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东南的博客
记性不好，写得很慢，所忆所思，存下一点点
1944年4月，日军为了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在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豫湘桂战役”。自5月起日军相继攻占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地，到12月初攻入贵州独山，直接威胁贵阳，西南告急。此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大多一击即溃，损失兵力约六十余万，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国民政府把军事失败的原因归为士兵素质太差，难以组成现代化军队，决定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动员和鼓励高中、大学生从军。10月中旬，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并且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征集十万人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年龄在18岁到35岁之间、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是应征对象，服役期为两年。10月24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告知识青年从军书》。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和梅贻琦随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自当“竭诚鼓励，尽力推动，并已集合全校教授，统筹推动办法。”[闻黎明 2011，页185-221]10月30日，梅贻琦在校务会议上宣读草拟的从军运动建议书，随后交各报馆发表。11月15日，西南联大在常务会议上成立了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由梅贻琦担任主任委员，以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和工学院院长施嘉炀为副主任委员。
一 逃责非丈夫
西南联大此前已经有过两次征兵，主要都是征召军事翻译。1941年初美国政府开始援华，来华美军日益增多，部队缺少翻译人员。1941年9月，教育部从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中征调翻译人员70多人，其中约半数为西南联大学生。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征调各大学四年级男生，不限于外文系，只要身体合格，都去充当美军翻译员。西南联大四年级应征的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有400余人。[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2006，页64-68]此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国民政府给各地各学校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分配给云南省的征兵名额为2400名，含男青年2100名，女青年300名，其中西南联大的指标定为100名。[闻黎明 2009，页325-330]
叶铭汉参加青年远征军照片
