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底金字 -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 （九）

转载（九）

时代背景(1)

玩是孩子的天性，也应该是孩子的权利，更应该是孩子的生活主题。只不过今天的孩子没赶上好时候，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比，权利、主题，都谈不上了，玩之于他们，成了一种或多或少地被加以遏止的业余的业余的活动。但阻挠他们享受应有的快乐的家长们，却一定还留有当年疯玩的幸福记忆。不知道这是成全了孩子，还是害了孩子。

世事和环境的变迁，必然会连带“玩”的主题的变迁。倒退三四十年，北京孩子上语文课，老师讲课文的次序是先讲时代背景，后讲段落大意，那么，对于当年的北京孩子，“玩”这堂课外的“大课”的时代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孩子是玩的主体。那时候，计划生育的国策尚未出台，独生子女人家不是没有，但少得可怜，生两个也算少的，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很平常，七个八个也不新鲜。因而回望六七十年代，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孩子多。不论住胡同还是住机关大院，邻里之间，孩子皆可以“群”论，形容起来就是“呜泱呜泱”的。玩骑马打仗、双球打垒、官兵捉贼等等，动辄有满山满谷的孩子冲锋陷阵。有时候一个楼的适龄孩子模拟军事游戏，照着军棋（陆战棋）封官，两个阵营从司令到班长封完了，还能剩下成片只能当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样数目的女官兵，场面可想而知。由此还引出一个动辄出现的情景：天擦黑的时候，家长扯着嗓子乱叫孩子的小名，呼唤在外边疯玩的孩子回家吃饭，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轮番叫。如今这种声音已经根本听不到了。很多过来人感叹当年邻里关系的亲密，其实这种关系的确立，与孩子之多，孩子之间的扎堆玩、串来串去不无某种连带关系。

和今天比，当年的孩子学习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记。寒暑假不必多说了，就是“玩”字当头，假期作业也留，也有学习小组，也返校一两次，但都属于象征性的。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把作业留到最后几天突击，意思意思而已。家长和学校都不去大张旗鼓地督促。课外的辅导班和提高班向所未闻。平时孩子背着书包上课，下了课书包一扔就开玩，除了夏季，天不黑不回家，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常态。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没有游乐场（仅中山公园内有一个今天看起来不过巴掌大的、能坐“汽车”和“飞机”的转盘游乐区），没有电子游戏厅，没有滑板、轱辘鞋，没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没有各种旅行度假生活，总之，没有现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里折腾着玩，好在当年的北京城里楼少，城外楼也不多，高楼尤少，禁止孩子进去折腾的绿地花园更少，相应而言，是平房多，空场多，土路多，树多，砖头、沙子、木头、铁丝网多。从撒尿和泥到爬树上房揭瓦，从构筑工事到追追杀杀，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尽情地利用这个天然游乐场，施展自己玩的创造性和天分。“玩具”或制作“玩具”的原材料，常离不开纸、皮筋、皮球、玻璃丝、线轱辘、铁丝、砖头、沙子、树、土、木头……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和楼群间普遍栽着一些有年头的树，像槐、柳、杨、枣、榆等等，小树林也不罕见，住在大庙附近的，还能与更有年头的松柏树为邻。这些树都是北京孩子登高望远和采摘的去处。院里如有一排柳树，遇春夏两季，有时候棵棵树上挂着孩子。孩子爬树，经常是毫无目的，就是爬着玩。看谁爬得高，爬树的高度与心理上的恐惧感加荣誉感成正比。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孩子回首当年，一定还记得院里的哪棵树好上或不好上，哪一回脚踩空了或踩折了树叉摔成脑震荡。我们院有个外号叫“包子”的50年代出生的孩子，小学时曾从一棵柳树的高处失足，被低处的树枝接住，拣了条命，但幸运没能长期和他相伴，“文革”结束后的一个夏天，他和几个同事去郊区游泳，家长没挡住，20岁出头就葬身在怀柔水库里。

