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写钱锺书先生给我那两封信遭遇时，曾到地下室文件架上的纸箱里，找我的硕士与博士论文的打印本。纸箱里有一个写着“博士学位文件”的大牛皮纸信封，倒出来许多发黄的文件、信件，记录着三十年前我那牵涉多个中央部委领导的博士学位风波，唤起我尘封多年的记忆。
《关于橡溪博士论文答辩情况的详细说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局级单位，专门为我这个所里最年轻的博士、研究人员，写了长达九页给社科院党组报告，连８个附件，厚厚一大卷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全国最高的社科研究机构，与北大这样高校不同，当时没有本科生，招收研究生的目的，不是给社会提供教育服务，而是培养各研究所的后继研究人员队伍。它的体制是成立一个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的学籍管理，各研究所研究生的住宿，生活，外语、马列等公共课；各研究所负责研究生的业务培养，学位答辩，是否留所工作。各研究所在研究生院那里改称系，比如文学所的研究生，所里的导师负责上课、指导论文，所里专门另组一套管理研究生的班子——研究生院文学系，设有系主任，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系秘书等。这是为什么我的博士学位风波的公文，要由文学所盖公章呈报。
文学所的这报告，附件一说我“１９８４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蒋和森先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１９８７年又以优异的专业考试成绩，被录取为蒋和森先生博士研究生”。
北大毕业一年后，我兑现了在中文系办公室黑板上所题“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诺言，进了门槛最高的社科院文学所。四九年中共执政，对其所继承的民国高校的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搞“三反”运动，“洗澡”，“脱裤子”、“割尾巴”（杨绛《洗澡》一书有记述）。１９５３年高校院系调整，模仿苏联，将清华改为工科大学，北大改为理科与文科大学。原清华与北大文学专业的一些被认为思想没有完全改造好，教书对青年学生可能会有负面影响的教员，如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俞平伯，被编入新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１９５５年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改称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１９７８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改称社科院文学所。我进古代室时，门口的选民榜上赫然有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大名。
８４年开学在所里初遇导师蒋和森先生，他首先向我抱歉，说收到我的来信，但因全国只招生一人，报考人非常多，为避嫌疑，他未给我回信。蒋先生“１９５２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同年秋任新华社记者，1953年至1956年任《文艺报》编辑，１９５６年冬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五十年代用官方文艺理论，发表多篇对红楼梦里主要人物阶级分析的文章，立论时尚，文笔很好，名动一时，收入专论《红楼梦论稿》。文革其间中国文坛流行姚雪垠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李自成》，蒋先生亦苦作歌颂黄巢的长篇历史小说，８０年出版《风萧萧》，８５年出版续集《黄梅雨》。我成他硕士生不久，他在酒仙桥四机部(电子工业部)总医院做外科医生的儿子，因为同护士长纠纷，被她中学生儿子用菜刀切断一节右手大拇指，大致该护士长与院方行政领导，多为转业军人，拉帮结伙，处理不公。我在陪他找报社写内参时，代表组织同行的古代室副主任陆永品曾说：蒋公，你这次凭小说评上了正研，够好的了！他听后非常生气，发狠说，我非写出一本中国小说史出来！
社科院的研究生，因为导师所在的研究所在北京市区，研究生院在东郊的西八间房(现望京)，无论做公共汽车，还是骑自行车，单程都得一个多小时。导师又不坐班，业务课很难象高校那样课堂教学，很多导师也根本没有讲课经验。反正我们文学所完全是自学，每几个月见导师一次，有事书信往来。硕士三年，虽然治学道路迥异，但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风气下，蒋先生又追随新潮改革派所长刘再复，对我完全放任自流，师生关系融洽，网上拍卖的一封我写给他的信可证。
８７年硕士毕业，春天答辩完，就被分配到所里。去所里人事处报到，处长葛幼立是老相识，当年硕士录取时，他和科研处长邱建到南京我单位江苏省出版局人事处外调，见我第一句话，问有没有对象，对象在哪里。我说有女朋友，在北大念书。他说，哪就好，省得你毕业时闹两地分居，所里留不下。现在来所工作，他却吹起冷风，说所里没房，五十多岁的还分不到一间，你要来，只好胡同里租间房让你蜗居几十年。看我皱起眉头，他笑嘻嘻地说，你干吗不继续上博士呢？你导师今年要招博士，你报名不就完了嘛！
同一导师继续读博士，轻车驾熟，论文的题目，二年级时就已同导师谈定。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古典小说怎么叙述的问题，已完成。博士论文按我的规划，应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表述什么的问题。最后博士论文选题定为《论红楼梦的人生哲学》，因为这个议题，过去只有民国初王国维谈及，从无系统、认真地研究过。蒋说这个选题在红学上属创新，大加赞赏。
８８年开始论文收集资料，写作，８９年春已完成大半，六四血案发生。
