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0年代兰州大学教授上访”事件，请看兰大教师王天定的文章

作者王天定，改革开放以后，曾在兰州大学工作过约十年，对兰大反右、文革历史多所关注。写过好几篇关于兰大副校长陈时伟的文章。

 

?王天定：《从萃英门到夹边沟，化学家陈时伟走过怎样的路》

原文链接：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c680e0dd8900445fde000cb

摘录文中一段，谈到1950年代初期的“兰大五教授进京上访事件”的，看看和下面网友说的是不是同一件事，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

陈时伟和左宗杞此前已是颇有成就的化学家，由于有曾昭伦先生的推荐，到兰大伊始，颇受辛树帜校长重视，陈时伟担任了理学院院长，左宗杞则出任化学系主任，夫妻俩人筚路蓝缕，为兰大化学系此后的卓著声誉开始了艰辛奠基工作。兰大在萃英门时，都没有自来水，化学实验用水量大，左宗杞经常带着学生赶毛驴车到黄河里拉水，拉回来倒进大缸里，加明矾沉淀。

但是，陈时伟夫妇在辛树帜校长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足半年，1949年8月，大军进城，山河易色，新政权于1949年9月派员接管兰州大学。据《兰州大学校史》记载：

“辛树帜校长对兰州大学的发展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因有人反映他有比较重大的政治问题，故未能继续留任，不得不离开学校。”

代表新政权接管兰大的辛安亭先生，是中共党内深孚众望的教育家，《兰州大学校史》中说他带员进驻兰大后，“为人和气，务实低调，很快获得了全校师生的尊敬和爱戴。”谅非虚言，辛树帜离任后，他以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执掌校务两年，在他的主持下，整个接管进行得应该算平稳有序。

但是，1949，于国家和兰大，都是石破天惊，不可能波澜不兴，加之辛树帜校长被政治抹黑后黯然离任，兰大原有平衡被打破，师资派系矛盾很快激化，张克非老师主编《兰州大学校史》中记载说辛树帜校长离任加据了兰大师资的不稳定：

“1950年8月，还发生了多名教授和老师因职务安排等问题集体离校去北京上访的事件。”

而在1957年，在反右最高潮时，《甘肃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陈时伟在兰大想干什么？》（记者顾雷）的一篇文章，说：

1950年暑假时，兰大发生了以陈时伟、左宗杞（化学系主任）为首的几个教师出走的罢教事件，企图使学校开不成课，煽起学生对党的不满……

通过多方资料综合判断，兰大校史中记载的50年教师时京上访事件，与《甘肃日报》报道中提到的这起事件应该是同一件事。反右时的官媒报道，当然要极尽抹黑之能事，这几位老师利用暑期进京上访，应该说不存在罢教问题。笔者也从兰大一些前辈处得到证实，1950年时，确实有过一次“五教授进京上访”（具体人数说法不一）事件，据这些前辈讲，当时陈时伟等从中央大学毕业的教师受到一些派系的排挤。此事过去很多年了，笔者始终没有看到更多具体的材料，但是，辛树帜校长离任后，陈时伟夫妇在兰大境遇逆转，工作非常不开心，一度萌生去意，看来应该是事实。

“进京上访”事件，在当时颇受当局重视，江隆基还曾以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来校调停处理。而在8年之后，他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上调任兰州大学校长，这是后话。

1951年3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曲正代理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代理兰州大学副校长。

这项任命是在陈时伟夫妇等教授进京上访事件发生半年之后，应该隐含有抚慰之意，到这年1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任命曲正、陈时伟担任兰州大学正副校长。算下来，陈时伟是兰州大学建国后首任副校长。

这年，陈时伟44岁，他似乎走到了人生的一个新高度。

图片来自兰州大学档案馆。

1951年1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任命陈时伟担任兰州大学副校长。”

2017年，我就此写过一个帖子，《所谓50年代初期兰州大学“教授罢工事件”，两个版本》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0974/201709/11944.html

也摘录一些。

王天定，在兰大工作过多年，几年来对兰大历史，特别是反右等问题相当关注。写过一些文章，有几篇是写建国后兰大第一任副校长陈时伟教授的。曾经听信于某些人、某些书本和文章，2015年写过“陈时伟死于夹边沟”一类不实之言，后来再发文时又否定了。从上文中看，对50年代初的这个事件，他是查阅了一些资料、询问过一些兰大老人的。对当年事件的叙述，比较谨慎，言之有据。