有目的的爬树，也很多见，像摘槐花，用背心当口袋摘枣，掰柳树枝做笛子吹，摘杨树叶子玩拔根儿，捅树上的马蜂窝，摘桑叶或榆树芡喂蚕，上柳树粘鸡鸟……孩子从树上下来，弄不好就是一脸杨剌子蛰过的痕迹。爬树或利用树做没有章法的玩的文章，在六七十年代的孩子当中，也是一种常态。就当年的男孩子以及相当为数的女孩子而言，谁没爬过树呢？西藏中学教音乐的张老师在佟麟阁路一带长大，他和我说过，从闹市口到白塔寺，两侧胡同里的枣树没有一棵他没上过。

当年的孩子也“出游”。最简单的玩法是漫无目的的干走，称“遛圈”，类同大人的散步。有时候也遛人，即几个孩子合谋途中甩掉一个。那时候孩子都觉得世界很大，北京很大，自己住的院子也很大。从三里河走到甘家口就有长途跋涉的感觉。巴掌大的院子转着圈玩，都觉着没边际。有机会搭一段卡车，则是一件相当爽快的事情。有个朋友说起过，他们院有个孩子父亲当司机，有一次把卡车开回家，这孩子左磨右求，当爹的终于破例拉着一堆孩子上街兜了一圈，前排的孩子站在卡车跨斗上，神色如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途中穿越人多的地方，有的孩子也没忘了玩坏，冲着人群大叫一声：“老张！”引来好几个张姓路人的抬头应答。这些孩子的得意忘形终于在归途中遭到报应，有个孩子光顾着体验兜风的畅快，不留神脑门被树枝剐了个两寸多长的口子，急送医院缝了好几针，险些伤及眼睛，至今伤疤还在。

时代背景(2)

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紧张，到处张挂毛主席的几道重要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把毛主席指示落到实处的重大举动之一，是挖防空洞。特别是林彪一号令发布和珍宝岛冲突发生后，北京便掀起了全民上阵，大挖特挖防空洞的热潮，举目便是工地。胡同大院小院，工厂机关学校，都不例外。挥镐抡锹、脱坯烧窑的场面比比都是，较之今天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基建规模要热闹得多。开始是挖防空壕，不封顶，各单位三天两头演练紧急集合时，往里面钻。有的单位还发给白布单，演习苏修一旦使用核武器时往脑袋上蒙，据说能有效抵御核辐射。包括孩子在内的一般市民也有一种战争在即的紧张感。后来防空壕升级为防空洞，再后来又升级为连为一体的人防工程，而战争的氛围则看减。毛泽东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北京孩子则可以说，利用防空洞玩，是我们的一大发明。所谓“利用”，也是多方面的。

防空壕时期，是“跳”，即跨越壕沟，姿势等同加助跑的跳远。成堆的孩子天天跳，到处跳，比着跳，一遍又一遍地跳，防空壕越宽越跳，挖得越深越跳。很多孩子如登山运动员心里算着还有哪座雪山没上过那样，惦记着周围还有哪个防空壕没跳过或没跳过去。跳遍了咱院的再跳别的院的。就这么来来回回跳沟，乐趣何在呢？大概是刺激感、征服感和好胜感轮番“作祟”。不少孩子没少崴脚，甚至不少孩子留下了后遗症—至今走长路还爱犯崴脚的毛病。至于没跳过去，折进沟里嗑着下巴颏紫药水红药水乱抹一气之类的“事故”，也难免发生。

防空洞时期，是“钻”，类似抗战时的钻地道。或打着手电或点着蜡烛或摸黑，也没有任何目的，就是钻着玩。想穿了，当年孩子钻防空洞，心态可以照比今天大人的旅游—换一个环境呆着。因而是越黑越好，岔口越多越好。最好是从此地进去，从几里以外的某个彼地出去，便不失一种刹那间的征服者的欢悦，回院后免不了向没钻或没敢钻的孩子反复陈述：是从哪进去的，从哪出来的，过了多少阵子还断不了搬出来当重大历史事件回顾。有的孩子听来恐怖故事也刻意挑钻防空洞的时候讲，图个之又。我曾多次听一个住北蜂窝的中学同学说起，他四五年级时和另一个孩子摸黑钻防空洞，走着走着就听身后响起“唰、唰、唰”的脚步声，两人下意识地停住，脚步声也停了。一抬脚，“唰、唰”声又起。如是反复数次，两人从紧张到肝颤到筛糠般地哆嗦，就差晕过去了。好在他们熟悉这个防空洞的若干出口，屁滚尿流地逃之夭夭。他说，此后再也没敢钻过防空洞，哪怕是一堆人打着手电的时候。几十年后提这件事，他们仍不承认是幻觉、回声或别的什么可以解释清楚的理由，而坚信是真真切切的脚步声。