社科院六四后，成了当局重点清查的重灾区。副院长赵复三，正在法国竞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负责人，拒绝回国。副院长李慎之，公开表示“不愿在刺刀下做官”，与副院长钱锺书一道辞职。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叛逃海外，任职民运组织。我们文学所所长刘再复，亦流亡海外。他同赵复三大致因为没有公开反中国政府言论，社科院传达文件，对他俩未定性叛逃，而叫“出走”，组织上解释，就是报纸上寻人启示常见的那种痴呆老人、精神病人走失的定义。
社科院研究生院同班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生陶永谊，六月三日刚从我北大同班同学刘卫国(老木)那里接任保卫广场指挥部宣传部长，六四后老木从地下渠道逃亡海外，在巴黎当了民阵联要员，他却躲避到河北沧州时被捕，进了秦城监狱。另一位我们文学系的硕士生王超华，北大中文系老教授王瑶的女儿，被政府通缉公告描绘“脸色黑黄，三角眼”，后辗转流亡海外。研究生院规模很小，几百个学生居然出了两个要犯，被立即剥夺招生权力，史载:“1989-1992年，研究生院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1989级硕士新生全部转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就读。”惨过北大新生入学即被发配到石家庄陆军军校军训一年。
文学所给社科院党组报告开头说:“由郁文同志批转科研局局长朱崇利同志阅处”，这位郁文，系离休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六四其间，有一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公开信——全国社科界知名人士要求党中央承认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即对话解决的五一八呼吁书，社科院院长胡绳，常务副院长丁伟志、刘国光都签了名，结果胡绳被免去党组书记、所兼研究生院院长职务，在全院公开其六四“反思”。郁文复出，被中央任命为社科院党组书记，主持工作。社科院的科研局主管学术、职称，是院的核心职能部门，局长破天荒被批示主持协调处理我的学位问题。
文学所的报告第一部分，陈述我博士论文答辩的困境，简明扼要。我念博士时，导师有了一个重大变化――当了官，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委员虽是花瓶，但可以在人民大会堂议政，每年可以公款周游全国考察，疗养，另有国家专款补贴，既风光又实惠，令人眼热。蒋先生在文学所并非研究成绩斐然，政治表现上属于一辈子也入不上党的群众，但与他关系要好的所长刘再复却力排众议，将之捧上政协委员，舆论哗然一片。现在刘再复出逃美国，蒋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惶惶然不可终日。
博士学制三年，８７级博士生应该９０年夏天毕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应该安排在９０年春。随着当局日益反自由化、防和平演变，蒋先生对我已写成的博士论文，迟迟拖着就是不让答辩。先反复推托不见面，然后见面就推荐当局理论家胡乔木、邢贲思的批自由化文章学习。９０年暑假前，同级同学已纷纷答辩结束，在反复约见不果的情形下，终于七月初在他家堵到从外地政协视察回来的他。他态度极其冷淡，指责我为什么要写这种自由化的博士论文，会把他也连累进去。我只好辩解说，论文选题不是你当时赞成的吗？他马上恼怒说，这个题目不是不可以写，要写必须按马克思主义写，反自由化！我苦笑说，《红楼梦》会有什么自由化？他说，关键是你的解释，我了解你们这批年轻人，文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要弯弯绕绕地反马克思主义！话已至此，不欢而散。
回到研究生院，彻夜难眠，觉得按其指点，象蒋年轻时那样把马列阶级论贯穿到《红楼梦》人物分析，在《红楼梦》人生哲学研究里反自由化，实在荒诞可笑！曲学阿世，于我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用５００字的大稿纸，通宵达旦给他写了十几页的长信，把他推翻论文的意见，概括了８点，逐条据理辩驳。
报告附件六完整保存了我这封匆匆就笔，字迹潦草的信。信开宗明义：“蒋老师批评了论文在思想体系上是错误的，有历史唯心主义之嫌”，大半内容，是围绕此死刑判决的辩护，激愤之余，把他指令反省学习的当局理论家胡乔木、邢贲思臧否了一番：“他们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唯我所用地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可以讲，缺乏起码的学术性，除了政治高压外，并没有什么思辩的内容（更谈不上辩证法了）。这样的文章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试问现在四十以下的年轻人，有几个以他们的文章为然的？再过十年、二十年，历史的审判就可以说明一切了。”说话如此无所顾及，是因为他是带了我六年的导师，又是被改革派风标人物刘再复所长力荐为政协委员，师生间谈心，从无防范之心。
对于他怕被我政治上连累的顾虑，我信中特别申明：“我觉得蒋老师担心我的论文会被指责为自由化的顾虑是多余的……本着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文责自负的精神，我想我的论文即使引起人家的注意(这可能性实在太小了)，也不会让人误以为是蒋老师‘教不严’之过。这一点我会保证做到的。我的论文我不会在当前的时候发表的。我只要坚持真理，历史会证明我的想法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曹雪芹的风范，我还是仰慕的。”
信的结尾，我明确回绝了他另起炉灶，重写博士论文的建议：“蒋老师批评我固执己见，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不得已。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固执不固执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良心、坚持真理的问题。确实，如果不是从学术论证上，而是从考虑适应当前的政治气候的功利角度去阉割我的论文的灵魂思想，这确实是让我感到无比痛苦的事情。”“蒋老师，（划掉：如果不会给你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我希望）我实在太期望或者恳请我能快点答辩了－－如果是在能保证学术价值（按教委博士学位条例规定的两条：具有独立的科研能力很创造性的学术见解），而不是政治界限的前提下。这已不是出于想获得学位或工作的功利目的了，而是实在不愿意陷入一种（划掉：心灵）痛苦不堪的两难境地。”
