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真实背景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真实背景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真实背景与内涵》看《人民日报》历史记载，再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真实背景与内涵。

作者:农奴戟    来源:原创

[农奴戟按]: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说，近四十年来一直是被右派污蔑为毛泽东时代农村“极左”政策的罪状之一。而且被 精英们延伸、歪曲为毛泽东时代禁止农民个人进行一切形式的农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他们颠倒黑白、肆意歪曲。其实，无论是政策规定还是实际情况，那时农村农民可以有适量的自留地、自留山进行个人农副产品生产，城镇有自由市场或者农贸市场进行销售。我参加过三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楚地知道，这种政策性保护的生产和销售，既是农民货币的主要来源，也是农民和城市居民最主要的日常生活资料来源。毛主席和中央政策就多次强调“以粮无纲，农林牧副鱼全面发展”。

下面，转录历年《人民日报》有关资料。资料雄辩地证明： 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质上就是农村坚持走集体化、机械化的社会主义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绝非是对农民合理、正当的农副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进行限制。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刘介梅”的事实，就发生在笔者的故乡湖北黄冈县。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我，就曾经听过他介绍自己如何翻身忘本，又如何浪子回头的现身说法的报告（当时他被安排到全国各地作现身说法的报告）。收录在当时中学语文课本中著名作家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正确地、艺术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广大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决心；当时的农民和农村的真实状况，决非“伤痕精英”们所歪曲的那样悲惨，更不象某些人鼓吹的小岗人那样自私。

1950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共有393篇文章提到割资本主义尾巴。以下是人民日报登载的信息摘录（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摘录一小部分）

1957年11月28日：富裕中农和社会主义——在湖北黄冈县刘介梅所在农业社所作的调查（摘录）本报记者 江夏 林晰

富裕中农走哪条路？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富裕中农这个阶层的人数，占全国农村人口的２０％至３０％。他们的动向，往往足以影响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最近，我们在湖北省黄冈县群力第三农业社，对七十九户富裕中农几年来经济变化情况作了若干调查。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这个社为数不少的富裕中农，对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事业抱有抵触情绪，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和堵死了他们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在这次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暴露和批判了自己有忘本思想、想走资本主义剥削道路的富裕中农刘介梅，就是这个社的典型代表。

1955年秋，全乡转入高级社以后，土地统一使用，他不再发愁田地被淹了；１９５６年由于劳动力（共两个）能够充分发挥，他家共做了四千二百多个工分，合二百七十多元，比土改后合作化前的三年中，每年的农副业平均总收入一百九十元零三角七分增加了八十多元，增长率为４３％。今年，社里派他到耕畜交易所工作，加上他儿子的劳动，预计收入比去年还有增加。

另一户新富裕中农刘润生，土改前给地主当过十年长工，土改后生活不断上升，于是开始贩鱼秧、贩牛、贩木材。但是，搞商业投机有时并不能使他增加收入，两年来他甚至还蚀过几次本钱。经过干部的说服教育，他的思想搞通了，表示决心割断自己的资本主义尾巴。

1966年6月14日：遂溪县城月公社家寮大队，原来是个有名的落后大队，许多人对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有不少社员顾家庭副业，不顾集体，好肥往自留地上，不好的才向队里投。这样，集体生产当然搞不好，依赖国家贷款、贷粮、贷化肥，是个“三依赖大队”。人们说他们尾巴长（资本主义尾巴）。过去上级派人到这个大队做整顿工作，刚一整，尾巴断了，可是过后又出来了。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人们思想变了，破私立公，大家争着“割尾巴”，一心为集体，肥料、资金、粮食全靠自己，不向国家伸手，现在大家叫他们“三不要大队”。去年早造插秧九百亩，今年插了一千八百亩；没有肥料大家投，单位面积施肥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1968年3月6日：通过忆苦思甜，推动了广大社员自觉地斗私。他们说：“‘私’字是个大祸根，‘私’字不倒，江山难保！”‘私’字是修正主义的根子、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要自己来挖，自己来割。”“大公无私，才是咱们贫下中农的正道。”在学习班里，人们抢着亮私，斗私，把“私”字搞得又脏又臭，自己见了不想沾，别人见了不想闻。三道桥公社永跃大队有个老汉，过去专买别人的羊，宰了卖羊杂碎汤。他以为这是一门生财之道。经过在学习班里斗私批修，他认识到这是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坚决洗手不干了。

1970年3月31日：辇江大队打草鞋本来是一项家庭副业，有个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开展家庭副业的幌子下，刮起一股专打草鞋，不出集体工，搞副业单干的歪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判了这股歪风，他们又抛出“消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

1972年5月22日：有一段时间，这个县有些社队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说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对于这种做法，县委虽然觉得不符合党的政策，但却没有及时去制止，造成一部分社员收入减少，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1972年6月3日：党的养猪政策我们早就知道，为什么却不能落实呢？问题出在我们领导思想上。我们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比较敏感，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却往往失去警惕性，缺乏鉴别力。当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毒害。有一个时期，我们就是把社员家庭养猪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以致把党的正确政策也当作“资本主义”斗掉了。