叶铭汉回忆当时校园里征兵的气氛，觉得还是比较平淡的。有校长专门主持这件事情，向学生作宣传和动员，但是宣传也不是很多。当时的舆论主要讲豫湘桂战役的失败是由于士兵知识水平太差，不能够掌握新式武器，以致打败仗，只有青年学生从军，才能够打败日寇。实际上他们入学的时候，知道抗日战争的局势正发生转变，中国军队已经开始逐步反攻。叶铭汉高中还没毕业时，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办事处寄来的信中看到，中国军队正在反攻缅甸，把日本的重要据点给打下来了[1]。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配合缅北的中美联军作战。经过3个月的激战，9月14日收复腾冲。29日打通中印公路，并开始修复滇缅公路。叶铭汉进校的时候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已经快打通了，同学们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感到日本战败是不容置疑的。当时国民政府提出要学生从军，已经不是抗战初期那种危急的关头，在时机上似乎晚了一点。叶铭汉和他身边的同学对征兵这件事，不是完全认同，但也没有人出来反对。大家的反应并不是特别强烈。
11月29日下午，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北区东饭厅召开全体学生的从军动员大会，梅贻琦、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燕树棠和闻一多等教授相继发表演讲。梅贻琦在致辞中说，“假使现在不从军，则20年后将会感到空虚。”钱端升则说，“现代战争是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生产的战争，凡此均需要现代化头脑现代化技术，此非知识青年不为功也，故必须知识青年参加。”冯友兰讲，“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艰苦的时期，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担当了，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武器、新式装备可供应之时，知识青年应避免其应负之责任么？” 周炳琳和燕树棠的演讲也着眼于青年人对国家的责任。闻一多最后讲道，“现在抗战已至最艰苦的阶段，知识青年此时深应自动放弃不当兵的‘特权’，而在抗战最后阶段更应负起责任。许多人谈民主，若自己本身去负责任，尽义务，那才真正有资格谈民主，而知识青年军也就是真正民主的队伍。”[闻黎明 2009，页325-330]当时西南联大对于报名参加青年军的学生，没有政治条件上的要求，只要体格检查合格就可以。学校方面允诺在校学生去当兵两年，两年后返校可以享受公费读书。联大先修班的学生可以优待免试进入联大。并且说将来有专门为参加过青年军的大学毕业生举行的留学考试。[2]
动员大会开得很热烈。这些教授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许多同学被他们的演讲打动。12月2日日军攻占独山，重庆、昆明受到震动，抗战形势又变得非常严峻。大敌当前，西南联大学生挺身而出，踊跃报名。12月3日，报名参军的学生已有一百五十人左右，超过了教育部下达的指标。这个人数已经不少，因为全校总共也就有一千多名学生。云南《民国日报》发表题为《联大师生踊跃从军》的社论，称赞这“是西南联大的光荣”，“真不辜负社会的殷望与推崇”。[闻黎明 2011，页185-221] 叶铭汉也动了心，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救国就应去从军。他觉得应该先去打两年日本鬼子，再回来读书。而且，等打完仗回来，读书的条件可能会更好。但他没有自作主张。他去和叔父叶企孙商议，叔父却很不赞成。[3]
叶企孙一生主张学生应该远离政治，努力学习，以科学知识和才能报效国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晚，王淦昌去叶企孙家中向老师讲述亲历的天安门血案。他听后神色激动地盯着王淦昌说：“谁叫你们去的？！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到外国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如雨下。[王淦昌 2013，页35-40]1938年春节后，熊大缜决定去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熊大缜是叶企孙十分珍爱的学生，1935年从清华毕业并留校任教。当时叶企孙并不赞成他去，“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阻止他。