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飞上海的东航飞机上,我看了三部英文电影,其中一部是2024年《Cabrini》,美国第一位天主教圣人Mother Cabrini。1889年,她在纽约为意大利移民中贫困家庭孩子创办学校,扩张到67所。当时的美国社会,意大利移民受主流社会歧视。
有趣的是,Cabrini 本来是准备到中国来传教的。
意外的是,我在上海,却追寻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女教育家脚步。
俞庆棠,1919年毕业于圣玛利亚书院,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回国后开展民众教育,先后开办了五十余所民众学校,后发展至一百零八所。
俞庆棠是我因文学城结缘的俞老师的曾姑奶奶。
我不敢轻易码字介绍这位女教育家,实在有愧。在师大我喜欢中国教育史一门课,仅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杜威的学生。直到两年前,王老师(即俞老师的妻子,我博客的老读者校友)转给我俞凤宾与俞庆棠兄妹的事迹,我才知道俞庆棠是杜威的学生。
我是11月21日跟俞老师进胶州路601号的静安区业余大学,参观了俞庆棠纪念室。这个机缘却要往前推至17日早上,我们龙华寺接头后,吃生煎馒头的那顿早餐上。
俞老师的谈吐气质应对了“书香门第”四个字。俞老师平易近人,没有用世俗的眼光看待我的经历,谈起他77年去星火农场的短暂知青岁月,说到了苏德隆教授亲口跟他说过被批斗后回去照常吃西瓜。他说准备去静安区业余大学的俞庆棠纪念室。我说想去。
等我19日看见王老师提及俞老师已经去过了,准备自己去。俞老师说得联系,他带我进去,以他是俞庆棠的后人资格照顾我了。21日八点半我到校门口,俞老师已在等候。他跟校办接待的小王说我是加拿大的作家。弄得我心里不安。不过“加”戏真演,我在参观后,请求对俞老师采访,好回去交作业。小王给我们开了一间教室,两杯绿茶。


俞老师话匣一开,故事一串冒出来,像青壳的大闸蟹吐出了泡沫。我写出来,若是大闸蟹蒸熟后的鲜红蟹膏,才算给那天的收获敲个印章。
但是,王老师讲,俞老师有啥好写的。我讲,戴眼镜的俞老师站在俞庆棠照片前,那真是像。离热闹的静安寺地铁站一站路,在安静的校园一角的纪念室内,于无声处听得见,俞庆棠的声音,乃至“五四”的声音隐隐约约。“五四”运动期间,俞庆棠是圣玛利亚书院的学生会主席,代表上海学联出席全国学联。
二
俞老师的家庭颇有传奇色彩。俞老师曾祖父俞凤宾,1912年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自费留美,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和哈佛大学热带医学博士,回国后从事公共卫生事业,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担任会长。他是中国校医的建制人,本人担任交大前身南洋公学的校医十年。这些网上可查。
俞家是江苏太仓人,俞凤宾出生于太仓,俞庆棠出生在上海,他们家讲带有太仓口音的上海话了。俞老师的上海话仍然有根可寻。
俞凤宾的一个儿子是俞沛文,美国教会办的沪江大学毕业,新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小时候看过参加万隆会议的画报上彩色照片,肯定有俞沛文,他是代表团成员,负责具体的礼宾。记得后来读到西方政治家对此的评价,为中国代表团的儒雅形象折服。其实,这批新中国的共产党外交官,底子是民国的。
俞凤宾另一个儿子俞焕文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医学专家。当然按照西方的说法,是“韩战”。我是第一次知道“韩战”,美国军方使用了细菌武器。任何战争使用细菌武器,都是可耻的。医生的职责自古以来是救死扶伤。
俞老师的父亲俞顺章继承了祖父事业,从事了公共卫生服务,是复旦原上海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系主任。
在Virginia Woolf 摇笔呐喊发表“Three Guineas”《三枚金币》的1938年,指出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儿应该受同等教育,从事专业工作获取生活独立的经济能力,影响男性抵抗战争爆发。1924年留学归来的俞庆棠担任过大学教授,创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主编《教育与民众》月刊。而早于1933年,她赴欧洲各国考察成人教育。俞庆棠于1938年5月,参加了宋美龄在庐山召开的妇女座谈会,直接参与了抗日救亡运动。