1972年6月20日：对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新形势下煽起的极“左”思潮却认识不清。一九七○年春，在狠批资本主义倾向时，他们又把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反，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1972年7月6日：有一次，公社党委分头下去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在三港大队发现，少数干部认为现在群众为革命种田的觉悟很高，搞“按劳分配”已经“不适应形势”了。在其它队还了解到，有的社员的某些正当的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进行了批评和限制，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1972年7月10日：有一段时间，由于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宣扬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少数社、队有些人认为，群众觉悟提高了，农村基本政策可以改变了。他们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起初，我们也认为这种做法“方向对头”。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做法影响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我们虽然感到有问题，但讲不出道理来。后来，我们学习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实际进行认真分析。

1972年8月12日：去年春天，我发现有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由于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左”思潮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错误地认为“对于家庭副业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要卡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倾向”。还有的说：“发展集体副业是大方向，家庭副业管死一点，关系不大。”这正是由于他们对党的关于农村副业的政策，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和政治路线上来理解的缘故。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加强党对家庭副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就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自发地发展家庭副业，则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反映。

1972年8月27日：由于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左”思潮的影响，一度把社员个人栽树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这样一来，社员不敢栽植自留树，集体造林也不多，造成“山变秃，坡变黄，大道两旁无阴凉”的情况。

1972年8月27日：几年前，这一带枣区在刘少奇一类骗子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下，大搞“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地挫伤了枣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老的枣园管理不好，新的枣树越来越少，枣子产量下降。这几年，枣区公社的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把枣子生产列入革委会工作的议事日程，作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件大事来抓，枣子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

一九六九年，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煸起一股歪风，提出什么“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黑货，妄图大搞大队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我县个别大队也这样作了。当时，我们回想起十年前刘少奇一类骗子大搞“一平二调”破坏生产力的经验教训，认为今天还是应当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谁都讲不出多少道理。听到别人讲他们的做法“符合共产主义大方向”，就更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听凭个别大队搞下去。直到一年以后，事实证明他们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是假，要砍掉社会主义政策是真，我们才下决心去纠正。

1972年9月5日：《“割尾巴”的教训》湖北省安陆县报道组

听说六合公社白合大队第五生产队生猪发展比较快，我们请队长张正明介绍一下经验。他笑了笑说：“哪里是经验，是教训哩！”接着，他谈了两次“割尾巴”的事：

前年夏天，社员们在稻田除草时，顺便把扯的草带回家喂猪。有的人向我反映了这件事，我心想：我们是先进队，社员扯的草不给生产队，拿回家怎么行呢？会上，我不指名地批评了一下，要求社员“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以后，再没有人带草回家了。看到这些，我心里还挺高兴。

但是，到了冬天，社员家庭的生猪存栏数下降了。我们找贫下中农查原因，他们说：“只管集体养猪，不帮助社员私人养猪，跳‘独脚舞’，怎能不下降？！”听了贫下中农的批评，我重新学习了党的有关政策。政策明明规定“公养私养并举”，那么，社员为了养好猪，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带几把草回家有什么不可以？而我们却把社员的正当副业生产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我们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积极鼓励社员利用业余时间养猪。去年年底，生猪存栏数就达到平均每人一头。

生猪发展了，需要增加饲料粮。这时，我们又怕饲料粮给多了，集体储备粮就会减少，肥了社员，亏了集体，没有及时给社员解决饲料问题。结果，又走了跳“独脚舞”的老路，全大队生猪下降到平均每人零点八头。

为了总结两次“割尾巴”的教训，今春，我们队委会认真学习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大家边学边议。有的说：“我们总想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把脚步走快点，但是少了一条腿，反而走慢了。我们割的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割掉了社会主义政策。”有的说：“看起来，我们为集体着想是番‘好心’，其实，我们是担心‘先进’保不住不好办，这种想法正是私心作怪。”我越听越激动，认识到执行政策所以有偏差，是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路线斗争觉悟低。第二天，在社员会上，我联系两次“割尾巴”的教训，挖了“好心”背后的私心。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干部私心杂念的尾巴割掉了，政策落实了，我们养猪的积极性就足了。”目前，又接近平均每人一猪了。

1995年12月11日:题：先有『市』，还是先有『场』？（摘录）......市场，本意就是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场所。为叙述的方便，这里将“市场”一词拆开：“市”，指交易活动；“场”，指交易的场所。“市”与“场”，何者在先？无疑，是先有了“市”———买卖双方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人们才到一定的场所进行交易，才形成了“场”。譬如，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义乌，为什么不在别处？盖因义乌人有买卖小商品的传统，有一批挑着担子走乡串巷“鸡毛换糖”的小商贩队伍。即使在极左路线猖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们也在悄悄地活动着。改革开放后，生意越做越大越红火，终于生长为全国最大的、年交易额上百亿元的“小商品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