……熊到冀中后，约有十余天，我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虞昊、黄延复 2008，页24-25]随后，他尽可能给熊大缜和冀中的抗日工作提供经费、物资和技术人员上的支持。1938年10月他因受到日寇注意而被迫离开天津，不久即与熊大缜失去了联系。叶企孙在海轮上思念弟子熊大缜，担忧他公正直言，恐遭不测，写有长诗曰：“国土更日蹙，逃责非丈夫。……一朝君奋起，从军易水东。壮士规收复，创业万难中。……时艰戒言语，孤行更寂寥。终日何所思，思在易沧间。”[叶企孙 2006，页244-246] 1940年初得知熊大缜被捕的消息，他四处奔走，竭力设法营救，不知熊大缜早已被锄奸队诬陷为国民党特务而私自处死。后来得悉熊大缜的死讯，叶企孙反应很剧烈，后悔当初没能劝住他，长久不能释怀。现在自己身边唯一的亲人侄子叶铭汉又要去从军，他自然要极力阻止。他劝叶铭汉好好读书，以学业为重，其他事情少管，不要参与到政治中去。军队里尤为黑暗残酷，因此更不能去当兵。叶铭汉听了他的话，暂时打消了从军的念头。
西南联大的从军活动一直在进行，陆续报名的学生有三百多人。12月28日，学生自治会专门举办欢送志愿从军同学同乐会。1945年1月19日至21日，联大剧团、戏剧研究会和山海云剧社等社团共同在昆华女中礼堂演出三幕剧《草木皆兵》欢送从军同学。1月28日，也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日，早晨八点，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在图书馆前点名集合，九点十分出发前往营地昆明北校场。西南联大全校师生一同欢送，队伍前有军乐队引导，一路吹奏军乐。途经文林街、青云街、华山西路、华山东路、圆通街等繁华街道，路上不时有商家和百姓燃放鞭炮，中途还在省党部门前接受云南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委员会赠送的“投笔从戎”和“闻鸡起舞”两面旌旗。一路上非常热闹，十点多到达营地，从军同学全部被编入青年军第207师炮兵营，当二等兵。
送走了从军的同学，校园里突然变得有些冷清，留下的学生心中感到若有所失。过了一两天，在1月底，同屋的王恕铭忽然说决定要报名参加青年军。叶铭汉就问他为什么要参加。王恕铭慷慨激昂地向叶铭汉讲了一番大道理，黄正勋和李廼彪当时也在旁边听着。 他说一方面他觉得应该去救国，别人去了，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去参加呢？现在他一定要拿出勇气来，在最后一刻投笔从戎，不然肯定会追悔莫及。另一方面，他觉得现在读书条件差，也念不好书。不如将来抗战胜利后回北京再好好读书，那时候条件会比较好，而且心中也没有遗憾，可以专心念书。叶铭汉本来就动过心，听了王恕铭的话以后，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去，于是马上决定去参军。叶铭汉立刻和王恕铭一起去学校报名参加了青年军。当时学校给他们每人都发了一笔钱，相当于学生一两个月的公费。另外，还有一枚西南联大从军纪念戒指，上刻三民主义青年团联大分部赠，不论参军同学是否三青团员，每人都送一枚作为纪念品。这些都是由西南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亲自颁发的。[4]
叶铭汉的青年远征军戒指
报名后，他们又在学校待了一天，整理宿舍，收拾行李，与亲友道别。叔父请他吃饭，饭桌上聊聊家里的事情。当时家里的亲戚比较少，可聊的并不多，最后叔父嘱咐他要平安归来。他这次没有听叔父的话，忽然心里感到有些难过。
二 振大汉之天声
第二天一早叶铭汉与同学去北校场第207师报道，也编入炮兵营。当时和他编在同一班的西南联大同学有王恕铭和王锡仁。他们到驻地报道后没几天，第207师里西南联大和昆明地区从军的、以及从西安地区来的高中和大学学生全部被抽调出来。当时跟他们说的是要派去印度，但没有说到底去做什么。经过体格检查后，2月3日，把他们从昆明空运到印度汀江，飞的是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经过的喜马拉雅山地区，气候极度恶劣而且变化多端，飞机经常面临迷失、撞伤和坠毁的危险，所以飞行员将其称为“死亡航线”。1942年5月滇缅公路中断后，它是连接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运送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和三万多人员，主要是赴印度或美国受训的远征军或空军。叶铭汉和战友搭乘的是在“驼峰航线”上来回往返的大型运输机。伴随着巨大的轰鸣，运输机腾空而起，一路向西。飞越连绵起伏的雪山时，机舱内的温度骤然降低。几个小时后，他们飞抵印度汀江机场。刚下飞机时，他们浑身冻得发僵，耳朵被吵得嗡嗡作响，但是人人精神饱满，充满了初到异国的新鲜感。
