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丹的什锦杂拌
什锦杂拌糖是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零食，它品种繁多，不会使你厌倦.
二十多年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鼻子动辄就出血，用偏方掐中指的关节也不起作用了，图省事就去斜对门刚开张的省中医院看医生。一长一幼两个穿白大褂的接待了我，先是问了半天病症，然后号了半天脉，说了一堆什么脉沉脉细气虚血亏之类的云山雾罩，之后，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最后商定：咱们看看书吧。就当着我的面哗啦哗啦翻了半天书，给我开了一个汤药方。我忘了是否抓了或者吃了这付药，反正后来我又骑车40分钟跑到西边省二院去看了耳鼻喉科。
至今还清晰地记着是个中年男医生给我看的病，拿小镜子往我鼻子里一照，随口就说：鼻粘膜糜烂，氧化银烧灼。那天我带着一鼻子黑从医院出来，从此不出血了。
十几年前我到了加拿大的一个海岛，头一次听说每个人都要有个家庭医生，不用像以前那样东一个西一个的拿病历本去各处看病了。因为当时英语说不利索，就经朋友介绍去看一个香港来的T医生。T医生说着半通不通的广东普通话夹着英文，态度极为倨傲，跟我这个大陆来的病人交谈时经常带着嘲笑的口吻，我当时没别的选择也就只好忍耐了。后来我决定摘掉胆囊（有个胆结石），T医生给我推荐了一个外科的K医生，也是香港来的。
第一次见K医生时，他详细询问了我的病史，得知我将要搬到渥太华，很兴奋地连连地说：I love Ottawa! I love Ottawa! 又讲了他以前在蒙特利尔住的时候，经常开车去渥太华玩。说话间果断地挥舞手势，言辞简练而友好。之后的手术也非常成功。
那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住院，整洁的病房，亲切的护理人员，热腾腾的饭菜，而这一切全是免费的，把健康卡往医院一放，自己没有出一分钱，简直像天堂一样。给我输液的点滴速度可以用数字控制，护士定时来查看，还搀着病人去厕所。不等液体输完，就有护士守在一旁，然后收走器具。回想起在国内住院的经历，护士挂上点滴就没人影了，眼看液体要滴完了，得央求其他陪床的人去喊护士来给拔掉针头。国内称她们为"白衣天使"真是很贴切，俗人们谁能见得到天使呢？且不提那些护士给抽血或扎静脉总是先挑剔我的血管太细，然后深一针浅一针地尝试无数次才能成功，而在这边我的血管并没有变粗，护士们却总是一针见血。
搬到渥太华后，我换了一位白人女医生E做家庭医生，她的态度非常亲切友好，我随即让我先生大龙和女儿扬扬也来看她。而E医生给扬扬推荐的儿童眼科医生H却让人很意外。
H是个精明的老头儿，给扬扬验光没用两分钟，却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他开的眼镜店里的各种特色镜框，让人很不开心。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配了眼镜，扬扬戴上以后说很不舒服，询问眼镜店的人以后发现，H给的验光单很不准确。再找到H，他很不耐烦地重新给扬扬验了光，口口声声说外边的眼镜店靠不住。我们只好在他的店里配眼镜，好家伙，光是做镜片就要90加元，那还是十几年前！H诊所的墙上有不少孩子们画的画，上边还写着感谢的话。我却深不以为然，如果给H的心脏拍个X光片，我想一定是黑墨墨的。
那之后两年的一个秋天的周末，大龙因为突然咳嗽得厉害去Civic 医院看急诊。一个实习医生给拍了个肺部的X光片。娃娃脸的医生指着照片上的一小片阴影对大龙说，你可能得了TB（肺结核），需要看专科医生。我们被吓得不轻，赶紧如约去看医生L。
L医生人到中年，言谈举止风流倜傥，看了大龙的片子，一口咬定就是肺结核。随后去另一间诊室检查，据大龙说，那间诊室年久失修，先是门把手当啷一声掉了下来，然后一看体重计也是锈迹斑斑的。
