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 长篇小说 18，

十八

 

中国在三十年代中进入了历史上最诡谲的一段时期，国内千疮百孔，执政党虽然在名义上一统中国，但像一个碰碎了又粘补起来的瓷瓶，大大小小的派系势力，深深浅浅的冲突裂纹，中央政府政令不通，步履维艰，那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大佬没有一个头是好剃的，一道命令下去，到了执行时打了不晓得多少折扣。同时，共产党的中央红军穿过重重包围，到达陕北，成立了一个国中之国。在对外事务上，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大批的难民进入关内。执政党一直在战和之间摇摆，直至卢沟桥事件，西安事件爆发，政府被逼宣布抗日，但事起仓促，军事上，经济上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一矣开战就连吃败仗，半边河山沦陷，汪精卫在河内公开发表‘艳电’，投靠日本人，在南京设立伪政府。中央政府西迁，在重庆设立陪都。

上海始终是个舞台，就是沦陷了也一样，日本人也不比法国人高明到哪儿去，看到上海这种五花八门的情况也头昏，自忖是黄鼠狼咬刺猬，难找下口处。于是祭出以华制华的老办法，通过培植当地人来维持政权的运作。第一眼就看上了他，派人游说，同时用合开银行的办法诱以重利。他当然知道日本人的手条子辣，不答应就会有好果子吃。虽然在租界里日本人还有些忌惮，真的惹毛他们还是会对他下手。张作霖一个拥军几十万的军阀，不还是在日本人手里送命？不管你地头蛇再刁钻，日本宪兵队真要对付一个上海白相人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他也采用三十六计中的上计——滑脚要紧。

在一个风雨交晦的下午，已经五点多了，日本人派来监视的探子又饿又冷，正好一个馄饨担子经过，探子叫住，要小贩帮他下碗馄饨。小贩说好的，转弯角里支下摊子，拉风箱，煮馄饨，下作料。也有几个过路人站住脚，被煮馄饨的热气吸引，也从口袋里摸出零钱，等着吃馄饨。探子注意到其中有两个中年人，一胖一瘦，一长衫一短打，也在那儿捧了只碗，呼噜噜地吃得正香。那个瘦的有些面熟，他在宪兵队是看到过先生的照片的，这个瘦子有些相像。他狐疑地盯了几眼，随后又放下心来；哪有上海大亨在马路上捧了只碗吃小馄饨的？只怕山珍海味也吃厌了罢。上海人长得相像的多的是，在八仙桥到老城隍庙走一趟，像这种瘦骨伶仃，微驼着背，走路外八字脚的可以数出十几个来。眼前这个，应该是哪家米店的伙计，出来收账的。跟他一样挡不住天冷来喝碗小馄饨暖暖身子的。探子三勺两勺地碗里的馄饨吃完，回到对马路的门洞里抽烟，回头一望，那一胖一瘦的米店伙计还捧着碗让小贩加汤呢。

他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晃过日本人的监视哨，在黄昏时登上了停在十六铺的一艘法国轮船，进了舱房，茶房送来一只小皮箱，里面是些换洗衣物，昨夜事先叫人送上船来的。同船也有许多熟人，大家见了只是淡淡地点个头，毕竟还是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大意不得。

站在舷桥上，抬头是灰色的天空，粘嗒嗒的落雨天，外滩那片看熟的风景，如水墨一样湮晕开来。低头是浑浊的黄水，滔滔入海。一切都留下了，妻子儿子房子车子骰子婊子，只带了一张面子，只身向一个叫‘香港’的不知深浅的地方而去。为的是不做日本人的亡国奴，这不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守则，也是作一个正宗流氓的情操，好事文人以流氓两字，配了当下的局势，胡诌了八个字，谓之‘汉风之流，亡国之民’。

 

香港，一个南方三流城市，跟上海比起来，像一个乡下出来的少年站在风流倜傥的公子哥身边一样，显得乡气寒酸而不可同日而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托庇在英国人的羽翼之下，是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城市。不但是气候闷热，语言难懂，市面萧条，连人的精神状况也是萎靡的。他寻了幢房子住下来，过了几个月，他第二个老婆，带了两个孩子化妆成难民混在逃难的人群里也来了香港，总算一个家安了下来。至于要住到啥时候，他自己心里也没数。