厚厚的一封信，当天下午投进研究生院的邮筒里，如石沉大海。导师托辞政协外地参观视察，再无面谈。拖到１１月底，８３级硕士毕业留校，老相识的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处处长郑秉文，午饭时特别到我饭桌上问候我最近在忙什么。一向学业优异的我，被学位答辩延期搞得十分尴尬，就敷衍说，论文卡在导师那里不准答辩，正在找工作。郑秉文盯着我正色地说：找什么工作，社会主义还会不养人！还是全力跑你的答辩吧。你导师多次打报告给文学所，已要求研究生院把你的论文写作时间延长了两次。我惊诧说，论文早就写完等着导师批准打印，怎么会需要延长写作时间？郑皱着眉头说，两次延长你竟不知道？然后说，你下午到我办公室来，补办一下手续，并警告我说：好好活动你的导师，防他用不让答辩的办法，拖死你，最后算你在学其间完不成论文，无学位肄业。研究生院有过这种事！
转眼就拖过９１年寒假，开学碰到郑处长，反复叮嘱我要抓紧答辩。４月中旬，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神情严肃，说：你导师把你举报了！我苦笑说：我有啥可以举报的?答曰：你导师又要求延长你的论文写作时间，研究生院不同意，因为已经把你延了两次了，四月三十日延长期满，必须决定是否答辩。结果你导师抛出了你去年７月写给他的一封长信。据你导师说，信暴露你思想反动，论文贯穿了自由化，根本没有答辩的资格。他拿出一叠文件，说是文学所批转研究生院的，其中一份蒋４月１２日写给文学系系主任何文轩(何西来)的报告，说读了我这次论文修改稿后，“仍存在此文修改前我所提的那些缺点，即一月二十日写在另纸上的那四条意见。”“提供您参阅的那些有关该生的材料，不知有助于你了解此文的思想脉络或撰写过程否？”何先生批示：“论文能否答辩，请导师表示一个明确的意见，写一正式报告，再研究。”
我当晚就闯到导师家，欲索回那封信。蒋冷冷地说，那是工作通讯，反映了你真实的思想，我已交给组织了。你涉及的问题，已不是我们师生间的关系了，必须由组织解决。我不再是你的导师了，你有什么要求打算，直接去找组织。他后来在给社科院党组的报告里，特别声明：“我拒绝在这个学生的论文上印的‘导师’名下，署上我的名字。”
恩绝义断。我的组织，学籍管理上是研究生院，学位评定上是文学所。第二天仔细查看了学位条例规定的博士学位答辩程序，分别向研究生院和文学所写了要求尽快举行论文答辩的申述。四月底，研究生院和文学所分别传我去，说你博士论文答辩的事，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汝信已批示给研究生院副院长王焕宇，文学所所长马良春、副所长王善忠，责成究生院对我的答辩资格进行政审，文学所为我答辩组成一个工作班子，处理我的申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二条规定：“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也就是说，政审不合格的，没资格授予学位。导师举报我的那封信，可以上纲上线到涉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被他都在下面划了线，打了圈，有的还加批评语，提示当局注意。这些给带了自己六年导师的私房话，在当时六四后政治高压环境下，是致命的。蒋深知此命门所在，文学所报告记述，１９９１年３月，“蒋先生突然将这封信交出，做为橡溪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特别是博士论文政治问题的证明。后来，又加以复印，拿给许多人看。”据研究生院了解到的此信扩散范围，蒋不仅把此信复印件散发给文学所系主任何文轩，副所长王善忠、曹天成，而且在其三月出席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其间，把此信的复印件，特别拿给我信中指名严辞批判过的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院长胡乔木，同为政协委员的中共中央党校任副校长邢贲思，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理论工作的副部长龚育之，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好在我读书涉猎广博，记得彭真等老一代中共领导人，文革中深受被人检举私信内容之苦，八十年代特别在人大立法，保护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按此条法律，蒋举报、扩散我的那封信，根本就是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未经司法程序，传阅、讨论我这封私信，也是触犯法律。我据此专门写了一个《郑重声明》，送交相关单位。
社科院是讲文明法制的地方，面对蒋辩称不是私人信件，是“工作通讯”，社科院胡绳院长特别批示给科研局，让他们请法学所所长、人大法制委员会成员、宪法专家王叔文鉴定，结论是私人信件，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研究生院博士答辩资格政审，必须排除此信，否则违法，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五月初，研究生院把我找去，宣读答辩前政审结论：合格。新来的主管政工后勤的副院长，是８７年邓小平大裁军１００万后从２７军师政委位置上转业来的，做了简短的说明：你导师检举说你参加了暴乱，自己曾说六四晚上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清场，是孤征，不予采信。组织上有记录，你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绝食，但那是党中央戒严令前，那时党的总书记都犯了支持动乱的错误，你们青年学生受误导，是认识问题，按中央的政策，不秋后算帐。我详细调看了你档案，抗战离休军人家庭出身，一直是党教育下的表现良好学生，跟了这个导师，教书育人六年，思想被自由化毒害，认真追究起来，他难逃责任! 你的那封信，院里已让法学所做了书面鉴定，系私人信件，研究生院政审不得予以考虑。