大龙送检了一些体液去做细菌培养，但是L医生要求大龙立即开始服用治疗肺结核的药物，而且安排护士送药上门，看着他吃下去，并说肺结核是高度传染的疾病，大龙不应该再去上班。然后在电脑键盘上敲打了一阵子，很胜利地说“警报已经发出去了，我们发现了一例肺结核病人”。
回到家来，我越想越不对劲，细菌培养要好几天才能出结果，没有确诊之前怎么能瞎吃药呢？那些药是不是有副作用？大龙有个同事的太太是内科医生，确认说治疗肺结核的药的确有很强的的副作用，对肝肾都有损害。不行，还是get second opinion，另找个医生看看吧。我和大龙一起去看了家庭医生E。
E医生看了大龙的片子，又调出来前两年拍的片子，对比之后，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差异，又跟另一个医生商量。另一个医生也不认为是肺结核，按他的话是肺结核都有一个故事，比如病人去避难所了，或者出国接触疫区了等，无缘无故的是很难得肺结核的。E医生就跟当年林肯解放黑奴一样豪迈地跟大龙说：年轻人，你是自由的，去上班吧。
L医生随后给我家里打了电话，确定送药的时间。我跟他说大龙不准备吃药，因为还没确诊。L医生回答说即使没确诊也可以吃药，有病治病，没病防疫，但是如果以后结果出来是肺结核的话，就很麻烦了，连扬扬上的学校都要接受检查。我问他吃药的副作用呢？他答没有问题。我说我们看过了E医生，她认为根本不是肺结核。L医生很不耐烦地说，她是个家庭医生，懂什么是肺结核！我反唇相讥，别说家庭医生了，连我都知道在没确诊之前不能随便吃药，浪费医生的时间，政府的钱，并且损害病人的健康。说了句再见，我就挂断了电话。
后来的检查结果当然是没有得肺结核。再见到E医生，她说L医生曾打电话把她臭骂了一顿，说她拆他的台，但是她挺自豪地说她要坚持正确的诊断。无独有偶，大龙的一个中国来的同事也在Civic医院被推荐去看这个医生，也是被强迫吃治疗肺结核的药，他坚持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不吃药。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我想一个加拿大的肺结核医生可能是很寂寞的，一年一年的也没有一个病人，居然会钻空子把非病人当病人来治，给自己找点事干。由此可见，病人必须了解自己的病情，否则就会被这种医德低下的医生给祸害了。
2002年底，我去看很长时间以前预约的一个肾病医生W，那时我刚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过了新年就来美国。W医生是个白人老头儿，看了我的病历，一个劲儿地劝我做一个肾脏的biopsy（切片）。看见我疑问的目光，老头儿解释说不要听互联网上那些人瞎说，其实肾脏切片完全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恐怖，是很安全的。我说我很快要去美国，做切片的事以后再说吧。他一听，居然说像我这样肾脏有毛病的人美国是不稀罕要的，还讽刺我说话带着浓重的中国口音。
来美国后我也看了一个肾病医生B， 据他说肾脏切片的目的是看是否有residue(残留物），如果有的话，就吃鱼油溶解，因此很多人选择不做切片，直接吃鱼油。鱼油可以改善肾功能，这倒是很早就已经被《科学》杂志上的文章确认了的。
我接触到的美国医生，对病人都很客气，很像是和气生财的商人。例如我的家庭医生N是位印度移民，总是笑眯眯地跟我问长问短，工作顺利吗，先生好吗，孩子最近怎么样啊，坚持吃婴儿阿司匹林了吗，等等，把我笼络得十年来一直在她那里看病，大龙也是如此。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医生谨慎得很。比如有一次我发现有两个小结块，好家伙，立即被安排去做X光。X光医生拿着片子看来看去，说不像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你感觉到了结块，还是谨慎点，再去做个超声波吧。超声以后，医生翻来覆去看着屏幕说，不像是有问题的，但是既然你感觉出来了，还是做个切片吧。这回我真领教了什么是切片：医生拿着跟纳鞋底那么粗的针，横七竖八地扎了很多针！那一刻，我深深庆幸没有做肾脏切片。后来，接到病理医生（Pathologist）的电话说，你的切片完全没有癌变，连边儿都不沾！可我的保险公司却为了这不沾边的切片支付了三千多美元。