挖防空洞的时候，沙子、砖、胶泥、石灰、水泥预制板等建筑材料随处可见，孩子当然要利用这些材料大做“玩”的文章。至于如何去做，则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只能用电影《地道战》里的话说，叫“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防空洞里的一大特点是潮气袭人，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很多北京孩子偶遇地下返潮的场合，或许还能勾起玩防空洞时的记忆。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玩的种类很多，很繁杂，数不胜数。多数玩法通行全市，只有大同小异之别；但细分起来，也有少数玩法因孩子居住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胡同里四周都是平房，孩子平地折腾的余地不大，但上房容易，翻墙容易，上树也容易，枣树、桑数较城外的机关宿舍多得多；大院的孩子上房机会少，但因院子大，空场多，玩成规模的“兵团作战”的游戏，又比胡同的孩子便利得多，至少跑得开。大院里的水泥甬道，也是当年一些游戏需借助的“器材”。那种机关与宿舍连为一体的院子，礼堂、洗澡堂、食堂、车库、操场样样具备，孩子更是如鱼得水。总之，六七十年代，院子越大，结构越复杂，隔三差五地施工，孩子的玩就越丰富多彩。这大概也应了那句学术用语——“地理环境决定论”。

那时候玩什么，都是一阵一阵的。这阵子流行烟盒，过一阵子就是弹球，再过一阵子是冰棍棍……品种五花八门，规则的版本也很不一样。但基本上是土法上马，用接近于零投入的成本赚取莫大的乐趣。以下的分类，也属于今天的他们强加给昨天的他们的。

收藏加赌博类

烟盒、弹球、糖纸、冰棍棍、瓷片、铁片、牛奶瓶盖……这些柜台里见不到的玩具，可以攒，因而曰收藏类；玩起来也可以争输赢，因而又曰赌博类。

烟盒(1)

烟盒最具赌博色彩，在六七十年代，它是有“面值”的，大体以香烟的档次及罕见程度定分值，各院版本不一，看上去都是天文数字。我的印象是：大中华全无敌，工农兵半无敌，老牌（解放前或已经停产的品牌）三亿，小外国两亿，红蓝牡丹、群英一类150万，大前门、恒大、光荣、墨菊一类30万，战斗、大生产、红灯、永红、葡萄、飞马、金钟、绿叶、海河一类15—20万。好像还有20分的，记不准是什么牌了。

王朔提供的他们院的版本是：

“红双喜”是头子，金卡，全无敌；等而下之是一批名烟：中华、上海牡丹、云烟、熊猫，当时卖五毛几都称为“三十万”；大前门、恒大三毛几的“十万”；飞马、海河两毛几的三万两万不等；有一品“战斗”，暗绿的包装，烟钱一毛九，我们定它“九千九百九”。后来三十万一档又添了“凤凰”，上海出的，闻上去有股巧克力味儿；十万里加了一个“香山”，北京烟，次烟里多了一个九分钱的“丰收”，烟纸之差还不如小学生作业本光滑，不带它玩。还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老牌子烟和外国烟“哈德门”、“三炮台”、“骆驼”什么的，已经失传，不知其价，烟纸都很精美，一律归入三十万行列—都是大孩规定的。