他蜗居南地，但时时刻刻有消息从上海带过来，自从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溜走之后，日本人就把主意打在张大帅身上。张大帅倒是从来就有做官的瘾，只是他平日名声太坏，为人又刺头，官场上人跟他打交道，吃吃喝喝，打牌嫖妓，却没人真正肯招揽他。为此他心中很是憋了一口气。现在日本人的绣球抛过来，心里已经是肯接了，但还要看这个绣球够不够大？一个维持会会长的闲职是很难打动他的，他张大帅是什么人？在上海跺下脚地皮震三震，连江苏浙江都不得不买账。他心目中的位置是浙江省省长，生于斯，长于斯，也有发达了锦衣回乡的意思。这记条斧开出去，弄得日本人也疑疑惑惑；你张大帅本是一介流氓，相当于日本人嘴里说的‘浪人’，吃的是鸦片妓女的饭，干的是些敲诈勒索的勾当，从来没在官场里混过，规矩条例一些儿也不懂，真的到了场面上如果还是满口的‘娘特个X’可不行的。原来是正角儿赖场，没法子临时拖个上台跑腿顶缸。想不到狮子大开口，指明要当一省之长。你不想想看，日本人也是要面子的，浙江如此一个大省，弄个政名没政名，能力没能力，脾气又不好的烂糊三鲜汤来充当省长，人家岂不是要笑日本人怎么这么没眼色？所以对张大帅的要求其实是否决掉了，但表面还是哄着，汪伪政府的代表还是频繁地进出张公馆，讨价还价，忙得车水马龙。

张大帅却给人搔着了痒处，变得欲罢不能，日本人已经缩回去了，他还暗中叫人抬轿子，给汪伪政府施加压力，要委任状早点下来。先生在香港也听说了，托人带口信来要他好自为之。张大帅哪听得进，做梦都是鲜衣怒马，容华富贵。省长还没当上，省长的脾气和派头倒已经有了：“你去跟先生说；不在其地，不谋其政，好好地在香港当寓公算了，我老张这个省长是当定了的。”

他听了只会摇头，人要寻死的话，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上海虽然沦陷，但各派势力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这个大舞台，只不过是转入地下，反而斗得更加厉害。出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在上海虹口体育馆暗杀了日本驻沪司令官，轰动整个东亚。另外，军统，中统，都有别动队在上海活动，执行对那些卖身投靠的汉奸的暗杀行动。别忘记军统的戴笠和先生的渊源，很多暗杀行动都得到了青帮的掩护和配合。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深门大宅地防范得紧，结果还是被青帮买通了家中的厨子，半夜三更被砍死在床上。日本人为了对付这些地下暗杀活动，成立了特别行动大队，总部设立在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由李士群主持，这个李士群也算三朝元老，先是共产党，再是国民党，最后为日本人做事。经历多了，看穿大部分人是经不起严刑拷打的，所以不管你犯了事没犯事，一旦被抓进七十六号，不死也脱层皮。市民走过七十六号门口，可以听到刑讯室拷打犯人的惨叫声。戴笠手下有几个小特务被七十六号抓住，折磨得半死之后，再吊死在电线杆上。戴笠当然不肯罢休，把为日本人做事的汉奸文人着实地收拾了几个。一时间上海腥风血雨，常常街头枪击，当街血溅五步。半夜宪兵踢破大门冲进家里捉人，捉了就一去不返，连个尸首都找不回来。上海人一到夜里就门户紧闭，早早熄了灯，生怕招人眼目，一颗子弹飞进来。

张大帅当然知道当前的形势险恶，在如此的情况下，跟日本人勾勾搭搭，弄不好官还没做，命倒没了。所以他格外提防，没事就缩在家里，请了七八个保镖，日夜轮值。一面加紧和日本人协商，省长不行的话副省长也可以考虑的。

戴笠早就盯上他了，也知道先生与张大帅的关系，派了人来捎话；无论是当了汉奸的，或是想当汉奸的，一律格杀不论。这有两层意思，先生是最高当政关照过的。先生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是洁身自好的表率。张大帅卖身投靠，就不能客气了。第二层意思是我戴笠虽然受过先生的恩惠，但国家大事，不敢徇私，先打个招呼在此。对此，他的态度很明确，对戴笠派来的人说：“告诉你们局长，我虽然读书不多，但这点道理还是拎得清的，再好的朋友，弟兄，一旦迷了心窍，做出对不起祖宗的事来。受到无论如何的惩罚也是应该的。这叫天理人寰，人寰再大，也大不过天理去的。叫你们局长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有用得上我的地方，万死不辞。”