后来我跟邻居玛丽提起来做切片的事，她解释说医生谨慎很可能是为了避免被起诉－－把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不会授人以柄。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起诉医生，一索赔就是成百万上千万。民主党不是有个律师出身的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吗？他打医疗索赔官司成了百万富翁，同时也让很多医生破了产，医生的保险也随之水涨船高。玛丽的前夫是个儿科医生(Pediatrician)，据说二三十年前的保险只有一千多，而现在涨到了一万多，他付不起保险，索性提前退了休。现在外科医生(Surgeon) 的保险据说都上十万了，简直疯狂。一个医生一旦遭到索赔，以后就没人敢卖给你保险了，没有保险就无法行医，医生的事业从此也就宣告完结了。所以大多数的医生们整天跟走钢丝差不多，提心吊胆的就怕出错。医生拿高薪，我看主要原因是这个工作可靠性要求高，而风险又大，一旦出错，就有可能人命关天。
高薪之下常常是巨大的压力，时而会有崩溃了人。今年5月，我去科罗拉多泉水（Colorado Springs), 开车路过山顶的一栋外观美丽的房子，被告知这房子刚刚被法拍了。拍卖那天，谁看中房子里的什么东西，出了钱，搬上就走。过后，房子里是一片狼藉。这房子的前房主是一位麻醉科医生(Anesthesiologist)，一天，被家人发现倒在了他的书房里，结论是死于过量毒品注射。医生的太太是位全职妈妈，与三个年幼的女儿，被扫地出门，现在被迫借住在邻居家。
像"Gifted Hands"(天赋的手）中的作者Ben Carson医生那样，虔诚地信耶稣，半夜三点被叫醒能够很快清醒地奔赴手术室，每天能工作十四个小时的脑神经外科医生，可能跟神也差不多了，不然怎么能成为role model（典范）呢？
大多数的医生还是凡人。今年春节前的一个周五，我感冒后诱发了老毛病，赶紧送样品去做细菌培养，值班医生居然没有看药敏试验就随便开了一种抗菌素磺胺，让我一个周末都在背疼中度过。周一我去看家庭医生N，值班医生开的药赫然在药敏试验单上：Sulfonamide－resistant (磺胺－有抗药性)！ 而他自己的网页上介绍自己是除了工作还享受教孩子踢足球。就因为这个享受踢足球的医生开的不负责的药，我的病情没有及时得到控制，苦练了一年的中国舞蹈“谁不说俺家乡好”，临上台掉链子，我就没能赶上参加春节的演出，花巨款定做的演出服也成了摆设。即使我去抗议了这个医生，又能挽回我的损失吗？
非常喜欢Sidney Sheldon(西德尼－谢尔顿)的一部关于住院医生的小说”Nothing Lasts Forever”(世无定事)。一位主治医生给第一天开始工作的住院医生们训话：Remember, from now on, you’re going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ives of other human beings(记住，从现在起，你们将要对其他人的生命负责)。人们安慰病人时也常用”Now you are on good hands”。
但是真正的现实却是，医生也是人，有七情六欲，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甚至品德有高有低，把生命完全交给他们负责是不可能的。我打定主意要为自己负责，凡是医生开的药，我先查查是什么意思，如果给我个错药，当场给他/她打回去；凡是医生要我做的检查或者手术，我也要先查查什么什么意思。拿不准的，就去找second opinion。我们最能信赖的，其实还是我们自己。
一个人可以不穿好衣服，不开好车，不住好房子，却无法不需要好医生。