在汀江，他们被编为中国驻印军暂编汽车第一团。团长是简立少将。他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金陵大学，是黄埔六期生，还是美国某军校的毕业生。他戴副眼镜，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儒雅之风。他曾经当过杜聿明将军的下属，经常在给士兵的训话中说杜长官如何。他受美国的影响很多，思想比较开明。他有时候会讲讲美国的情况，还经常在训话中引用美军的步兵操典。到汀江的第一天，他曾命令官长为士兵烧饭。还明令禁止官长打骂士兵。汽一团共有四个营，服务营、一、二、三营。西南联大同学全都在一起，分别编在服务营的第一、二、三连，其中一个连有些其他大学的学生[5]。当时听说服务营主要负责修理汽车，他们的工作就像空军的地勤人员。但是后来他们没有学修理技术，只是学习怎么开汽车。他们在汀江换了服装，把原来的衣服都烧掉。当时中国驻印军的服装和给养是由英国人供应的，他们都换上了印度士兵的服装。他们在昆明时是二等兵的待遇，现在全体改为下士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待遇分为六级：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和二等兵。他们连升三级，是下士驾驶兵。
叶铭汉被编在服务营的第三连，连长和排长都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班长则任命了西南联大的同学。和叶铭汉同一班的有王锡仁、王恕铭、杨鸣岗、杜文、汪闻清、赵禎禄、冯兆源和徐鹤皋等，班长是王锡仁，副班长是杜文。[6]他们在汀江大约住了十天，主要任务是编连和换服装。早晚除了列队点名，没有别的训练。随后，他们坐火车去蓝伽（Ramgarh）的训练基地。四天四夜的行程中，他们轮流睡在车厢地板上，或者坐小板凳。很多时候他们也偷偷睡火车的行李架，那是禁止不让睡的。叶铭汉回忆说，简立团长很有美国作派。列车沿途一到火车站，他就让车站的站长或者运输官发电表扬部队，称赞他们行动迅速，纪律良好。的确，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命令一旦传达下来，他们就知道怎么做了。不像其他部队的士兵没有读过书，领会得慢一些。所以，他们部队的纪律是比较好的，反应也比较快。[7]
蓝伽是位于印度哈尔邦中部的一个小镇，四周是丘陵和荒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在此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军营，1942年让给中国驻印军使用。2月中旬他们到达蓝伽训练基地，听说这里原来有战车学校和汽车学校，新六军和新一军的战车驾驶员都是在此训练的。由于当时日军在缅甸已逐步后退，战车学校已经停办，只剩下汽车学校。此时的蓝伽训练基地基本上已经空置，除了负责汽车驾驶训练的连队还在，其他受训的部队已经全都走了。他们住的军营和当地的百姓距离比较远，去最近的村子也要走上好几里路。平常也不让他们出去，每两个周有一个星期天放假，可以去镇上买点东西。不过，叶铭汉从来没有去过，因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好买。他们的伙食是按英国军队的伙食标准主要吃大米，还有一些肉类，是从澳大利亚运来的骆驼肉。
当时他们与国内写信时地址用的是代号“天声部队某某营某某连”。他们每个人都发有一枚胸章，上面写着“天声”两字。叶铭汉是在天声服三连，服是指服务营。他的番号布牌上写的是第四营第十连，服务营的编号应该是四营。“天声”的代号是简立团长取的，他在大会训话上说：“要学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班超曾说过，要振大汉之天声。”[8]他们听了团长的讲话，有一股豪情在心中激荡，总想着赶快完成训练，早日奔赴抗日战场。
