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上小学到研究生毕业，20年间学过的课程难以计数。现在想来，有一门课程最糟蹋时间，那就是俄语。固然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包括俄语在内，在中国学校里都应开设；但是平心而论，英语无疑应当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一外语。然而学外语往往是政治与外交的晴雨表，两国关系好，该国语言就热；关系不好，该国语言就冷。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视美国为敌国，英语自然就冷。反之，当时中国大陆向苏联“一边倒”地结盟，政治方面唯苏联马首是瞻，经济和科学方面唯苏联“先进经验”是从，学外语自然不能例外。那时的中国掀起了大规模学习俄语的热潮，许多人都以能说上几句“达瓦里西”（俄语“同志”）与“哈拉哨”（俄语“好”）为荣。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绝大多数大学生与中学生，无可选择只能学俄语。直到1960年代，这股俄语热才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紧张而降温。那么我在学俄语上花了多少时间？我算过一笔帐，从高中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每星期三堂俄语课，外加三小时的课后复习和早读，每周至少花六小时，六年间少说花了三千小时学俄语。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学生，投入到学俄语上的时间共计多少？这笔账恐怕无法算得清。
那么花费三千小时学的俄语，可曾有一点用处？回想起来，我学俄语的实际用途，只有在大学时与同学们自编过一本《俄汉生物化学词汇》。不过此书只有油印本，并未产生多少社会影响。除此之外，就是在高中时与苏联小朋友通过信，先后收到过十来封苏联小朋友的来信。文革期间批判“封资修”的浪潮铺天盖地，搞得人人自危。这“修”字指的是苏联修正主义，凡是同苏联搭点关系的，都难免沾上“修”字。我猛然想起那些苏联小朋友来信，还压在箱子底部，万一被查出，弄不好就被说成是里通外国。左思右想后，我找了个僻静角落，把那些信付诸一炬。
俄语淡出中国人的视野后，最吃亏的自然是俄语专业的学生。1970年时，我们在苏北某县劳动锻炼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分配。有位仁兄是俄语专业毕业的，被分配到中学任教。当时中苏交恶，在珍宝岛真刀真枪干了一仗，俄语不再吃香，中学都改教英语。这位仁兄没学过英语无法胜任，就到县里要求重新分配。他做梦也没想到，管分配的大老粗劈头盖脸一句话就把他驳倒了：“什么俄语英语，不都是外语吗？怎么就不能教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该仁兄只得灰溜溜回去。从此他现买现卖，也就是头一天跟别的英语老师学，第二天就去教学生。好在那年头的英语课本，充斥着“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类的东西，倒也不难教。这位仁兄就这么捣起浆糊来，至于他的英语发音准不准，是否误人子弟，那年头并无人过问。
不过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也有学以致用的。我有一位同学，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外语学院俄语专业。所谓保送，就是无需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即直升大学，他去的又是部队的外语学院，入校就穿军装。这可真羡煞我们这些还在没日没夜拼高考的同窗。他从部队外语学院毕业后，被派往新疆靠近苏联边境的地方监听苏联电台。当时苏联电台属于敌台，民众若听叫做偷听敌台；而官方听叫做监听敌台。那位同学长年累月戴着耳机监听，一听就是30年，总算是专业对口。不料后来形势变化，监听不需要了，他被转业回家。照理说他监听了半辈子，教俄语不成问题，无奈俄语早已不吃香，没有学校要他。他除了监听别无所长，无奈只得在乡政府打杂混日子。当年让我等同辈羡慕不已的他，如今却让人唏嘘不已。
说起学俄语实在是坑人匪浅，就连我考研究生，都差一点被坑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某研究所。我的考试成绩不错，然而录取之途却潜伏着暗礁，使得我这小舢板几乎翻船，这个暗礁就是外语考试。教育部规定可以选择英、俄、法、德、日五个语种之一。考英语无疑最合适，但当时我只能考俄语，因为从中学到大学学的都是俄语。后来虽然自学了英语，但要应付研究生考试还差得远。
后来我得知，该研究所曾召集研究生导师开会，决定录取名单。当讨论到我时，对我的考试成绩并无异议。但有人提出其他考生都考英语，唯独我考俄语，言下之意就是不宜录取。此时，我报考的张老师的意见无疑最为重要。她说：“既然教育部规定可以用五种外语考试，那么就没有理由因为考俄语而不一视同仁。”不过还是有人质疑，说恐怕没人能指导学俄语的学生搞研究，潜台词还是不宜录取。张老师又说：“我就是学俄语留学苏联的，怎么就不能指导？再说研究生入学后都要学英语，掌握两门外语不是更好吗？”由于她据理力争，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吭声了，我这才被录取。
1978年时互联网远未问世，我又身处信息闭塞的小县城，对张老师的学经历半点都不知道，我报考她纯粹是由于对专业感兴趣。如果张老师是学英语的，我的研究生之梦注定将成泡影。世上的事有时就是无巧不成书，一名学俄语的学生恰巧碰上一位留学过苏联的导师，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
考取研究生后，我的眼界开阔了，更加明白“一边倒”学俄语之荒谬。花三千小时学的俄语，在我的工作中根本无用。1950年代宣传苏联的科学技术如何如何比美国先进，假如果真如此，“一边倒”学俄语也就罢了。但事实上苏联除了航天等少数学科，多数学科都落后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例如我研究的人体组成学，在最近二十多年里，我不曾见过任何前苏联学者，参加过这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或在有分量的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
现在的科学技术文献，绝大多数都以英语发表。要想在学术方面有所成就，学好英语是必须的。不过学外语有个黄金时期，大致在青少年求学期，过了黄金期学习外语就事倍功半。我辈以俄语为第一外语、后来改学英语的科学工作者，包括笔者在内，许多人都吃了这方面的亏。来到美国之后，体会就更加深刻。学外语讲究“听读说写”四会，而我等半路出家学英语的，虽然花了不少功夫，仍难免听不全、读不快、说不溜、写不顺。英语水平不高，成为影响事业发展的短板。如今想想，假如时间能够倒流，把青少年时学俄语的那三千小时，用来学习英语，该有多好？痛定思痛，这笔帐不知该找谁去算？
（附图取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