我说文学所的要召开审理我申诉的听证会，需要审阅我的博士论文，请研究生院速批准打印经费的申请。研究生院很快批下钱来，我立即忙碌找院旁将台路地区最好的打字服务社，因为研究的是古典文学，古字多，日夜校对错字，花了一周时间在把２００页二十多万字的论文打印装订完毕，送到系秘书王春光手中。
５月１４日，文学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各位委员（均为所里资深研究员）在坐，由主席陈毓罴主持，研究生院学位办主任周筠美(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孙女)列席。这些所里的栋梁研究员，久仰大名，虽在同一所室，不喜交际的我，却是同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人手一册我的博士论文，认真详细地问了许多问题。古代室老室主任邓绍基表态说，我们只看你的论文，对你导师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不关心，也不会影响我们评审论文。
６月２２日系学位评定委员会为我答辩问题，召开了第二次专门会议。会上听取蒋的陈述，我则回避了。“与会学位委员在讨论后一致认为：单就论文本身来看，没有政治问题，更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会议提出组织答辩，报社科院领导批复同意后，“即于次日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班子，负责具体实施”。这个班子由副所长王善忠牵头，因所长马良春确诊患癌症，文学所的工作由他主持；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陈毓罴作组长，成员包括系主任何文轩，古代室主任董乃斌，副主任石昌渝。
“在６月２２日的学位评议委员会上，委员们经过反复磋商，提出了论文评阅人名单和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论文评阅人：文学所古代室副主任石昌渝，北师院教授段启明；答辩委员会主席：九十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委员：八十岁的中华书局编审王利器，文学所古代室研究员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德、蒋和森，文艺理论室室主任钱中文，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沈天佑。
通常博士答辩委员５人，我这次增为９人。全国最著名的红学家，基本到齐。文学所外，请了许多外单位的教授、编审。因为涉及哲学，特别请了理论家钱中文。名副其实的权威、公正的答辩委员会。
６月２９日上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在社科院文学所会议室举行。济济一堂，路过的人以为文选所今天有什么特别活动。答辩历程四个多小时，我冷静沉着，辩材无碍，实在是缘于论文折腾得太久了，相关的资料、例证早已了然于胸，怎能不脱口成章！答辩委员投票前讨论，按规定非答辩委员会成员须回避，我见到那么多陌生人在会议室外等，好奇问研究生院学位办周主任这些都是什么人？她笑着说，监场的，有教委，中宣部的处长，我不是也亲自督阵吗？谁让你这么名气大！我苦笑说，是导师名气大，罗织出了钦案。
中午答辩委员会九十岁的主席钟敬文亲自宣布答辩结果：８票赞成，１票弃权，通过该论文，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在这些最高学术权威面前，蒋居然未公然投反对票，而是投了弃权票。
６月２９日下午，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全票通过，建议授予博士学位。７月２日，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全票通过，同意授予博士学位。
至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三审通过，博士学位授予程序已定案终结。
蒋后来反悔，对我学位答辩提出十多页“种种疑问”后，社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郁文批示主管部门对本人学位授予工作进行复查。经调查研究后，科研局、文学所、研究生院分别提出报告，对有关事实做了澄清，认为符合法定程序，应授予博士学位。九月底，胡绳院长等社科院领导批示，对科研局、文学所、研究生院的意见认可。
我这时已到文学所上班，可都十月份了，却一直未见发我工资。去问财务处，他们推人事处，问人事处，他们支吾其詞。终于堵到了葛处长，转业军人出身他说：哥们儿，你的事有大麻烦了！我听到院里的风声，你导师把你博士学位的事正式上告到中宣部、教委，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亲自来社科院文学所宣布了王忍之部长的批示，立即撤销文学系系主任何文轩的职务，冻结你进所工作指标。教委那边，何东昌主任批示，停发你博士学位证书。你是知道的文学所新规定的，新进的研究人员，必须有博士学位。
平地又是一惊雷！好在早已习以为常，只能给社科院领导再写申述信，请科研局呈递，报告下属工作人员因工资被断，已食宿无着！
院领导很快给回音，让我速来院部 院领导办公二层，找院副秘书长杨润时。自报家门后，他在其巨大的办公室召见了我。杨润时四十来岁，风度翩翩，他三年前就是社科院办公厅主任，现在又兼回到身上，人人都知道社科院领导七老八十，日常运行全由他一手操盘运作。传闻胡绳８９年５月带中央任务中苏分裂后首访苏联，他陪同，五一八呼吁书上也随胡绳签了名，六四后清查让他反思，他称病不出，社科院顿时停摆，急得老人们赶紧保他过关。
杨是早我们几届的新闻所硕士生，我见面说久仰，他马上问久仰什么？我就说了社科院对他的传闻。他笑着说，人家还因为我姓杨，把我攀上杨家将呢。我大学毕业就去大兴安岭林场，险些被森林大火烧死，还被怀疑纵火，怎么可能会是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因为我身兼社科院保密局局长，有人就传闻我是国家安全部线上的，其实社科院办公厅主任一向兼保密局局长。