一个署名“东子”的北京孩子在他取名《烟盒》的书中，记得更细，甚至专门列出了一个清单，如下：

（大）中华无敌

（蓝）牡丹 100亿

（老）上海 95亿

（红）牡丹 90亿

（新）上海 85亿

北京 80亿

红专 75亿

双猫 70亿

幸福 65亿

金扇 60亿

凤凰 55亿

群英 50亿

极乐 40亿

云烟 35亿

紫罗兰 30亿

新青岛 25亿

阿诗玛 20亿

友谊之花 15亿

以上简称为“滑溜毯儿”。（中华除外）

九龙壁、石林、茶花、美丽 25亿

红山茶、紫藤、青岛、白塔 24亿

红炮台、陵兰、栈桥、礼花 23亿

一只笔、宏图、翡翠、人参 22亿

千佛山、泰山、香山、秦岭 21亿

中南海、当阳、开封、云岗 20亿

大重九、葡萄、龙凤、万象 19亿

望海楼、海洋、长江、乌江 18亿

青海湖、许昌、兰州、成都 17亿

地动仪、延塔、天池、宝成 16亿

山海关、草原、迎宾、迎春 15亿

水帘洞、金钟、握手、钢都 14亿

新得利、金奖、琥珀、钻石 13亿

狼牙山、玉鸟、飞马、燕舞 12亿

黄果树、白兰、红梅、双鹿 11亿

花果山、花篮、喜梅、喜凤 10亿

郁金香、山花、金花、梅花 9亿

八达岭、三门峡、三七、双线 8亿

金丝猴、黄金叶、白猫、墨菊 7亿

白河桥、红玫瑰、绿叶、金橘 6亿

大福字、大雁塔、东升、丰收 5亿

（白）红缨枪、红满天、红舞、红亿 4亿

（粉）红缨枪、红山城、红光、红河 3亿

大生产、大建设、北海、富强 2亿

大前门、大团结、大众、大象 1亿

以上简称为“小毯儿”①

这是一个很经不起推敲的记录。它太细；排列和分类太有规律；很多凑到一起的烟牌并非同一时期的产品；孩子经常过手的，也没那么多牌子。姑且录之存疑。

烟盒又称三角，因为通常是把烟盒叠成三角玩。玩法大致有三种：撮锅，接抓，拍。

“撮锅”要找一块水泥地，用滑石或粉笔画一个方框或圆圈，是为“锅”。两到三人，每人一家，各出一两张等值的三角，码在锅里。这边先用石头、剪子、布猜先，排出出场顺序。然后依次用铁链子或排（石片或铁片）在距锅十来米的地方贴着地皮掷出，姿势有如今天的保龄球动作，目的是把三角击出锅同时不让铁链子（排）留在锅里。第一个出场的如得手，再接着“撮”，如次次得手，把锅里的三角一气清光，还不算赢，还得把铁链子（排）扔到一个规定的范围内你认为最不容易被击中的位置，由后面的选手用他的铁链子（排）击打，如都击不中，就算告赢，锅里的烟盒归你。如有人打中了你的铁链子（排），就得把到手的烟盒吐出来，机会留给下一个选手。这样循环往复，直至最终有人把锅里的烟盒全部清光而自己的铁链子（排）又没有被打中，方为最后的赢家。顺便提一句，“排”是北京孩子通行的一种抛掷类游戏工具，指巴掌大小、略有厚度的石片或铁片，有“听排”一说。

“撮锅”玩起来场面很壮观，孩子多时，同时开好几锅，争吵的，支招的，沸沸扬扬。到天擦黑的当口收场时，高手能把对手带来的两裤兜三角洗尽，回家将品相好的分高的拆开夹在书里，第二天拿出来当欣赏品展示。

玩“接抓”不需要场地，也是两三个人玩，每人把要出的三角置于暗处，同时亮出，不论张数，以分值高低定先后。例如我出20张别的烟盒，你出一张中华，那也是你先来。玩法是手心向上，拇指弯曲，将三角摆齐，直摞或斜摞在手心上。然后把三角抛起，手背翻过来朝上，接这些三角，接不住则被视为犯规，接住了，进入下一个环节，把手背上的三角再抛起来，完成最后一抓的关键动作。这一抓，有不同的规定。如甭管多少张三角，要把一张掉在地上，其余的全抓在手里，这叫“固定掉一”；如由对手观察之后，指明掉几张，这叫“说几掉几”；如一张也不能掉，但要在三角被抛起来的那一刻完成先接后抓或先抓后接的动作，这叫“接抓”或“抓接”。接抓要难于抓接，这是一般孩子的感觉。高手据说能在数十张三角的抛来抛去和接抓间挥洒自如，滴水不漏，很少失手，那是需要点杂耍的功夫和天分的。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据说“接抓”功夫了得，他每回只带十张三角出门，装回一裤兜子，天天如此。

