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在文革中被犯严重错误
毛泽东说的非常清楚：“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1963年9月9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而在当年特权阶层已经产生，社会主义已经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晚年的毛泽东，不得不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击特权阶层倒退行为的伟大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者说，一切办法都试过了，成效甚微，他才意识到，要铲除特权阶层，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不让人民起来监督是不行的，不实行大民主是不行的。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一切努力，在他身后被邓小平以一出不管黑白摸着石头争先富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悲壮剧的形式所代替，文革永远地成了动乱和经济崩溃的边缘了。
毛泽东之所以对特权阶层深恶痛绝，不能容忍，必欲除之……是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新中国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是一个关系到新中国工人农民是继续当家做主，还是重新沦为被资本家996剥削压迫成为奴隶的大问题; 是一个关系到新中国的历史是继续前进，还是发生复辟资本主义大倒退的问题; 是新中国当年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既不前进，也不倒退，是不可能的。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可行的反对和防止产生特权阶层的措施。主要是：
第一，取消高薪制度。
毛泽东说：“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328页)
毛泽东提出：“……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现在相差太远，要减下来。”(1968年8月19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这是对巴黎公社“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原则的具体实施。而恩格斯曾把这一点看做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法兰西内战·导言》)的“可靠办法”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党内一些人的抵制以及其它原因，这一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
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又恢复了高薪制度。
第二，取消军衔制度。
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毛泽东当即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1965年4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页)
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军衔制度? 唯独中国没有——把它取消了。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在防止和克服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在避免走上农民军的道路。
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又恢复了军衔制度。
第三，精简党政机构。
毛泽东说：“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280页)
欧洲当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建立“廉价政府”。社会主义革命理所当然的应当建立一个不仅“廉价”而且“廉洁”并“高效”的政府。机构越庞大，官僚主义分子就越多，人民的负担就越重，效率就越低……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赘瘤。
1970年6月，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九十个精简、合并为二十七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页)这恰恰就是将机构砍掉了三分之二。
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走资派们学西方搞起了"高薪养廉"的公务员制度。不但没有养廉而且更加贪腐。
第四，干部参加劳动。
毛泽东说：“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92页)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极端重大”。用这样的语句强调一件事情的重要，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为什么“极端重大”呢?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毛泽东亲自主持“讨论修改”的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说：“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说得有点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1963年5月7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统治制度。把不参加劳动的支部书记比作“保甲长”，这实在是够严厉的。这里也流露出了毛泽东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痛恨。更重要的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这句话。共产党的干部如果都“安富尊荣”，那么，迟早有一天，也会像贾家一样垮下来。
在这里，应当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创办的“五七干校”。这当然是落实干部参加劳动的一项具体措施。但是，这更是一项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特权阶层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战略措施。
通过在“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许多干部克服了贪图享受、厌恶劳动等资产阶级坏作风，变为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例证如毛，仅撮一则。臧克家在他的诗集《忆向阳》序言里写道：“同志们床连床的顶着头睡，肩并肩的一同劳动，心连心的彼此关怀。一切等级、职位的观念，统统没有了，大家共有一个光荣称号：‘五七战士’。小的个人生活圈子，打破了，把小我统一在大的集体之中。在都会里，睡软床，夜夜失眠，而今，身子一沾硬板便鼾声大作。胃口也开了，淡饭也觉得特别香甜。心，象干枯的土地得到了及时的雨水一样滋润。”
列宁说：“在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了解这种变革。”(《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1版，第33卷，第54页)
是的，今天，当我们站在这个散发着腐败臭气的土地上，回首往事，遥看毛泽东这项深刻的政治变革的时候，我们才对它的意义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取消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干部成了官老爷和贪官污吏。
第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说：“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页)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比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方面必须破除，坚决要破，经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页)
毛泽东说：“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7页)
上文说到，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特权阶层的主要根源之一。所以，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特权阶层产生的土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多次对诸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等等现象，做出最严厉的批评，并且从制度上加以防范。但是，“他们有反感”……最后，这件事情只能放在一种更为激烈的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的方式中，加以解决。
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又恢复了资产阶级法权。
第六，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
毛泽东说：“(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1952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2页)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7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10—311页》)
毛泽东说：“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原文注释：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上。这期《要事汇报》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二十二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1967年5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58页)
毛泽东的话，揭示了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问题的实质，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也是防止在他们中间产生特权阶层。此外，文化大革命初兴起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起到了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反修防修、屯垦戍边等重大作用;同时，它对防止干部子弟特殊化，也是一项十分有效的措施。
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又恢复了干部子弟特殊化。
谢谢来访。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