二十多年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鼻子动辄就出血，用偏方掐中指的关节也不 起作用了，图省事就去斜对门刚开张的省中医院看医生。一长一幼两个穿白大褂的接待了我，先是问了半天病症，然后号了半天脉，说了一堆什么脉沉脉细气虚血亏 之类的云山雾罩，之后，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最后商定：咱们看看书吧。就当着我的面哗啦哗啦翻了半天书，给我开了一个汤药方。我忘了是否抓了或 者吃了这付药，反正后来我又骑车40分钟跑到西边省二院去看了耳鼻喉科。
至今还清晰地记着是个中年男医生给我看的病，拿小镜子往我鼻子里一照，随口就说：鼻粘膜糜烂，氧化银烧灼。那天我带着一鼻子黑从医院出来，从此不出血了。
十几年前我到了加拿大的一个海岛，头一次听说每个人都要有个家庭医生，不用像以前那样东一个西一个的拿病历本去各处看病了。因为当时英语说不利索，就经朋友介绍去看一个香港来的T医生。T医生说着半通不通的广东普通话夹着英文，态度极为倨傲，跟我这个大陆来的病人交谈时经常带着嘲笑的口吻，我当时没别的选择也就只好忍耐了。后来我决定摘掉胆囊（有个胆结石），T医生给我推荐了一个外科的K医生，也是香港来的。
第一次见K医生时，他详细询问了我的病史，得知我将要搬到渥太华，很兴奋地连连地说：I love Ottawa! I love Ottawa! 又讲了他以前在蒙特利尔住的时候，经常开车去渥太华玩。说话间果断地挥舞手势，言辞简练而友好。之后的手术也非常成功。
那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住院，整洁的病房，亲切的护理人员，热腾腾的饭菜，而这一切 全是免费的，把健康卡往医院一放，自己没有出一分钱，简直像天堂一样。给我输液的点滴速度可以用数字控制，护士定时来查看，还搀着病人去厕所。不等液体输 完，就有护士守在一旁，然后收走器具。回想起在国内住院的经历，护士挂上点滴就没人影了，眼看液体要滴完了，得央求其他陪床的人去喊护士来给拔掉针头。国 内称她们为"白衣天使"真是很贴切，俗人们谁能见得到天使呢？且不提那些护士给抽血或扎静脉总是先挑剔我的血管太细，然后深一针浅一针尝试无数次才能成功，而在这边我的血管并没有变粗，护士们却总是一针见血。
搬到渥太华后，我换了一位白人女医生E做家庭医生，她的态度非常亲切友好，我随即让我先生大龙和女儿扬扬也来看她。而E医生给扬扬推荐的儿童眼科医生H却让人很意外。
H是个精明的老头儿，给扬扬验光没用两分钟，却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他开的眼镜店里的各种特色镜框，让人很不开心。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配了眼镜，扬扬戴上以后说很不舒服，询问眼镜店的人以后发现，H给的验光单很不准确。再找到H，他很不耐烦地重新给扬扬验了光，口口声声说外边的眼镜店靠不住。我们只好在他的店里配眼镜，好家伙，光是做镜片就要90加元，那还是十几年前！H诊所的墙上有不少孩子们画的画，上边还写着感谢的话。我却深不以为然，如果给H的心脏拍个X光片，我想一定是黑墨墨的。
那之后两年的一个秋天的周末，大龙因为突然咳嗽得厉害去Civic 医院看急诊。一个实习医生给拍了个肺部的X光片。娃娃脸的医生指着照片上的一小片阴影对大龙说，你可能得了TB（肺结核），需要看专科医生。我们被吓得不轻，赶紧如约去看医生L。
L医生人到中年，言谈举止风流倜傥，看了大龙的片子，一口咬定就是肺结核。随后去另一间诊室检查，据大龙说，那间诊室年久失修，先是门把手当啷一声掉了下来，然后一看体重计也是锈迹斑斑的。
大龙送检了一些体液去做细菌培养，但是L医生要求大龙立即开始服用治疗肺结核的药物，而且安排护士送药上门，看着他吃下去，并说肺结核是高度传染的疾病，大龙不应该再去上班。然后在电脑键盘上敲打了一阵子，很胜利地说“警报已经发出去了，我们发现了一例肺结核病人”。
回到家来，我越想越不对劲，细菌培养要好几天才能出结果，没有确诊之前怎么能瞎吃药呢？那些药是不是有副作用？大龙有个同事的太太是内科医生，确认说治疗肺结核的药的确有很强的的副作用，对肝肾都有损害。不行，还是get second opinion，另找个医生看看吧。我和大龙一起去看了家庭医生E。