叶铭汉青年远征军番号
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他们主要学习驾驶大卡车，顺便也学了开吉普车。整个连算作一个“训练班”，由一名美军尉官来教，配一名中国翻译官。还有四、五名美军士兵做助教，一名助教管好几辆大卡车。每四名学员跟一辆大卡车。每辆大卡车上又配有一名中国士兵做助教，他们是从其他部队调来的驾驶员。训练用的是GMC十轮大卡车，车长6.93米，宽2.32米，不含帆布车篷高2.42米，标准载重2.5吨，最高时速可达71公里。它具有力量大、越野性强、坚固耐用、易于维修和适应各种环境等优点，是二战期间美军大量配备的一种军用运输车辆。[闻黎明 2011，页185-221]美军教员主要讲一讲驾驶的基本要领和汽车的结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助教的指导下，开着大卡车做实际练习。美军教员只管教驾驶技术，不管其他事情。每天早上由连长带领全连到汽车学校，傍晚时再带回营地。训练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凡是发生重大技术事故例如撞车或者和助教吵架都要被开除出训练班。不过，可以在以后开的班中从头学起。
训练期间大多数同学的表现都不错，还有些同学是学机械的，学开车对他们来说就更容易。不过也有少数同学动手能力差一些，平衡能力也不行，就安排他们到炊事班，负责做饭。大约三十天左右，学完了汽车驾驶技术。考试合格，每人发了一张驾驶技术合格证书。证书是正反两面印刷，一面是中文一面是英文，颁发日期是1945年3月26日。最后，在简立团长的倡议下，每个训练班集体凑钱买了一些小礼品，如小旗子、手巾等，送给美军的教员和助教。大家还和中国助教一起聚餐了一次。
叶铭汉的青年远征军驾驶证
汽车学校毕业后，他们在蓝伽又住了一个多月，到4月底才离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早就列队、点名、跑步、出操。上午和下午都有训练，只是练习各种基本动作，如立正、稍息、列队、队形变换等。从来没有给他们发过枪，也没有其他的军事训练。连长曾经给他们讲过几次步兵操典。4月中旬，各营中抽调一个连执行任务，驾驶大卡车从蓝伽去加尔各答。这批大卡车据说是汽车学校的，当时汽车学校准备停办，所以要把它们送走。把卡车送到加尔各答后，他们坐火车回蓝伽。由于大家都想去执行任务，最终采取抽签的办法，各连的连长到团部去抽签。连长回来跟叶铭汉他们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没有抽到签，他们去不了。服务营是二连抽中了，叶铭汉认识的同学里沈铭谦、杨培良、尹铁瓯和郑兆晃等人都去了。看着他们出车执行任务，叶铭汉和留下的同学都感到很羡慕。
简立团长让士兵在空闲时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活跃丰富军营生活。他提议要各连自己组织演讲会，讲什么题目都行。天声服三连也组织过几次演讲。当时营房的安排是每个连住一个大间。下午全连聚在一起，大家坐在营房里，听人做讲演。一般都是请高年级的同学来讲，周有斐讲过无线电技术的现状，哲学系的研究生殷福生讲过唯心主义哲学，翟静波讲过做人之道。[9] 简立团长还提出组织合唱队和球队，让大家都积极报名参加。球队有篮球队和垒球队，叶铭汉报名参加了垒球队。因为他的好朋友垒球打得很好，就把他也带进去一起玩。和他一起报名的有王恕铭、王锡仁和邹承鲁。他没有参加合唱队，只记得负责人是余煜华。当时还组织有京剧团，不过他对京剧兴趣不大，已经不记得有谁参加了。
团里的官长和普通士兵之间地位相对平等，开展有许多活动，气氛也比较活跃。他们团被其他部队的人叫做“民主团”。实际上，国民党的监视还是比较厉害的。他们很少有机会看报纸和杂志。当时写信回国都要经过检查，信件检查员是从各连中抽调出来的学生。这些人可能是国民党的党员或者三青团的骨干，否则也不会被选上。当然信件检查也有军事保密的需要，他们可以在信里说自己是在学开汽车、修汽车，但是像人在哪里，是什么样的车，这些都是不能说。
