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
任载坤评价冯：“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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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起，今年的12月4日，是冯友兰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冯友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个闪亮的名字，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据说，朴槿惠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觉得“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这几天，我读他的《三松堂自序》，甚是感慨。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他呢？晚节不保？这四个字太重，用在他身上，不大公平。然而很多时候，又忍不住。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吃午饭，临别，冯友兰颂了《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就发表文章批孔。梁漱溟气得要和他断交。
他也曾经给毛泽东写诗，说：“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最唏嘘是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对他的评价：“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1949年之后的冯友兰，真是山河宛在，物是人非。
1949年12月，从南京派来了一架专机，飞机的任务只有一个，接北京的知识分子们去台湾。
名单里，冯友兰的名字靠前，他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和妻子的决定是，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
后来他回忆，“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但是很快，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有些迷惑了。新政权来交接，冯友兰发现自己其实很难适应，他先辞去自己的行政职务——很快，这个请辞就被批准了。然而，又有人表示，冯友兰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与党不合”，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严重的帽子，比沈从文的“桃红色作家”差不了多少。
冯友兰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49年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重点只有一句：“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在这之后，冯友兰就一直在被改造中，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此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
金岳霖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先生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仅仅过了一个月，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饭量倒是不减。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
那一年，他71岁。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
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11月18日，冯友兰忽然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他很快得知，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
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
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冯友兰从开始批判自己到渐渐批判别人。而和他一起被领袖保护的翦伯赞，因为“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谁也说不清楚，活下来的冯友兰，死了的翦伯赞，究竟谁更幸运。
来源：山河小岁月，作者：李舒
多谢加成兄讨论。是的，冯先生师从杜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校友。
冯先生晚年的自述中，有这么一段，读起来让人唏嘘。。。
“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会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写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有农民，有工人；有的来自黑龙江，有的来自新疆；有的信写的很长，很好，有真挚的感情，有诚恳的希望。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
后来他反思说：
“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见解，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自己的见解可能不正确、不全面，但只要确实是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写出来，就是立其诚了。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别人的意见，以改其错误、补其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叫走群众路线。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1208.html
“1982年9月10日下午4时半，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纪念图书馆圆形大厅接受该校校长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冯友兰由女儿宗璞等陪同步入会场。”
问候加成兄。我对这话意思的理解和您相同。但是我对此有点疑问：当年恐怕谁也不敢说太祖爷驾崩了就一定“天亮了”，或者“天快亮了”，不是还要按照“既定方针办”吗？打倒四人帮之前，小老百姓谁想得到报应来得那么快？所以我感觉讲这话的恐怕有点马后炮，不像是当年的真事，而是一些后人硬加上去的。我记得冯夫人的妹妹写过回忆录，对冯先生十分尊敬，并未苛责其后期在“梁效”的工作。
后人固然可以诟病冯先生，但换了我们自己到那个位置，我感觉恐怕还不如冯先生——毕竟我们做人的修为还远不如他。冯先生晚年还写了文章自我反省，当年的小将们有几个反省的？
当年巴金先生也违心的批过孔，写了《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半导体所的黄昆先生还在《红旗》杂志上批邓呢。这些事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也不能只怪太祖爷一个人，或者共产党一个党——它体现的是封建传统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严重缺陷，因此需要我们整个民族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