E医生看了大龙的片子，又调出来前两年拍的片子，对比之后，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差异，又跟另一个医生商量。另一个医生也不认为是肺结核，按他的话是肺结核都有一个故事，比如病人去避难所了，或者出国接触疫区了等，无缘无故的是很难得肺结核的。E医生就跟当年林肯解放黑奴一样豪迈地跟大龙说：年轻人，你是自由的，去上班吧。
L医生随后给我家里打了电话，确定送药的时间。我跟他说大龙不准备吃药，因为还没确诊。L医生回答说即使没确诊也可以吃药，有病治病，没病防疫，但是如果以后结果出来是肺结核的话，就很麻烦了，连扬扬上的学校都要接受检查。我问他吃药的副作用呢？他答没有问题。我说我们看过了E医生，她认为根本不是肺结核。L医生很不耐烦地说，她是个家庭医生，懂什么是肺结核！我反唇相讥，别说家庭医生了，连我都知道在没确诊之前不能随便吃药，浪费医生的时间，政府的钱，并且损害病人的健康。说了句再见，我就挂断了电话。
后来的检查结果当然是没有得肺结核。再见到E医生，她说L医生曾打电话把她臭骂了一顿，说她拆他的台，但是她挺自豪地说她要坚持正确的诊断。无独有偶，大龙的一个中国来的同事也在Civic医院被推荐去看这个医生，也是被强迫吃治疗肺结核的药，他坚持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不吃药。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我想一个肺结核医生可能是很寂寞的，一年一年的也没有一个病人，居然会钻空子把非病人当病人来治，给自己找点事干。病人必须了解自己的病情，不能被这种医德低下的医生给祸害了。
2002年底，我去看很长时间以前预约的一个肾病医生W，那时我刚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过了新年就来美国。W医生是个白人老头儿，看了我的病历，一个劲儿地劝我做一个肾脏的biopsy（切片）。看见我疑问的目光，老头儿解释说不要听互联网上那些人瞎说，其实肾脏切片完全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恐怖，是很安全的。我说我很快要去美国，做切片的事以后再说吧。他一听，居然说像我这样肾脏有毛病的人美国是不稀罕要的，还讽刺我说话带着强烈的中国口音。
来美国后我也看了一个肾病医生B， 据他说肾脏切片的目的是看是否有residue(残留物），如果有的话，就吃鱼油溶解，因此很多人选择不做切片，直接吃鱼油。鱼油可以改善肾功能，这倒是很早就已经被《科学》杂志上的文章确认了的。
我接触到的美国医生，对病人都很客气，很像是和气生财的商人。例如我的家庭医生N是位印度移民，总是笑眯眯地跟我问长问短，工作顺利吗，先生好吗，孩子最近怎么样啊，坚持吃婴儿阿司匹林了吗，等等，把我笼络得十年来一直在她那里看病，大龙也是如此。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医生谨慎得很。比如有一次我发现有两个小结块，好家伙，立即被安排去做X光。X光 医生拿着片子看来看去，说不像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你感觉到了结块，还是谨慎点，再去做个超声波吧。超声以后，医生翻来覆去看着屏幕说，不像是有问题 的，但是既然你感觉出来了，还是做个切片吧。这回我真领教了什么是切片：医生拿着跟纳鞋底那么粗的针，横七竖八地扎了很多针！那一刻，我深深庆幸没有做肾 脏切片。后来，接到病理医生（Pathologist）的电话说，你的切片完全没有癌变，连边儿都不沾！可我的保险公司却为了这不沾边的切片支付了三千多美元。