他说，你给院领导的信，胡绳院长批示了，你的这段时间的生活费，从院长基金里支出。院长基金是院长掌握的专款，专门用来救济有特殊贡献的科研人员生活急需，胡院长一直很关心你！我赶紧道谢。
杨润时翻看一个批件说：你导师告你连带把社科院也告了，他是这么说的：“这个学生还年轻，也许还不至于不可救药，真正不可忽视的还是掩藏在这个学生背后一股势力。他们比这个学生‘高明’得多，策略得多，因此也难对付得多。在这场较量中，我就打了一个败仗，因此也特别感到需要得到党的有力支持。”中宣部、教委领导，对他的这段话很重视，何东昌在教委与社科院争夺明年全国社科基金审批权时，特别提了这一段，点了你的名，把授予你博士学位的事，作为社科院包庇自由化，压制四个坚持的例证。
杨润时说，社科院已经任命我兼任研究生院副院长，你的事，由我负责。今后有事直接向我报告。
９１年八一九苏东巨变后，中国的航船也从改革开放转向反和平演变，左风嚣张。
９１年１１月，国务院学位办给社科院研究生院发公文，要求停发橡溪的博士学位证书。研究生院将社科院复查结论文件，回复国务院学位办。
９２年１月，国务院学位办给社科院研究生院发公文、去电话，称从橡溪论文和答辩程序上看，虽存在着问题，尚不足以影响其学位；但从橡溪９０年初致其导师蒋和森的信中所反映的思想问题上看，橡溪政治上不合格，不得发给博士学位证书。
１９９２年２月底，研究生院通知我来校，有重要事情转达。会议室里几个副院长、副书记围着我，表情严峻。他们说，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席广庆、处长左庆润，２月２１日亲自来研究生院，传达国家教委的关于本人博士学位问题的“意向性”意见：
（１）教委肯定了蒋和森对橡溪博士论文答辩的否定意见。
（２）橡溪的论文中有错误，错误的性质足以使论文达不到博士水平。
（３）不要把橡溪致蒋和森的那封信的问题，同论文问题纠缠到一起考虑。文学系和博士点对信的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
（４）处理橡溪学位的问题，既要坚持原则，又不要有后遗症。对学生本人，以教育为主。
（５）橡溪１９９１年的答辩，从任何方面都不能成立。但是要给橡溪一个改正的机会。给橡溪同志两年内修改论文的机会，导师仍为蒋和森，不得更换。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答辩。
（６）橡溪需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７）橡溪这两年修改论文其间，应解决工作。可在文学研究所边工作边修改论文。
教委来人特别表示，以上七点意见，是“意向性”的，特来同研究生院“商量”。如果研究生院同意，就由研究生院将此意见写成报告上报教委，由他们领导批复。
研究生院的数位领导在转达了教委对本人学位意见后，反复向我做工作，希望我接受教委的上述意见，并暗示，如果我不接受，教委会卡住研究生院今年的博士招生，给研究生院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因为六四后硕士招生已经被停了，如果博士招生再被停，研究生院就断了生源，下一步就得让关门了。
国家教委这是明摆着把我当人质，同社科院讨价还价的筹码。
望着院长、书记焦虑的脸，我问:“杨润时院长怎么没在?”他们说：“杨院长主持社科院的工作，研究生院是兼任，一个月来不了几次。”我说：“那我直接给社科院领导写信吧。”
我当晚即给社科院的主要领导写信，报告了教委的意向性决定，表示我决不接受他们违反政策法规的无理要求。同时我提出，为了不让一直为我主持公道的社科院为难，打破僵局，我请求社科院立即把我的档案关系，转到我指定的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
自六四清晨天安门广场亲身经历了坦克装甲车血腥清场后，我与妻子决心不再生活在这个政权下了。北大中文系出身，从未动过出国念头的我们，开始动手联系美国的学校。六四不久，当局出台卡出国留学的新规：必须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出国留学；非直系亲属必须交培养费，每学年五千，直系亲属免交培养费。我们很快联系好了美国大学，办出国护照却历尽艰辛。
先要找出海外亲属关系。我与太太家庭出身均为离休抗战军人，根红苗正，哪来海外亲属关系！好在岳父军队长期驻扎两广，有老部下辗转被派到香港工作，转了香港身份，托人家公证了舅甥关系，去南长街北京市侨办办侨属证明，发现我童年时住过的非常幽静的小胡同，被急着办出国留学的人拥挤得嘈杂如闹市。
过了侨属关，就是培养费。太太是硕士学位，已经工作了两年半，最后被算出须缴纳８８００元，学院才能出具介绍信申办护照。要知道那时大学毕业月工资也就五十来块,富豪的标准是“万元户”！如果按我念到博士，又没有工作几天的经历来算，我的培养费是天文数字。所以决定还是太太先出国留学，我再以探亲名义出去，可以绕开侨属、培养费的难关。老爸坚决支持我们出国，说你们留在国内更危险，说不定哪天政治迫害就找上你们。听说儿媳出国须缴纳巨款培养费，老爸主动表示愿意帮我们付，我姐姐笑着调侃老爸说，您当年干吗要去新四军？去了国民党那里，弟弟就是直系海外关系，免缴培养费！
太太９１年夏去芝加哥留学，我在社科院被导师举报，卡住了学位、工作，从那里申办出国护照，几乎没有可能。继续滞留在国内，依教委这政治迫害势头，还不给整疯！好在找到了一个朋友的路子，他可以介绍我把档案关系放到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人事部号称是人见人憷的“人贩子”，同北京市公安局管发放护照的出人境管理处，有很铁的关系，由他们申办护照，没有拿不到的，前提是政审一定的过关，六四没有沾上事。
给社科院领导的信寄出后，杨润时传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你坚决拒绝教委的那个意向性意见，院领导知道了。有批示，维持社科院对此事的组织结论。社科院不会理睬教委的建议，让研究生院给他们打什么报告的。至于你调出社科院，把档案放到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的事，如果急迫，你还要另外专门打一个报告，我呈报吴介民顾问拍板。我有些意外说，他是返聘的社科院顾问，院里的事怎么会由他拍板？杨笑了笑：这是国情，中央不是中顾委小平同志拍板吗？
我马上到美国所小哥们的写字间里写给吴介民的信，担心他比较左，会同情教委意见做梗，故意以鱼死网破的姿态，表示决不会困在社科院修改论文，如果不放我走，将会采取“极端措施”！写完让一起闹过学潮的老同学金灿荣过目，他说：好，有理有节!