有一位西南联大同学的杨宏道，和叶铭汉不在同一个连，把联大同学从昆明寄给他的一张《国是宣言》贴了出来。它是西南联大全体学生发表的对国事的意见，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2006，页349-350]没几天，杨宏道就被国民党宪兵抓走了。后来，简立团长把他保出来，但是在大会上训话时讲，你们中间哪些人是共产党我很清楚的，在这里不要搞活动，否则就不客气。还有一位法律系四年级姓赵的同学，不清楚是不是西南联大学生，被抽调到蓝伽的中国驻印军军法处工作。不久，他被发现在游泳池里淹死了。这件事引起同学们的关注，大家议论纷纷，有些人认为是谋杀。这件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自从到蓝伽以后，他们除了学习驾驶汽车外，终日无所事事。从来没有让他们摸过枪，也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同学们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抱负找不到地方可以施展。大家谈起来，逐渐感到实际上并不需要学生从军救国。如果需要的话，为什么会让他们这样闲着无事呢？为什么他们来当兵却一直没有拿过枪呢? 而且，学开汽车，也不需要多少文化水平。大家谈得越多想得越多，越觉得有问题。同时，他们还听说了不少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和黑暗，有人在滇缅公路上跑走私，大发国难财等等。他们也感受到了军队中纪律和管制的严酷，觉得前途变得日益黯淡。叶铭汉的热情慢慢冷却下来，头脑也逐渐清醒，有一点受骗的感觉。他想起当初叔父给他的劝告，开始盼着早一点复员回校。“心里想还是好好念书的好，将来做一名学者，其他事情一概少管，尤其是政治，更不能过问。”[10]
三 回返与复员
5月初，叶铭汉他们从蓝伽坐火车到缅甸的雷多。雷多位于印缅边境，是当时中缅公路的起点。看样子是准备让他们返程回国。当时已经有来自军方上层的压力，要他们团进行整改。一到雷多，暂编汽车第一团就改名为暂编辎重汽车第十四团。改名后，全团人员要重新编连。原来西南联大的同学全在一起，此时打乱重编。把他们和从西安地区几个大学和云南别的学校来的学生编到一起。改编后，叶铭汉和西南联大同学王恕铭、汤梦秀、余煜华、车尚等人在同一班。班长可能是汤梦秀，或者是余煜华，同班的西南联大同学似乎还有严开伟和陈泽生。[11]
他们在雷多又住了大约两个月。营地的条件非常差，附近就是原始森林。他们起初自己搭帐篷住，后来搬到别的部队留下的帐篷内。在雷多，他们又练习了约两周汽车驾驶，主要是为了熟悉在复杂的山地环境下的驾驶。训练道路的地形非常复杂，有些还做了人工改造，有陡峭的山坡、突然的弯道、泥泞的土路、很大的水坑等。他们还进行了夜里关灯行车的训练，并且学习了一些初级的修理技术。随后，他们就在雷多等待回国，无事可做。每天只是例行的早晚点名、出操，没有别的训练。上午很快出完操，下午基本上没事可做。当时天气非常热，蚊虫也特别多，他们根本睡不着。中午有很长一段休息时间，许多人就去营地旁边的小河游泳。叶铭汉原来不会游泳，就在这时学会了游泳。
7月初他们离开雷多，在团长简立少将和美军克拉克中校的共同率领下返程回国。全团分为四批相继由史迪威公路开赴昆明。第一批车队由美军菲特上尉担任队长，有240余人，分别驾驶70多辆吉普车和10余辆卡车。三个人驾驶一辆吉普车，大家轮流开。叶铭汉和汤梦秀、余煜华三人同开一辆吉普车。同行的大卡车上有美国兵，主要负责修理汽车。7月的天气炎热多雨，路途遥远艰险。他们白天小心翼翼地开车，晚上没有帐篷等宿营设备，大家就睡在吉普车上。路上有件事情给叶铭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经过一座桥梁，这座桥曾被国民党军队炸断以阻止日军前进，现在已经修通车。桥头的路牌上写着一次可以通过三辆汽车，但是岗哨只让每次通过一辆车。车队被堵在桥头，一辆一辆地慢慢通过。叶铭汉和战友问同行的一名美国兵，怎么这样呀。那名美国兵耸耸肩，摊着手说，没办法，他有枪呀！
7月18日到达昆明，把汽车移交后，他们住在昆明附近西山脚下的车家壁。当天西南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代表学校到车家壁欢迎慰问。队长菲特上尉向查良钊称赞说，他们“秩序井然”、“动作迅速”、“充分表现了合作的精神”、“驾驶技术高超”。第二天的云南日报专文报道他们归来的消息，引用了美军克拉克中校的话，“彼等为前所未见优良驾驶员，暨彼等有佳之守法精神、合作精神。” 7月19日和20日，后三批车队也相继到达。7月26日，杜聿明将军亲自检阅部队，检阅仪式在碧鸡关的一个广场举行，全团将士在简立少将的率领下列队行进，个个精神抖擞、神采飞扬。[闻黎明 2011，页185-221]