张又普的版本，所说的“事件”，来源于他父亲的两个学生拜访恩师时的讲述，时间是1974年（张说，当时他本人已经成年），他是旁听人。

这俩学生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从西北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的。对于兰州大学50年代初事情的了解，当然也只能是‘听说’，很有可能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听说的，其真实性、准确性存疑；1974年学生转述给恩师，被其子听到；四五十年后，老师的儿子再凭当年印象写成文章。

偏偏张又普对于自己几十年前听到、可能之前已辗转了N手的信息、留存在他脑子里（关于50年代初那个事件）的印象竟然有十足的把握，还真让转贴的人和一部分读者相信不疑。而且，张文是夹叙夹议，看不清楚哪些是他听来的事件经过和因果，哪些是他自己发的议论。

初见张文时，就觉得文章里写的，关于“教授罢工赴京请愿事件”，有几点特别令人生疑。两相比较，就可看出不同。

1。事件的规模，被张文夸张到（按一般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 ”兰州大学上百位教授们集体罢工”之类。不了解张又普，但他是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莫非是副校长张教授？）之子，对西北地区高等学校里的一般情况应该有些了解。

相比之下，王天定文中说，根据他向兰大前辈们的了解，”1950年时，确实有过一次‘五教授进京上访’（具体人数说法不一）事件“。实际涉事人数大概不会到两位数。

2。张文所认定的所谓“教授罢工事件”发生的时间，很可能不对。

张文非常肯定地说事件发生在“1954年”，查询而不得，便认为自己写的就是“孤证”了。似乎从来没有再想一想，当年来人（父亲学生）说对了没有？自己听清了没有？记错了没有？

“我曾经专门到兰州大学的网站去查询了一番，那里面没有任何1954年罢工事件的情报，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的。当事人已经全数去世，其家属们不一定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了也不敢说，敢说也无处发表。如果我要是也保守沉默的话，这件事情大概就会永远地消失在茫茫历史的大海之中。”

对比一下，王天定文中说，据校史记述，事件发生在“1950年 8 月”；1957年反右期间，报纸发文罗列陈时伟“罪行”，说事件发生在“1950年暑假时”。二者是相符的，应该大致不差。

3。张文对事件的后续结果，也写得过于夸张，不合逻辑，可能偏离事实。

”1957年反右斗争，校长及主要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送劳改，几乎尽数死于极为残忍的精神和肉体迫害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兰州大学是打人最狠的大学之一，所有参加过1954年罢工事件的人，无一幸免，几乎全数被打死。”

相比之下， 王天定的文中写了当时事件受当局重视，不久之后就有新的人事任命。1951年，正式任命曲正为校长，陈时伟为副校长。王文没有强调，后来的反右、文革与1950年的事件有直接关联。

 

事实上，去年写那篇《由教授名单说开去——教授、副校长、右派、夹边沟、解救》博文时，我已了解到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于当时甘肃省委领导长期的极左思想和政策，兰州大学的反右斗争被极度扩大化了，划了很多右派分子。

副校长陈时伟教授（可能是当年“赴京请愿”事件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被发送到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劳教。夹边沟开始大量饿死人之前，被转移到酒泉机械厂监督劳动，1962年初，被时任校长江隆基解救回校。同时被解救回校的，还有历史系教授赵俪生先生。赵先生是1958年才从山东大学调来兰大的，他的极右分子帽子，是山东大学“追戴”过来的，赵被发送到甘肃另一劳教农场劳教。实际上，兰大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员工总数，大大超过50年代初“教授罢工、赴京请愿”事件的涉事人数，很难说，与50年代初的事件有什么直接关联。

文革中，兰大许多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员工学生遭受错误批判、斗争，不少人被残酷折磨、殴打，校长江隆基等人被迫害致死。但是这些，不一定和50年代初的事件有什么关联。

回顾历史事件、探讨政治、社会问题，讨论者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多下些功夫，凭良知写作。认真的转贴者也要负些责任，还是那句话，网上文章千千万，自己要先读一读，有所了解，初步甄别一下，起码叙事要大体真实才好。努力不使自己成为以讹传讹链条中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