午休后把信送给杨润时，他翻看了一下，在上面写上：“送呈介民同志批示”，叫秘书马上送去。一会儿秘书回来说，介民同志要见我，并告知我是哪个房间。我注意到社科院大楼院领导办公的二层，天花板很高，房间巨大，敲门秘书开门，自报家门后刚想说明事由，秘书笑着说，你在我们院领导这里是大名鼎鼎，不用介绍！
吴介民亲自迎接，笑眯眯地说，年轻人精神气还好，这我就放心了！当年延安整风，比你遇见的要复杂多了，要相信组织！他问调到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打算将来做什么。我顺着当年时髦的话，说大概去深圳下海吧。他说，也好，不一定要做学问，从事经济工作，也许对国家和个人，更有意义。然后他表情凝重地说：你要求的事，牵涉面比较大，给我几天的时间，一定办到！临别一再叮嘱此事注意保密。
没几天社科院人事局的一位处长，大清早气喘吁吁敲开我在中戏学生宿舍四楼的门，说局长刘铁找你，你又没电话，只好从研究生院(望京)一路摸到这儿(鼓楼)。刘局长问，你户口怎么不在研究生院？我说前两年结婚时落到太太所在中戏胡同里了。他一锤手说，太好了，省了北京市公安局那摊麻烦！
这样，社科院一天之内，把我从研究生院分配到文学所，又从文学所调出到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
我立马赶到首都体育馆顶楼的人事部人才交流中心，申办护照。朋友介绍的那位副主任，一见如故，说你的事我都听说了，放心好了，一定让你拿到护照。我有点担心我博士论文答辩的事，会不会给我政审上留下什么隐患。他当我面把社科院送来的档案打开，逐件翻检，说一句也没提到。人事部开我们这个点，说白了就是为了创收，只要政审没有硬伤，按月象八宝山交骨灰盒寄放费那样，把档案寄放费交足，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这费用是最狠的，谁叫扛着人事部这块牌子呢！
我赶紧预缴年一年档案寄存费。一个月后我在那儿顺利拿到护照。
四月初，杨润时传话要见我。寒暄后，他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给社科院研究生院打了几次电话，说副主任席广庆想找你谈话。社科院说你人已调离，他们坚持让社科院一定要设法通知到你。我说，还有什么好谈的！杨说，你既然没有单位，那么我作为原来的组织,可以给你传达一下最新中央文件精神。最近邓小平同志在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下“南巡”，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核心是要警惕右，但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左。现在工作的重点，是反左，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容动摇，“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你有没有看最近人大政协会议杨白冰同志代表解放军的表态？目前军队的任务，对外反侵略外，对内“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大环境在起变化，教委的人，大概是感觉到什么。这个席某，人大教员出身，属于紧跟领导那类。你去他们那里，只听不说，回来汇报。
我打电话给教委，他们马上说欢迎我来访。骑自行车到西单，进了大木仓胡同，一大院门口左边招牌国家教育委员会委，右边招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左处长和另外一个处长挺热情，亲自到办公楼门口迎接。进了席的办公室，他和颜悦色寒暄后，把他们给研究生院的意向性意见，又向我当面说了一遍。见我反应冷峻，弯弯绕绕让我表态。我说，你们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给你们的职责是维护学位授予的权威性。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是以九十岁德高望重的钟敬文先生为主席，学术界公认的最高权威专家组成的，经过系、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授予博士学位，按国家学位条例，是终审。你们学位办的几个人，凭哪个条文，可以推翻法定、权威的三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集体决定？小平同志最近说，当前最大的危险是左，要反左。你们教委在我的学位问题上，公然推翻社科院党组的决议，这是不是就是小平同志号召要反的左在作祟呢!