7月29日上午十点，西南联大在东食堂召开欢迎大会。东食堂大门上挂着横幅，上书“欢迎在印度受训青年返国参加反攻”。在一串串的爆竹声中，返校的同学被迎进会场。会上先集体唱国歌，再唱校歌，接着是梅贻琦常委致词。随后，请从军同学各自发表感想。有些同学汇报了军营生活的收获，有些同学则抱怨军队的伙食和待遇太差，希望给予改善。还有同学提出要求离开军队回学校。这项提议引起了同学们的共鸣，大家变得群情激昂，会场上出现骚动。当时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说，请大家举手表态，看到底有多少人想回学校。大多数同学都立刻举手表示希望马上回学校。大会后他们回到军营，继续原地待命。每天还是早晚点名、出操，没有其他军事训练，更没有让他们碰过枪。8月初，营地里一度传说要派他们去菲律宾，配合美军进攻日本本土。随后又传说要派他们去福建，配合美军在福建登陆。据说是美国人不懂福建话，要调懂福建话的人去。这两种传说当时在团里面十分流行。但是一直没有开拔的命令，他们的日子过得百无聊赖，大家都等得很不耐烦。8月15日晚上，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大家心中一阵狂喜。军营里一片欢呼声，大家相互拥抱庆贺，许多人忍不住流下泪来。抗战结束，那些派遣的传说也没人再提了。
他们很多人感到原来是为了抗日而来的，现在抗战胜利了，可以离开军队了。大家原来就想早一些回学校，此时更觉得应该可以马上离开了。当时叶铭汉和王恕铭、余煜华、汤梦秀、查瑞传等同学一起商议，大家都想立刻回学校。但是，又想到两年的服役期未满，怕直接回去学校不肯接收。他们听说有人报考译员训练班，已经用这个办法离开了。又听说有人请长假离开。写一份长假申请，到团部批下同意后，凭长假证明到西南联大，学校就让复学了。大家听说事后议论纷纷。联大同学中有人去向团长简立和学校交涉，要求准予离开军营，回校复学。当时去交涉的几位同学有周有斐等人，他们和团长简立经常来往，比较熟悉。团部方面可能考虑到汽车和装备现在都有了，训练驾驶员也不是特困难，反倒是西南联大学生留在军营中比较麻烦，还不如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后来听说团长同意了，大家就纷纷到部去请长假。8月22日，叶铭汉和王恕铭两人一起请假离开军营。在这几天里，大部分西南联大同学都请了长假，回学校。
也有一些西南联大同学选择继续留在军队中，直到1946年夏天正式复员，才离开辎重汽车第十四团返校。其中有叶铭汉的表兄曹本钧，他是西南联大化学系的学生。
当时团里面通知说有一个汽车修理技术培训班，大学水平都可以报名，学习时间大约半年左右。叶铭汉回校后，听说有少数西南联大同学报名参加了，其中有自己认识的戴尚忠。1945年冬天戴尚忠曾经回西南联大，他和叶铭汉说培训班归后勤部管，学员是尉官待遇，主要学汽车结构等基础课和修理技术。
四 尾声
抗战胜利后，叶铭汉于当年9月返校复学。结识李政道。图为1946年西南联大同学合影
（左起:楼格，李政道，叶铭汉，陆祖荫）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上午学校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然后到后山上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揭幕。纪念碑按照传统的款式，正面是冯友兰撰写的碑文，其中写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 2006，页73-74] 碑背面刻着抗战以来联大从军学生的名单，碑上列名者有832人，实际上不止此数。当时学校曾出售此碑的照片，叶铭汉也买有一张留作纪念。
1946年北平设有一个青年军招待所，类似于俱乐部性质，在东单的青年宫电影院附近，持有青年军复员证可以进去。1946年底曹本钧刚回北京，他穿着军装上街，坐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免票。他还去过青年军招待所，在那里可以免费洗澡。叶铭汉因为是请长假复学，没有发复员证。他也没有去过那里。