一个江湖人物说出这样的话殊为不易，沪上三大亨，黄老板半隐退，张大帅却和他差不多好得可以穿一条裤子，两家也比邻而居，院墙上开有门扉，自由出入不分你我，更不论他们一起赌钱玩女人，做恶事赚黑心钱。人可以为恶，可以恣意，但在根本做人的原则上不可没有界线，走过这条界线，一切都玩完了。兄弟不再是兄弟，伙伴不再是伙伴，变成人人都可诛杀的对象，忠义不能两全，这是一个流氓的觉悟。

 

戴笠手下很多干将是先生的徒弟，先生如此说了，这些人再也没了顾虑，只心心念念地要置张大帅于死地。他们先是趁张大帅在看戏时，锣鼓喧天之际一梭子机关枪向包厢扫去，也是张大帅命大，竟然在开枪之前一分钟去上厕所，逃过这次暗杀，只打死了几个随从。这下把他吓得够呛，凡是戏馆赌场一概绝迹，整日龟缩在家里，除非必要绝不出门。军统的特务们想了很多办法引他出来，有次他们伪造了一封日本人的邀请信，请他去谈谈授官的具体事宜。张大帅接到这封信，踌躇了好久，结果还是抵不住诱惑，带了保镖坐上汽车出门。特勤组早就在街上布置好了伏击小组，准备当他的汽车在十字路口停下时，一起射击，二十多条枪，十个张大帅也报销掉了。可是这次还是未从人愿，一个阻击手立功心切，在汽车还未完全停稳前就开了枪。张大帅的司机是个久经阵仗的老手，一看这情况，本来要踩刹车的脚改踩油门，汽车猛地向前蹿出，众多埋伏着的阻击手一下都失去目标，等他们回过神来，那辆汽车早就闯过红灯，绝尘而去。

这次张大帅三魂吓去了两魂半，说什么再也不出门，就是马上封个省长也不上当了。除了原有的保镖，他又添了十多个，共有二十来个日夜值班，门口有人看门，院子里有人巡逻，他住的楼，楼下还有几个荷枪的彪形大汉守候。真叫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下可够保险了吧。

就如先生所说的；人寰天道，人寰再也大不过天道去。一个人作恶多端，就是自寻死路，你逃过一次，二次，三次，总有一次你是会逃不过去的。可能是一年后，也可能是明天。

问题就出在他新招进来的那批保镖中间，其中有个姓林的本地人，以前在法租界巡捕房干过，父亲曾在北洋军中做过事，跟张大帅有过交往。招聘之际就被录用了，这人有些拳脚功夫，枪法也好，被张大帅安排在内院护身。哪知军统早就对他下了功夫，晓之以义，动之以情，他也发誓必要取了张大帅的性命，只是没寻到合适的时机，暂未动手而已。

说来也巧，老林正想如何动手，一个机会就摆到他面前；一天下午，张大帅来了个访客，是杭州同乡，也在日本人手下做个小官，两人在楼上商谈事情，却听得楼下众保镖们先是喧哗，接着吵起架来，你骂我亲娘我操你祖宗，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张大帅一则在同乡面前没面子，二则近来诸事不顺，心绪烦躁，本来脾气就不好，现在更是一点小事都可以撩起肝火。听得那些花钱雇来的保镖竟不懂规矩吵吵闹闹，卸了他面子，心中不禁大怒，一步跨出阳台上的落地门，俯身向下面大骂：“娘特个X，吃饱饭没事做，在我这儿大闹天宫？有些体统没有？雇你们还不如养几条狗，统统把枪下了给我滚蛋，老子一个电话，叫日本宪兵队来接防，用不着你们了。”

老林一个下午都在盘算；已经等了段日子了，今天就做掉他吧。但怎么做呢？闯上楼去，会引起别的保镖注意，有三长两短下次倒不好行事了。或者等张大帅下楼送客时，给他一枪？正在犹豫不决，正好姓张的伸出头来大骂。老林寒毛一凛，心中知道这是上天给予他最好的机会了，于是作出挨骂之后激愤的样子，也跳了脚跟楼上的张大帅对骂：“操你妈的，不干就不干，你龟儿子有几个钱，有什么用？名声这么臭！老子早就不想干了。”