我义正词严的表态后，顿时哑场。席脸色尴尬，借口有一个重要电话，溜进里屋不知给谁打电话汇报请示去了。左处长与另外一个处长，则象自言自语地一唱一和说：人家社科院院有的是人才，别太过分了。朱镕基打成右派后去社科院，现在不是要当总理了吗？一边是何东昌，一边是胡绳，谁官更大？胡绳可是国家领导人！对领导的批示，执行起来也不能变本加厉呀！得罪了社科院，将来有被动的……
席从里屋回来假做关心地说，我是教师出身，最关心学生的成长。咱也不要提谁左谁右了，两边都是国家大机关，一边是国家领导人（胡绳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边是教委、中宣部领导，僵在那里，你不从源头上让步申请重新写论文，真正倒霉的是你！连工作都没着落，拖下去怎么办呀……我当时已顺利拿到美国签证，机票都订好了，没几天就同这伙人永别，实在懒得再敷衍，就对他说：我不可能接受你们的所谓意向性意见，如果你们要做什么决定，就发公文给社科院，国家不是还有法院可以行政复议吗？我会把官司打到法院公开审理的，社科院有的是法律专家，也有的是新闻单位愿意写内参报道给中央的！
一个星期后，我国防大学的离休的长辈亲戚亲自派军车送我到首都机场。我这个出身抗日老战士家庭的博士，一直是这些老军人骄傲。
首都机场出关时，在检查出境卡的台前，被审视了很久。六四后，当局规定拿到外国签证的人，必须再到公安局办理另外一份出境卡，才能离境。那时中国边检还没有电脑化，边检一男一女，在台内翻一大本大概通缉令汇编什么的，每翻一张身份照片，就抬头凝视你一番，十分瘆人。那时中国没有到芝加哥直航飞机，直到东京转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才安心下来，噩梦终于结束了。
避免节外生枝，我出国的事绝对保密。到美国落脚后，我写信给社科院的相关领导，感谢他们在我博士学位一事上对我的仗义执言和帮助。社科院很快回信，让我抽空务必写出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申述信，由他们负责转递，”有些话，你从海外讲，会不一样……“
于是初来乍到美国，在港台移民开的中餐馆打最低级bus boy工的我，经常在午餐后餐馆客人最少的时段，提笔在美国黄色练习本纸上，重复那些几乎背熟的言辞，装进信封，丢进邮筒，飞向祖国，管它会辗转飞到哪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办公室呢！
转眼已是９２年秋天。９月２５日，文学所系秘书王春光，代表文学所致信给我：“前几天美国所小金(金灿荣)来找我说是你托他找我了解学位情况，并说了你在美国的情况。”“此事发展太快了。你走后的七月教委大连会议，学位办的席主动找我院领导说了此事，大意是解决了算了，不要再提此事了。也别让你再上告了。前几天小金说完，我到研究生院开会，９月１０日教师节学位办将授予你的学位的报告送上去了。这不大前天给你写信想把情况告诉你，星期五下午就接到电话教委同意了。但要求做好双方工作，不要再次发生矛盾，使问题复杂化。星期六上午院里的新到副院长杨ＸＸ和赵光远(副院长)一起来和我们谈了一下，基本上是定了授予学位。王善忠(副所长)再找蒋谈谈，做一做工作。”
事情如此急转直下，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变了，左王何东昌已被邓小平点了名，权势岌岌可危，教委的官员自然识时务者为俊杰。
１０月１５日，杨润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你要求尽快解决学位问题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因此事尚未形成最后意见，故没有很快给你回信。请予谅解。研究生院和有关方面正以负责的态度交换意见，相信一定能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实事求是地妥善解决。”
社科院、教委不是已协调过了吗？这个能够决定“最后意见”的有关方面，一定是中宣部了，部长王忍之批示的尚方宝剑，仍悬在那里。
１１月２２日，文学所王春光再次来信：“由于你的事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下落，我多次与研究生院学位办及副院长杨胜明同志联系。他们答复总是一句话，等待。”“前几天我到研究生院开会，与学位办的二位女同志谈了，她们认为此事现在只能是由你从海外给中央写信，让他们往下压，才能使问题尽快解决。据杨胜明副院长找到教委有关此事的部门，他们打官腔说什么，就此事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协调才能解决，让咱们等。杨这里就提到是否有中宣部的部门或领导需要协调。因为过去就此事中宣部说过，有过意见和建议。这样我只能将此事向所领导汇报，所领导也是无能为力。这才给你写信，我与学位办二位女同志商量，只能是你再次向中央写信，由他们催教委。看来只能这样才能使问题解决。”
社科院的信，多次提到“等待”，是因为１１月中共十四大前后，左王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与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等，纷纷下台。清算他们的余毒，只是时间问题。
我按研究生院学位办二位女同志(主任是国家领导人的孙女)的建议，继续给中央写信，让他们转递。
这时候，我正忙着美国学校的入学申请，来年春天，被两个大学录取。其中一个大学的比较文学系主任在给我的录取信上写了一段话，他建议我从时间和经济上（奖学金文科非常孤寒）慎重考虑我是否有必要投资再读一个博士学位，因为这个专业的博士是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的。他们系的传统，新科博士把每一封申请工作被拒绝的信，都钉在系的公告板上，满墙都是。
他的话对我颇有触动。我那时已经琢磨出美国虽限制非移民签证的人被雇用工作，但并不限制他们开公司雇用美国人、绿卡持有者经营赢利。于是我开始开公司雇人竞标、接活，忙得四脚朝天。
９３年春天，从报道上看，中国的航船已被邓小平南巡讲话，从反和平演变彻底拨到改革开放的航向，左派势力已呈鸟兽散之势。
五月收到文学所来信报喜：教委已电话通知社科院，可以把博士学位证书发给你。但留了一个尾巴：何东昌下台时不忘批示交待国务院学位办，“博士学位证书必须橡溪本人亲自领取”。社科院要求其留下书面指令，国务院学位办却死活求免，说电话记录即可。
我当时正白手起家在新大陆奋斗生存，这个文学博士学位对此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好不容易办下护照逃出来，怎么可能会为了这一纸证书再入虎穴？教委何东昌之流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心所不甘地继续使坏。
十年后，２００３年我第一次回国，带两个儿子探望年事已高的父母。在北京逗留其间，想起此事，就打电话到研究生院。学位办主任亲自接的电话，说他们多少年来一直在等我，请我随时来取。
