的革命，就是人民起来打到了一大批已经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走资派及其牛鬼蛇神，为了要断其复辟资本主义的根，必须让工农子弟跨进校门，培养和造就红色接班人，必须《取消高考》，让优秀工农兵走进大学。文革中各行各业都忙得很，工人忙生产做工，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忙下田劳动，工农子弟跨进校门后的学习又努力认真又刻苦读书。

必须让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工农兵三结合领导班子进驻了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学校，人民从此真正掌握了教育领导权，旧知识分子臭老九必须靠边站，并且要求他们必须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必须到生产实践中去接受工人农民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今天看来其实这些走资派当权派并没有被彻底打倒，毛泽东后他们迅速翻身掌权了。毛泽东提出的“教育首先必须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工农劳动生产相结合”教导在今天看来其意义更加伟大。

而走资派邓小平上台的第一天就是恢复了高考。为少数人服务。

看看《文革》中的党史资料：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

毛泽东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

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

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yongbing1993]

教育公平体现在工农地位被提高






为什么说《教育公平》体现在工农地位被提高？因为人类社会自分化为阶级以来，工农劳动者一直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教育对《穷人》来讲是无人问津的，也是遥不可及的。就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文盲率达到80%以上。

而《富人》受教育就从一出身被安排好了的。还要为《富人》的教育喊公平不公平吗？今天的《富人》们还用《高考》吗？有钱就不用《高考》去上《贵族学校》《私人学校》《国际学校》《出国留学》。还可以用钱请人代考。请人一对一私教。还可以用钱买《毕业证书》《大学文凭》。博士论文可以请人代写，博士学位可以用钱买到。

而要让工农地位提高的第一步做到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全体工人有了铁饭碗，享受社会福利。农村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当了主人。紧接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就为工农扫盲，工人农民们得到好的教育，工人农民们更要有知识来管理这个国家。

然而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改革开放中，受到解放的穷人，被扫盲的穷人和受到高等教育的穷人上升至富人后，一部分己投降了资产阶级。有的不但不帮穷人还欺压起穷人来了。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中后期的教育改革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升学率。在城市，废除大学入学考试。而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半工半读都成为常规。

让广大的劳动人民子弟享受教育权利。

如果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只是投入发展少数人的高质量教育，那还是大众教育吗？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前者，比如印度。与其相对，毛泽东在《文革》的中国选择了一套全民教育体制。

于是，在印度，一些毕业生位于世界顶尖，而同时文盲率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相反，中国在快速并持续降低文盲率上的成绩很突出。

此外，毛泽东时代《文革》中的教育政策向有工农背景的学生倾斜，而不是用考试成败取人。一方面减小了父母是知识分子或有特权背景的学生的优势，另一方面遏制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现象。

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学重开时，申请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两年工厂或农村的工作经验、公社或工厂的推荐信，这些取决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

上山下乡对农村教育的影响。

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在农村人民公社以下的每个生产队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建一所中学，这快速增加了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数量。在农村，高中学校的数目从1965年起增长了约80倍，于1977年达到最高峰。

与此同时，初中、高中老师配备成了一个大问题，多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会把高中教育当作永远离开农村的手段。

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识青年成为了当地的老师。还有到“五七干校”参加政治学习的干部和大学教师也成为了农村教育的老师。

教学思想要理论联系实际。

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毛泽东要求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教师讲授知识要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实际，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提倡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时，高考要求全国使用统一课本，但这些课本为考试而设计，很不适合农村教育。电影《决裂》中就曾表现过这一问题。而1960年代中期，政策允许地方学校灵活掌握教科书的使用、甚至自行开发教学材料。最重要的是，要求所有学生同时参与工作和学习。

学生的这种辅助劳动同时对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在农村给工业的扩展奠定了基础。而农村工业转而成为资助教育的收入来源。

1966年，毛泽东还在一封信中谈到，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的教育遗产。

因为致力于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给新中国教育带来巨变。教育供给的总水平提高了，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特权阶层的子女独占的阶级优势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入学率与识字率的上涨。

小学教育基本普及。毕业生从1960年代早期的500万飙升到1977年最高点的2500万。其中，农村从45万升到2100万。入学率从1964年开始明显增长，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了90%多的高峰。

中学教育增长更明显。到1970年代晚期几乎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初中。高中阶段增长同样显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进入高中。城市、农村都是有体现。1960年代出生的农民的儿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只有5.8年。

另外，识字率的增长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趋势明显。

1949年到1952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远超过40%，而男性是13%。这种不平等在毛泽东晚期得到缓解。1963到1967年间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从40%迅速降到15%。

教育公平的实现。

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很显著——1962年城乡升学率差距约为60个百分点，到1970年代末缩减到约15个百分点。

毛泽东《文革》时期政策对教育公平的作用极大，还表现在工人和农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识分子和城市干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优势。

在1960年到1965年，父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大学的几率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间，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升入大学的几率没有显著影响。

出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干部、知识分子的儿子往往比农民的儿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有着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的家庭背景的学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欢迎的。

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的发展战略尝试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教育制度的转变正是这个战略中的关键一步。

毛泽东重视初等教育的普及、强调教育公平、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在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绩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也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