烟盒(2)

“拍三角”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玩法。两个人玩，一人出一张。先把三角的边往里窝一圈，一人将三角搁在地上，另一人用手掌或手中的三角冲着地上的三角连煽带拍一下，如能把对方的三角翻过来，即告赢。

还有的把烟盒叠成一寸来长的长方型形状，起名“压角”。“压角”的玩法，与三角无异，没什么新鲜的，形状不同而已。

四处寻摸烟盒，也是孩子的一件乐事。家长抽的烟，前门、恒大、琥珀、工农之类，数量和品种诱惑力都不大，撒网面要进一步扩大。周围的垃圾站肯定天天去翻，从那时候过来的孩子，没有去垃圾站捡过烟盒的，恐怕寥寥。复兴门内有个垃圾总站，城里城外的孩子不乏有人跋涉几里地隔三差五地走一趟。有的孩子模仿捡破烂的做了那种耙子，每次都深挖一通。抽烟的大人扔烟盒时的习惯是将其揉成一团，孩子在垃圾站或马路上捡到烟盒后，先要把团皱巴的烟盒展平。攒下来的烟盒，都夹在书或杂志里，相互展示，也有互通有无的时候。有“大款”分门别类，光中华就能夹一本书。也有的孩子不往书里夹，一大厚沓子，窝起来，套上一根皮筋，别的孩子要看哪一张，得现用手捻。那时，老凤凰和老双喜，都是烟盒里的珍品。烟斗牌的图案里，还闹出了反动标语，据说能拼出“刘少奇万岁”这几个字，一时分值陡降。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家里有个祖传的盛杂物的木头盒子，外面糊着一些老牌烟盒，他在别处从未见过，那可是一拿出去能让一群孩子眼晕的罕见品，流行玩烟盒的时候，他天天想的，就是如何把这些粘上去不知多少年的烟盒揭下来。

不少孩子当年三角叠多了，成为一种习性。早就洗手不干之后，见着纸就叠三角，大到报纸，小到汽车票。可谓积习难改的一种范例。

冰棍棍

玩冰棍棍，局限于夏天。玩法里也有接抓一说，规则类同于三角。玩起来几十根甚至上百根在手心手背上打转，动静不小。高手不仅能把数不清的冰棍棍从手指码到手臂，接抓也很自如，看上去也是一种享受。玩法里最简单的一种是把冰棍棍往墙上扔，看谁的反弹得远，实际上是比力气。还有一种是将冰棍棍置于窗台或乒乓球台子上，露出一寸左右的头，然后用食指和中指猛剁一下，看谁的远。

那时冰棍的品种单调，冰棍棍进入游戏领域的，是三分和五分一根的那种，竹子做的，有三寸长短，比毛衣针略粗一点。木制冰棍棍不带玩，手背朝上，中间三个指头垫着，小拇指和大拇指别住木头冰棍棍，朝膝盖一磕，就折了。攒冰棍棍，不能指着老赢，高手毕竟有限，大家的本领都差不多。更不能靠自己每天吃的一两根，因为玩起来都是一把一把的。最好的办法是“扫”大街，逮着一条马路搜寻，一趟下来能收获不少，至于卫生与否，说句孩子的糙话：“管丫的呢。”

瓷片、铁片、奶瓶盖

瓷片和铁片的玩法，和三角、冰棍棍差不多。玩瓷片兴起于修地铁时，从工地上流散出来不少五颜六色、方橡皮大小的瓷片，到了孩子的手里，蔚然成风。后来发展到“洗劫”公共场所，从墙上和地下扒瓷片。有个朋友住在宣武区，他们院的孩子经常到南线阁的大华陶瓷厂偷瓷片。铁片来自钢铁厂，有圆、长两型。后来的调查显示，玩过瓷片的孩子要远多于玩过铁片的孩子，这只能意味着瓷片找起来比铁片容易，或者说，“出品”瓷片的地方多于钢铁厂。

