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州正在讨论一项极具争议的提案:对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个人征收5%的财产税。支持者认为,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缓解财政赤字、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一步;反对者则担心,这将成为压垮加州商业环境的又一根稻草。
如果这项提案最终通过,真正受到冲击的,未必是那些拥有私人飞机和游艇的超级富豪,而可能是依赖企业生存的普通人。因为历史一再证明,财富会流动,资本会迁移,而就业机会往往跟着资本一起离开。
企业正在用脚投票
过去几十年,加州一直是美国创新经济的象征。硅谷孕育了苹果、谷歌、英伟达、Meta等科技巨头,好莱坞影响全球文化产业,加州GDP长期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与此同时,高税收、高房价、高监管成本、高能源成本,也在不断侵蚀企业的经营环境。
近年来,越来越多知名企业选择离开加州,雪佛龙将总部核心职能迁往得州,甲骨文将总部迁出加州,查尔斯·施瓦布将总部迁往得州韦斯特莱克,Palantir、惠普企业、CBRE、McKesson等企业也先后外迁。最具象征意义的则是马斯克。从特斯拉到SpaceX,再到X(原Twitter),马斯克几乎把自己的商业版图整体迁往得克萨斯州。
这些企业离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注册地址,他们带走的是高薪工作岗位、研发团队、供应链企业、投资资金、未来增长机会。
一个总部的离开,往往意味着整个经济生态链的转移。
人口也在离开
企业迁移只是第一层信号,人口迁移则是第二层信号。根据统计数据,加州虽然仍然拥有全美最多的人口,但近年来已经出现持续的人口净流出趋势。离开的不仅是企业家,还有工程师、医生、会计师、教师以及大量中产家庭。
当越来越多人离开时,问题就不再是个别人的选择,而是整个地区吸引力正在下降。
财富税最大的风险:预期改变了
很多支持者会说,“征税对象只有10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普通人有什么好担心的?”问题在于,资本市场从来不只看今天,资本更关注明天。今天征收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财富税,明天会不会降到1亿美元?后天会不会降到1000万美元?
当投资者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资本的迁移往往已经开始。资本最害怕的不只是税,更是不确定性。
历史早已给出答案
类似的故事并非第一次发生。
最终伤害最大的,并不是富人,而是那些无法离开的普通市民。
纽约正在重演旧故事?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再次引发了市场的警觉。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被曝以巨额亏损退出纽约某房地产基金,据报道损失高达7500万美元。对于身家数百亿美元的富豪来说,这笔损失并不致命。但它释放出的信号却极其重要,连谷歌创始人都开始撤了。
近年来,纽约不断加强租金管制,同时房地产经营成本持续上升。不少投资人开始怀疑未来回报率。布林选择亏损退出,并非因为拿不起这7500万美元,而是因为他认为继续持有的风险更大,更值得关注的是纽约市政债券市场。
随着市场对未来财政状况的担忧增加,纽约的融资成本也在上升,资本市场正在用价格表达自己的态度。资本没有投票权,但资本可以离开。
法国和瑞典的启示
法国曾在2012年推出著名的75%富人税,结果不少企业家和高收入群体迁往其他国家,最终政策效果远低于预期,几年后被废除。
瑞典也曾长期征收财富税。后来政府发现财富税带来的资本外流损失,已经超过其财政收益,2007年,瑞典正式废除财富税。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并没有放弃高福利制度。它只是认识到,没有财富创造,就没有财富分配。
公平不能建立在驱赶财富之上
所有这些案例都在说明一个共同规律,财富税并不一定立刻摧毁经济,企业外迁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真正危险的是预期的改变,当企业家开始思考离开,当投资人开始减少投入,当资本开始寻找新的目的地,变化往往已经开始。
政策制定者总是希望实现公平,这是值得尊重的目标。但公平不能脱离经济规律。如果惩罚投资取代鼓励创新,如果打击财富创造取代财富增长,如果政府越来越相信自己能够替代市场,那么最终受到伤害的,往往不是最富有的人,因为他们有能力离开。真正留下来承担代价的,是普通员工、普通家庭和普通纳税人。
加州真正面临的问题
加州今天讨论的,其实不仅仅是一项5%的财富税,它面临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实现公平?是通过不断提高税负、重新分配财富?还是通过鼓励创新、创造更多财富?
历史并不反对公平,历史反对的是脱离经济规律的公平,因为财富可以被征税,资本可以被监管。但资本无法被命令留下。当创造财富的人开始离开,当投资开始减少,当就业机会开始流失,最终付出代价的,往往是那些最没有能力离开的人。
从英国到纽约,从法国到瑞典,再到今天的加州,历史反复提醒着同一个道理,没有资本的天堂,最终也不会成为普通人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