从西城同学家打出租车穿越旧貌新颜的京城，回到东郊曾学习生活过七年的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当年的学位办跟班的科员小侯，已成了主任，写着我名字装博士学位证书的信封，放在她办公桌正中。她从袋子里取出一张纸，向我当面宣读了当年教委的电话记录，然后说：“我能复印一下你的身份证件吗？教委国家学位办规定必须你本人亲取，我们必须把手续办得严丝合缝。”她仔细核对了我递上的美国护照，复印后归进文档，拿起我的博士学位证书，双手递给我，然后长舒了一口气，说：“十多年来我们换了几任领导，每任领导离开前都会专门交待，要特别慎重保管好你的博士学位证书，说有一天你会从美国回国来取，务必完璧归赵，亲手交到你手里。我现在如释重负！”
晒晒我那多灾多难的博士学位证书。那时中国博士学位初创，立下宁缺勿滥规矩，十分金贵，我们社科院一届毕业两百多硕士，考上博士的不过三五人。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时，社科院博士证书，由他亲手颁发。大概是经手太多人了，博士证书外套信封已破损。授予博士的时间，正是院学位评议委员会终审的时间：１９９１年７月２日。也就是说，此博士学位证书社科院早已制做好了，被中宣部、教委强行扣押了十多年，才递到我的手里。
我为此学位写申述所花的时间精力，决不下于我写博士论文。确实浪费了很多才华，但也是一种人生锻炼，使我在后来美国复杂的生意场上，处理起各种纠纷的文书，驾轻就熟，强过老美律师。正如我中学适逢文革后期，贯彻毛泽东开门办学，每学期有一个多月学工，几年下来，工厂每个工种都干过，后来在美国搞工业，所有人都奇怪我这个文科生怎么会如此熟悉工厂、工艺、生产，其实是多亏当年学工打下的底子。
钱锺书为杨绛《干校六记》所做《序言》中说：“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不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从我遭遇的博士学位事件看，至少在社科院，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反思文革教训，已不再作乡愿，面对政治高压，坚拒为虎作伥，竭力维护一介书生。陈毓羆说，只听说过文革学生揭发老师，从未听说老师揭发学生，蒋丟尽了天下老师的脸！古代室主任董乃斌说，干出这种事的人，是进不了儒林传的。
此案表现最差劲的是后来接任研究生院院长的浦寿山(浦山)。此人四十年代末在哈佛得经济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初回国，当过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后来大概倒过霉(右派?)，一把年纪，研究生院院长大概是他一生最大的官。上任伊始，他请我去他办公室谈谈。他很惬意地埋在大办公桌后大沙发里，东拉西扯，弯弯绕绕，意思是让我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意见，申请重新修改博士论文。我说论文通过答辩，社科院三级学术委员会通过终审的，凭什么要重写? 他支支吾吾，说总是有地方可以修改的嘛，你看伟大领袖列宁《哲学笔记》，毛主席的手稿，不是涂涂改改，有很多修改嘛……这个哈佛出来的博士，对学术自由的理解，操守见识，与院里延安出来的老革命相比，云泥之别。其实人的修为操守，同人哪里出身，绝没有必然关系。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 反之，如被川普辱及先人、妻子却仍捧其臭脚的哈佛法学博士裤子(Ted Cruz)，到哪里都狗改不了吃屎。
我博士学位风波所牵涉到的当时社科院行政与学术领导，我事前都不认识，或说过话。难得他们在当时六四后的政治高压下，为一个无亲无故的青年学生仗义直言。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大多已作古，时常惦念，仰慕风骨。披露此文献，正是对他们的褒扬纪念，也为八十年代两任因放任自由化下台的总书记治下社会风貌，留下一点微观史料。
2021年2月7日作于芝加哥西郊橡溪
一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X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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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给你们的职责是维护学位授予的权威性。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是以九十岁德高望重的钟敬文先生为主席，学术界公认的最高权威专家组成的，经过系、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授予博士学位，按国家学位条例，是终审。你们学位办的几个人，凭哪个条文，可以推翻法定、权威的三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集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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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研究生院把我找去，宣读答辩前政审结论：合格。新来的主管政工后勤的副院长，是８７年邓小平大裁军１００万后从２７军师政委位置上转业来的，做了简短的说明：你导师检举说你参加了暴乱，自己曾说六四晚上在天安门广场经历了清场，是孤征，不予采信。组织上有记录，你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绝食，但那是党中央戒严令前，那时党的总书记都犯了支持动乱的错误，你们青年学生受误导，是认识问题，按中央的政策，不秋后算帐。我详细调看了你档案，抗战离休军人家庭出身，一直是党教育下的表现良好学生，跟了这个导师，教书育人六年，思想被自由化毒害，认真追究起来，他难逃责任! 你的那封信，院里已让法学所做了书面鉴定，系私人信件，研究生院政审不得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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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世上多了一个实干家，少了一个混吃等食的所谓文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