那时订牛奶，论磅，有一磅和半磅两种，盛在如今一种盛酸奶的玻璃瓶子里，叫奶瓶。每天早上把空奶瓶放在窗台上，送奶的蹬着三轮车过来换奶瓶。奶瓶口上包着一层纸，用皮筋扎着，揭开后还有一层和瓶口一般大小的硬纸片，是为牛奶盖。这东西攒多了也成气候，一摞一摞的，玩法以接抓为主。

糖纸、剪纸

糖纸是女孩攒着玩的（小男孩也攒），不进入“赌博”环节，但经常互通有无。糖纸都夹在书里，一页夹两张，按类分，五颜六色，花哨。糖纸的分类就是糖的分类。有蜡纸的、玻璃纸的等等。那时上海奶糖如大白兔和米老鼠名气最响，糖纸是蜡纸的，被奉为上品，高粱饴、黄油球等品种也是蜡纸的。酥糖是一般胶版纸的。女孩攒糖纸和男孩攒烟盒一样，也须不怕脏不怕累，到垃圾站里刨。所不同的是，回来后再处理比较麻烦。玻璃纸的要过水洗干净，晾上。蜡纸的先在下面垫一层烟盒里的锡纸（孩子叫金纸），再在锡纸下点火熏，火要恰到好处，可以一下把皱巴的糖纸捋平，过火就成了“烧”，反而坏菜。攒糖纸类似集邮，不少糖纸配着套，得想办法把它们弄齐。成套的玻璃糖纸夹在一本书里，翻着看，对女孩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米老鼠糖纸花样斑斓，当中一种红色的最少见，不容易收集。曾听沈小农夫人任淑平说，她小时候钟情米老鼠糖纸，迷得不得了，非攒成一套完整的则不甘休。家长被缠不过，就领她到崇文门井冈山食品店（前身为法国面包房，北京一种专营西点及高级食品的商店），花八块钱给她买了一铁盒米老鼠奶糖。孩子都喜欢吃糖，拿糖哄孩子，也是那时候家长的惯技。但这次却不是冲糖而是冲糖纸去的。任淑平已记不清通过那盒子糖攒出多少张米老鼠糖纸，总之，自己攒够了，还分给别的女孩不少。

剪纸是一门艺术，归于美术类。但北京孩子“创作”的剪纸，并非剪出来的，而是刻出来的，名为“刻剪纸”。这当然不属于对艺术的追求，而是刻着玩。步骤如下：先到商店买电光纸（电光纸五颜六色：红的，绿的，黑的，天蓝的……）；然后将现成的剪纸铺在垫板上，再铺上电光纸（不带颜色的背面朝上），用铅笔涂抹，直至覆盖剪纸，让原剪纸的刻痕凸显在电光纸的背面，这套程序近似制作书法碑帖的拓片；取出原剪纸，即可下刀（竖铅笔刀或剃须刀片），按痕迹刻，刻毕翻过来，就是一幅作品。剪纸的造型按说是不受限制的，但当年干什么事情都为政治气候所笼罩，剪纸的主题也都如此。成套的样本有马恩列斯毛头像、一大会址、井冈山、韶山、遵义会议会址、延安、天安门等革命遗址系列图，雷锋、欧阳海、麦贤德、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组图……刻好的剪纸和糖纸一样，都夹在书里，互相传阅。

弹球

弹球分两种，一种是带“芯”的，就叫弹球，是玻璃跳棋的棋子；另一种无“芯”，叫泡子，体积较弹球稍大，是一种玻璃原料。泡子没芯，但颜色有白蓝黄绿之分。弹球的计量单位是“颗”。