张大帅几时在同乡和手下面前这样被人顶撞过？顿时血冲脑门，脸色青紫，半个身子探出阳台，对另外的保镖声嘶力竭地大叫：“赶出去！卸了他的枪，马上给我赶出去。娘特个X，没有王法了。”

一个保镖上前，伸手要卸他的枪，老林后退一步说：“我自己来。”伸手去腰里掏枪，一矣枪在手，他仰起头大喊：“姓张的，你要当汉奸，老子送你上西天。”话毕枪响，张大帅正探身出阳台，从这个角度一枪过去，子弹从喉间进入，再从眼窝里穿出，打了个贯通。张大帅往前一扑，半个身子悬挂在阳台的栏杆上咽了气。

老林一不做，二不休，趁众人发呆之际，擎了手枪，噔噔噔地冲上楼去，那个客人，刚才也在阳台上目睹了这一幕，此时正操了电话给日本宪兵队报案，听到楼梯响，猛地抬头，看见老林满脸杀气地冲上楼梯，急忙摔掉电话想找地方躲藏。哪还来得及？老林一步赶上，对着他的后脑勺扣下扳机，‘砰’地一声，那人跌出去好远，脑浆溅到阳台门口挂的竹帘上。

他站定，深呼吸了一口，鼻子里都是甜腥腥的脑浆和血的味道。他转身下楼，大喊一声：“我杀了这个大汉奸！你们大家都看到了。”楼下早已乱成一锅粥，众保镖有拔枪相向的，有胆小欲溜走的，也有平日关系不错的同事，说：“老林，我们也不想为难你，但你要知道我们家中都有老小，吃官司不要把我们牵涉进去。”

老林一拱手：“兄弟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等下巡捕来了，我一个人承下，绝不连累大家。”

众人听他如此一说，也不再相逼。由他走到大门口，坐等官府来人，不过十来分钟，法租界的安南巡捕就赶到了，把老林团团围住。他并无反抗，由巡捕搜身，把枪缴了去，再押上巡逻车带走。

在法庭上，老林一口咬定是受了张大帅的侮辱，气血上涌，在激愤下失控杀人。法庭最后判了他五年徒刑，林出狱后一直隐姓埋名，此乃别述。

 

张大帅被刺身亡的消息隔天就传到香港，先生接到这消息时正在与众人茶叙，一份电报送来，拆开看完，呆坐半晌，不禁悲从中来，掩面而泣，也不顾在座宾客的诧异，惊问。宾客中有人看了电报，不禁劝慰：“张大帅是自己寻死，做了汉奸，就是今朝不出事体，也保不牢明朝。国难当头，汉奸人人可杀之。先生深明大义，一向公益私情分得清楚，事到如今，也不必伤情了吧。”

他一面哽咽，一面说：“我何不知道他走错了路？一再劝他，他不肯听，劝一次被他骂一次。侬看看，犟到最后把自己的命给犟掉了。”

旁人又劝说道：“俗话说种瓜得瓜，张大帅卖身投靠日本人，死于非命也是他自己种下的。先生你已经尽到了规劝的责任了，他一意孤行，也怪不得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他一面揩泪，说：“是的。是的。现在我眼门前好像出现两个张大帅，一个是穷凶极恶，认敌为父，丢尽祖宗的脸。这样一个人死了，我一点也不难过。最好是有一个，死一个。还有另一个张大帅，相处了二十多年了，日日见面，时时说笑。当初苦日脚也是一块过来的，碰到事情也一块出头，有铜钿也一道用，他虽然脾气不好，但敢说敢闯，肚皮里藏不住闲话。身上毛病是有的，但做人刮拉松脆，说一句是一句。这种情投意合的朋友，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走一个少一个。如何教我不伤心？”

众人无语，过了一晌，他终于收干泪水，说：“不好意思，诸位。人死了，哭过一场，也总算是我跟张大帅几十年的交情。也是一个教训，不管是谁，做出塌中国人台的事情，人人可诛之。只要国家还在，我们老百姓就有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