等我回到多伦多开始读《俞庆棠教育论著选》,看见雷洁琼的前言,想到静安区业余大学俞庆棠纪念馆里的庐山会议照片里有雷洁琼。
四十多年前,七八岁的我还在上海郊县中学宿舍的家,平房前走道上跑着,三月的午后,天气开始暖和,大地回春,荠菜与马兰头露出了,田野的油菜花没有开。收音机里中央广播电台的字正腔圆的声音,开全国人民或政协大会,一串串人名,每个男人名字,后面不会念出“男”,然而到了个别名字,要念出括号里的“女”。我听见了“雷洁琼”停一秒,“女”,像春天的惊雷,划过小孩子的心田。
这个名字在八十年代,常常出现在广播或报纸正版的会议报告。1949年从美国回来参加开国大典的俞庆棠,如果不是过度劳累,同年12月4日脑溢血去世,也会出现在广播里的名单上。
何况,她在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创办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兼校长。这所学校为据点,开到一百零八所。
民众学校用的是国民政府的经费,直接来自上海市市政府,却成为华东局地下党培养接管上海解放后各级干部的基地。
当俞老师跟我说到此,我脑海里自动编辑了一组组影视画面。俞老师解释说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考虑到上海一解放,军队的干部是没有能力接收上海各工厂开展生产。只有从工厂里培养地下党的干部,为各项工作准备。
回想历史上鼎革之际百姓会遭遇的不幸,不说长春的灾难,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上海,能够安然过度,上海百姓何其幸运。那时,我父母已经出生在上海了。
我问俞老师,校长的俞庆棠知道地下党的安排。他说当然知道,俞庆棠和宋美龄有私交,俞庆棠为学校募捐的经费有来自宋美龄的。俞老师的祖父俞鼎文是学校的教务长兼庶务组组长,学校校产、捐款名单,特别是学生名单都必须保密。
不过,有些事,书里是不能写的。俞老师笑着说,摆着手。我们中间隔着一张学生桌子,我喝热茶,像以前教室里开会了。
俞老师是1968年左右,在祖母家里遇到了祖父的老学生,第一次听说了曾姑奶奶的故事。俞老师父母是1958年结婚,苏德隆教授是证婚人,他1959年出生。
俞老师的祖母家在延安中路模范邨。我说,离我老早上班的民立很近。
俞老师说,模范邨63号祖父的家,是地下党的秘密开会地方。俞顺章还是十五岁的中学生时,已经担负起地下党开会时的警戒。
窗外没有警车呼啸而过,想到上海作家小白的长篇小说《租界》,开场就是地下党开会遭遇破坏。我记录的细笔杆开始划箭头,指向模范邨。
我问俞老师,俞顺章那时在哪所中学读书。他答市西中学。市西中学,在上海有150多年历史,“汉壁礼西童公学”,1946年改名为市西中学,在静安寺的愚园路口,模范邨过去,骑自行车十分钟。俞顺章是1932年11月出生,十五岁时,是1947年了。俞老师说他高二左右奔赴解放区,那是1949年左右了。
我记得外滩圆明园路上的YMCA 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我在多伦多的忘年交,她的四叔公的两个女儿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1949年左右奔赴解放区。
俞庆棠在1945年至1949年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理事,而她从1934年至1937年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由此可见,抗战之后,俞庆棠的社会工作,已经拓展了,她是教育家,更是社会活动家。
我前两年仅知道俞老师的父亲俞顺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流行病专家教授,上海抗疫SARS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现在在这幢庆棠楼的底层111教室,我听到的又是怎样的上海往事。眼前出现一名少年,骑着大约是进口自行车,横杆里塞进的是情报,从模范邨弄堂出来,是骑到大弄堂口1945年改名的中正中路(延安中路),还是后面弄堂左拐出去的1943年改名的锯鹿路(巨鹿路),或右拐到陆小曼住的四明邨?