1946年末1947年初，西南联大参加过青年军的同学曾经开过一次会。当时传说在1947年上半年要为参加过青年军的大学毕业生专门举办一次留学考试，1947年的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参加。汤梦秀来约叶铭汉和王恕铭一起去。会议在清华东边小饭厅的南半部召开，大部分西南联大参加过青年军的同学都去了，到会的有将近一百人。会议的主持人是一位四年级的同学，他说开会的目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是要求政府兑现以前的留学承诺，其次是大部分西南联大参加青年军的同学是1945年8月请假返校的，他们没有复员证，因此无法参加留学考试。应该要求政府补发复员证，准予他们参加留学考试。会上大家同意成立清华大学青年军复员同学会，并推选周有斐为交涉人。有人提出每人应该交一点会费，还提议要选秘书和保管等。叶铭汉曾被提名担任保管，但是他说自己做不了。会议过后，青年军复员同学会出过布告，请同学们去登记，但是并没有收会费。1947初汤梦秀给了他一本暂编辎汽十四团通信录，其中有截止到1945年8月时全体人员的名单和通信地址。1947年夏天周有斐毕业后，同学会再没有活动。
1947年5月，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期间，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提出希望参加过青年军或者当过美军翻译的同学都穿上全副军装去示威游行，在示威队伍中专门组织了一个复员军人大队，以充分显示全国人民各行各业都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5月20日下午，反饥饿反内战游行队伍从北大沙滩广场出发，参加游行的学生共7000余人。游行队伍的序列是由清华复员军人打先锋，他们统一穿着全套青年军服装，高呼“清华退伍军人反对内战，要求永久和平，反对独裁”等口号。[李坤1982] 游行的前两天，叶铭汉进城参加了物理系的宣传队，后来游行时就走在宣传队的队伍里。虽然不愿意介入政治，但是激于正义感，游行示威他也参加了。他印象中大多数参军的同学都参加了复员军人大队上街游行。当时学生自治会还拍有复员军人大队游行的照片，在清华大饭厅前展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的经历很快成为叶铭汉一段不得不反复交待的过去，因此也成为他再不愿与人提起的青春岁月。他曾珍藏有一些个人纪念品，如西南联大从军纪念戒指、驾驶技术合格证书、番号布牌、在印度的日记、长假证明、暂编辎汽十四团通信录、联大抗战纪念碑照片等，1955年肃反运动时都上缴了组织。1958年返还了一部分，他就赶紧烧毁了。其中，有那本十分珍贵的日记。50年代，他曾在一次会议上遇见邹承鲁，他提起青年军的往事，邹承鲁当时一脸漠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请长假离开军队返校这件事被政工人员反复质问，说怎么可能让你们请假回来，一定是国民党派你们回来当特务的。国民党已经拉你们去当兵了，怎么可能随便就放你们走了。这样的问题让他无法回答。[12]
2005年前后，西南联大从军纪念戒指、驾驶技术合格证书和番号布牌等物件退还给了叶铭汉。后来他都捐给了卢沟桥抗日纪念馆，那里要办一个纪念西南联大抗战的展览。他和夫人一同去参观展览。看着那些熟悉的照片和物件，他想起当年一起参加青年军的西南联大同学，王恕铭、杨鸣岗、王锡仁、周有斐、沈铭谦、邹承鲁、郑哲敏、严开伟、缪灼华、戴尚忠、尹铁瓯、曹本钧、汤梦秀、查瑞传、杜文、余煜华、杨培良、郑兆晃、高润生、严天恩、庄智德和林宗棠等。其中有许多人和他失去了联系，下落不明。周有斐是梁启超的外孙，梁思顺的小儿子。沈铭谦在1951年病故，英年早逝，令人伤悲。他父亲沈履教授曾任联大的总务长和清华的秘书长，岳父是联大政治系的张奚若教授。查传是联大训导长查良钊的儿子，他后来在人民大学任教授，是中国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承鲁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中做出过重要贡献。郑哲敏是两院院士，爆炸力学家，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年代林宗棠担任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副总工程师，当时叶铭汉在报纸上看到过相关报道。后来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林宗棠是四人工程领导小组的成员，叶铭汉当时任高能所所长。他们又聚在一起，合作得非常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