后来我跟邻居玛丽提起来做切片的事，她解释说医生谨慎很可能是为了避免被起诉－－把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不会授人以柄。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起诉医生，一索赔就是成百万上千万。民主党不是有个律师出身的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吗？他打医疗索赔官司成了百万富翁，同时也让很多医生破了产，医生的保险也随之水涨船高。玛丽的前夫是个儿科医生(Pediatrician)，据说二三十年前的保险只有一千多，而现在涨到了一万多，他付不起保险，索性提前退了休。现在外科医生(Surgeon) 的 保险据说都上十万了，简直疯狂。一个医生一旦遭到索赔，以后就没人敢卖给你保险了，没有保险就无法行医，医生的事业从此也就宣告完结了。所以大多数的医生 们整天跟走钢丝差不多，提心吊胆的就怕出错。医生拿高薪，我看主要原因是这个工作可靠性要求高，而风险又大，一旦出错，就有可能人命关天。
高薪之下常常是巨大的压力，时而会有崩溃了人。前些日子去科罗拉多泉水（Colorado Springs), 开车路过山顶的一栋外观美丽的房子，我被告知这房子刚刚被法拍了。拍卖那天，谁看中房子里的什么东西，出了钱，搬上就走。过后，房子里是一片狼藉。这房子的前房主是一位麻醉科医生(Anesthesiologist)，一天，被他的女儿发现死在他的书房里，死于过量注射毒品。医生的太太是位全职妈妈，与三个年幼的女儿，被扫地出门，现在被迫借住在邻居家。
像"Gifted Hands"(天赋的手）中的作者Ben Carson医生那样，虔诚地信耶稣，半夜三点被叫醒能够很快清醒地奔赴手术室，每天能工作十四个小时的脑神经外科医生，可能跟神也差不多了，不然怎么能成为role model（典范）呢？
大多数的医生还是凡人。今年春节前的一个周五，我感冒后诱发了老毛病，赶紧送样品去做细菌培养，值班医生居然没有看药敏试验就瞎开了一种抗菌素磺胺，让我一个周末都在背疼中度过。周一我去看家庭医生N，值班医生开的药赫然在药敏试验单上：Sulfonamide－resistant (磺胺－有抗药性)！ 而他自己的网页上介绍自己是除了工作还享受教孩子踢足球。就因为这个享受踢足球的医生开的不负责的药，我的病情没有及时得到控制，苦练了一年的中国舞蹈“谁不说俺家乡好”，临上台掉链子，我就没能赶上参加春节的演出，花巨款定做的演出服也成了摆设。即使我去抗议了这个医生，又能挽回我的损失吗？
但是真正的现实却是，医生也是人，有七情六欲，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甚至品德有高有低，把生命完全交给他们负责是不可能的。我打定主意要为自己负责，凡是医生开的药，我先查查是什么意思，如果给我个错药，当场给他/她打回去；凡是医生要我做的检查或者手术，我也要先查查什么什么意思。拿不准的，就去找second opinion。我们最能信赖的，其实还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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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分享澳洲外科医生的现状。我觉得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虽然挣钱多，但是压力真的很大，而且经常有急诊，要不是真心爱这一行，身体大概顶不住。
至于打官司，那肯定是律师得益。但是他们也不容易，医生只要把病人笼络好了就行了，大多数的时候，医患之间的利益是一致，把病治好了都得益，但律师肥要把他们的同行打倒了才能赢，压力更大啊。
由于人命关天，医生的工作压力巨大。医生是自杀、吸毒、酗酒、患抑郁证比例最高的职业群体。他们每天的工作如缕薄冰。在澳洲，脊柱外科的医生就很少，因为脊椎手术风险巨大，有些术后的反应经常引发医疗官司。其实律师是医疗官司最大的受益者，表面上赔偿的金额大部分被律师做为代理费拿走，到病人手里是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