这位少年是怎样担任地下党开会的警戒任务的呢?俞顺章从小生长在上海,他当时的思想又是怎样的呢?我充满好奇,想到孟子的浩然正气或岳飞的精忠报国,俞家的家风肯定是以儒家思想为传承的。俞顺章有医学救国的祖父俞凤宾和教育救国的姑婆俞庆棠。
有个细节,本来约俞老师的那天,我说参观之后,我请喝咖啡,听你讲故事。俞老师说不喝咖啡的。曾祖父就留美本身也是留美学生的俞老师,一点都不“洋派”。最后他喝清茶,中国瓷杯的杯盖中间有个顶子,方便手指捏住。这种杯盖的顶子,小时候总让我联想到电视剧里清朝官员的帽顶。
听俞老师讲的那一刻,我晓得时间的珍贵。茶叶慢慢沉下去,水温渐渐变凉。我说,你喝茶,他才呷两口。(等王老师读到此,告诉我,俞老师其实连茶也不喝。)
三
俞庆棠任校长的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为培养解放后上海的各局局级干部,这条线的领导来自俞沛文,即俞庆棠的侄子,开会的地点在俞沛文哥哥俞鼎文家,即模范邨63号。
俞家三代同堂住,俞老师的曾祖母还在,是“老太太”,俞庆棠的嫂嫂。隔壁两家也是地下党摸过情况的可靠的群众。如果家里开会,俞顺章上三楼的“露台”(阳台),遇到情况,他要推倒一盆花,开会的人即刻上楼梯从露台到两边邻居那里撤,三个出口通马路。
弄堂就是上海的迷宫,上海的地下党党员一定有隐形的伊卡洛斯翅膀。
这盆花,可以用手或旁边的竹竿或全身扑过去,不计任何代价,不怕牺牲自己。
俞老师说到这点,身体往椅子后面倾斜,双手往一侧,那个手势,穿越时空,与他父亲的少年身影拥抱。他的语速是明快的,我却看到一九四七年的白色浓雾。
俞顺章那时是未成年少年,与他的姑奶奶、父亲、叔父,都在一条阵营了。等他回到上海就读上海第一医学院苏德隆教授的研究生,中国天翻地覆。
模范邨还是模范邨。俞庆棠已经在北京去世,上海市立实验学校结束了。
静安区业余大学的校园不大,却布局如一个苏州园林,穿过竹叶青青掩饰的曲径通幽处,到了纪念室。



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纪念室,是平房,门上的黑匾是朱屺瞻的书法。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常可见同是太仓人朱屺瞻的书画题字。两面墙前的玻璃柜内陈列黑白照片,泛黄纸页。墙上嵌在学校做的彩色板报上的俞庆棠事迹图文介绍,回顾她的五十二岁的短暂一生。这一生,却凸显了当代中国女性在社会进程中的雷鸣般的不同凡响。


俞庆棠是教会学校圣玛利亚书院毕业,但之前就读的务本女塾,是与蔡元培先生1902年倡办的爱国女校同时期的女校。较之于1850年美国教会在上海办的第一所裨文女塾,可见国人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了。务本毕业后,1915年,十八岁的她担任了一年上海万竹小学教师。万竹小学在上海的老城厢露香园路。
万竹小学,离我外婆家不远,穿弄堂十分钟,我小辰光走过多少次校门的小学,蒋经国的母校。
做教师就是抛头露面了,俞家虽是传统书香门第,却开了新风,特别是俞庆棠在圣玛利亚书院毕业后留美。当年上海最显赫的洋务派盛宣怀家,就我读过的盛佩玉回忆录,盛宣怀的女儿“七小姐”盛爱颐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是请了英文家教。网络里却盛传盛七小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我问AI,也是根据网络传闻而定。但我再追问盛佩玉回忆录提及的,AI即刻同意盛佩玉的回忆录更可靠,
Virginia Woolf在《三枚金币》里提及英国一九一九年通过了《性别剥夺资格(撤销)法案》,法律原则上允许女性进入专业领域,但并未真正实现性别平等。
回顾俞庆棠从美国回来担任大夏大学教授一职,可见,“五四”之后的中国妇女地位,知识阶层的,领先世界。更不用说,这是当她和上海交大教授唐庆诒1922年结婚后。而英国已婚妇女在1944年,才结束婚后须自动离职的性别歧视。
另一条线,不说她的民众教育,单俞庆棠从圣玛利亚书院参加“五四”,到参加“五卅”惨案上海学生后援会,到“一二•九”运动在邹韬奋《大众生活》期刊上发表声援上海学生请愿团的公开信,她一直是在时代的前沿阵地。
虽然这三大学生运动,是我们教科书里最熟的名称,然枯燥无趣的教科书只停留在口号与标语上。
我在上海淮海路三联书店看到了纪念邹韬奋诞辰一百二十年的图片展。俞庆棠书里收录了当年发表的公开信,读完,对“一二•九”有肌理的认识。学生运动,网络舆论里都被简单的讨伐成头脑简单的青年人受到了鼓动。俞庆棠却以教育家特有的细腻笔触记录了上海学生从北站如何搭火车到无锡的经历,寒冷,缺食物,铁轨被损,被扔掉,学生如何入在冰天雪地的河水打捞一枚螺丝钉,乃至学生不收捐赠现金时表现出来的廉洁品质。
俞庆棠本人,何尝不是一颗爱国的螺丝钉,铆入国家命运的机器。
抗战期间,俞庆棠在大后方四川乐山办过纺织实验区,担任过东吴和沪江大学的教授。
回到上海接受胶州路上的日本学校,再次继续她的民众教育理念,夜校开进了上海申新纱厂,申新九厂等。上海申新纱厂是无锡荣家产业。
这一次,俞庆棠冒着的危险,所担的风险不只是个人性命,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是儿媳,是妻子。模范邨的俞家,也是她娘家了,她去世大哥俞凤宾的家人。
俞庆棠纪念室里,俞老师说,所有展出的,除了木制校牌是原物,其它都是复制品,原物被妥善存档保护。连玻璃柜内的一只瓷盘,都是复制的。


四
隔着半世纪多,俞老师坐在以曾姑奶奶名字命名的新教学楼,思维极其跳跃。
对于九岁左右的他第一次在模范邨听大人讲地下党开会就在这里,是何等惊天动地。俞老师出生在中山医院,出院回到模范邨的家。等弟弟出生后,跟着父母搬离祖父家,但是祖父母一直住在模范邨。而俞老师的弟弟结婚又回到了模范邨,直到出国。俞老师记忆力强,祖父去世的日子他永远不忘记。那天,是父亲俞顺章骑着自行车去交大宿舍通知的,77级俞老师交大报到的第二日。
十五岁的俞顺章骑自行车送情报,四十六岁中年的俞顺章骑自行车给准备英文考试的儿子送报丧的消息。他看见第十宿舍的寝室没有人,写好的纸条从门缝里塞进去。
关于俞顺章老师的文字,跟了:)在常青人生
据我所知,俞教授的学生有在美国做教授了,在疫情期间,还采访过俞教授。
希望我的小文抛砖引玉,读到你的好文。
23年8月我在美国,没能给他送行,是为遗憾。
“我是第一次知道“韩战”,美国军方使用了细菌武器”。这事当时当事双方各执一词,请了第三方来调查,并未证实。据我所知,现在的通识是该控为子虚乌有。
知道大概情节可以了。
你的博文我几乎一个字都不落下,当然不是一口气读完
但有时候被你转圈圈绕的关系都搞不清楚,在现实生活中我就搞不清关系,我就直接说姐姐的丈夫,妈妈的姐姐,妈妈姐姐的女儿等等等等
我们做不到同心同德,但至少要有同情心。这同情心是,每个人都有难处,尊重与包容。
我写的俞庆棠,出生书香门第,但她做的是推动底层老百姓的民众教育。我读她的文集,有流眼泪。觉得中国那时老百姓太苦,国家太弱,真的需要精英来做事。
我刚喝了咖啡,准备码字了。
外面零下二十一度。
我眼睛彻底不好了
我是拿着iPhone手机和iPad同时进行数独,把这个占据到冠军的位置,然后那个又开始占据到冠军的位置,我发现我有做间谍的潜质,哈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这次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不要再做这些了,虽然它没有害处只有益处,但是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
我目前就做这一项内容还算做得下去,可是我还不能再做了
我看电视都是不看着屏幕的,如果看着屏幕都超不过5分钟,所以电视剧我都是来回放的,每次回放都能感觉有新的内容
这是疾病给我带来的精神不能集中
疾病给我带来的其实我就是个残疾人,比如说弹钢琴,我只能右手弹,左手的伴奏不能进行,也就是说两只手不能敲电脑不能弹琴,我哭过,可是哭了也没用啊,接受这个现实
我如果把这个写在博客里,那肯定是不欢迎的,因为这些都充满着负能量,可是有谁知道我的行为是真正的正能量啊,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弹琴了,我还是用一个手去弹,我还是沉浸在我弹奏的歌曲里有时边弹边唱
学校的英文已经很好了
AI凭声音,不准确。
我昨天下午三点半左右路上拐进警察局,第一次进去。因为在警察局不远人行道捡到手机。哎,从小唱的儿歌教育。
还好警察都客气。
………….
我出来不嘲笑一个高科技,直到AI的出现
我住的房间的旅馆里就有AI,必须得喊他;你好小乐,用普通话
我;“你好,小乐“
AI:我来了
我:请把窗帘打开
然后窗帘儿就打开了,或者就关上了
然后我就用不知道哪个地区的方言语调:你好小乐,小乐不理我
我说hell,小乐,小乐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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