弹球的玩法有不少版本。最惨烈的是“真赢”（当年玩什么都有“真赢”和“假赢”之分）。先要问清楚：“真赢假赢？”赢球的玩法称 “出锅”，以两三个人为宜。在土地上画一个比课桌面小一圈的长方型的“锅”，每人出一个弹球，置于锅内。距锅十米开外，画一道线。每人从锅的位置把手里的老子儿（母球）弹向线的方向，离线最近者先出手。“出锅”的胜负，规则与三角中的“撮锅”没区别，区别在于手中的工具，三角是铁链子或“排”，弹球是球，技巧性的要求要高一些，一般不直对着锅出手，而是斜着打。有个朋友告诉我，他曾用两颗球赢回一副玻璃跳棋，尽管有好汉不提当年勇一说，但这话如果属实，他至少是当过他们院的弹球高手。还有个朋友，本来赢了一个孩子十来个球，这孩子回家把他哥叫来，威吓之下，又吐了出去。

除了“出锅”，还有“叮大厢”、“吃鸡肉”、“五坑”之类的玩法。这些一般不挂球，属于纯粹的游戏。后来“叮大厢”和“五坑”不怎么玩了，一直流行下来的，惟有“吃鸡肉”。

“吃鸡肉”，理论上人数不限。先在地上挖一个小洞，从十米开外的一道线上开始弹球，目标是把球弹进坑里，和打高尔夫球的意思差不多。中间环节是轮到谁弹，你可以把球冲着坑里弹，也可以根据形势，打别人的球，使之离坑更远，这又有点像斯诺克台球。玩起来也不省事，准度，审时度势的素质，都不可缺。先进坑的呆在旁边看热闹，最后剩下的一个，有两种选择，要么冒险把球往坑里弹，弹进去，大家都重来，无所谓输赢；要么把球弹到一个距坑三揸以里的地方，名曰“挨吃”，其他参与者自坑的位置把球弹向挨吃的球，如都打不着，即告结束。如果最后一人把球弹不进坑（离坑很近），或离坑三揸以外（可以就近击打），鸡肉就算“吃”上了。一人击打一次，要是七八个人，挨“吃”的球的落点就不知离坑多远了，往回扔不到三揸以里（更不可能直接进锅），再接着“吃”。

“吃鸡肉”两个人玩没多大意思，三四个人以上，“鸡肉”一旦“吃”上，就很难收场。一两个小时过去也是它。被“吃”的孩子往往冲着坑的方向瞎扔，直至绝望。有时候别的孩子大老远过来，人还未到，声音先到：“谁挨吃呢？”经常是双方都累了，或到了饭口上，家里的大人连呼带叫，便以饶了挨“吃”的孩子而告终。挨“吃”的球被“叮”成两半，也是常有的事情。

弹球不像烟盒和冰棍棍，前者大街上捡不到。现在已很难说清，当年的孩子个个揣一兜子的弹球，源自何处。有的孩子专门做个类似烟袋模样的袋子，用来盛弹球。一般是装在裤兜里，不玩的时候手都爱往兜里和弄，哗啦哗啦听响；玩的时候抓出一把来，挑一个“疤痢”最多的出阵。弹球与泡子不可同场竞技，似乎泡子的含金量差一点。如果掏出一把五颜六色的新球，能让周围的孩子眼晕一阵子。倘家里有一套玻璃球跳棋，那就无异于今天藏一幅张大千的画，是不会舍得拿到球场练手的。因为球一旦“出场”，一盘下来，就难免会被叮成“疤痢”。

弹球的姿势也有讲究，标准的姿势是拇指弯曲，用拇指关节处与食指指尖夹住球，然后弹出，这样既有力量，也容易瞄准。弄不好成了拇指指甲与食指的弯曲处触球，则被讥为“挤豆子”，犹如游泳姿势里的“狗刨”。瞄准的时候，各人习惯也不尽一致。有的孩子作半蹲状，把球架在膝盖上，有的孩子用左手支撑在地上，再把右手架在左手上，有点像打台球。如果故意把持球的手前移，被称为“大努”或“大杵”，属恶意犯规，好像也没什么配套的惩罚措施，大不了重来，玩嘛。

弹球的很多玩法都离不开坑，挖坑也很简单，或者说不用挖，找一块土地，把大泡子放在地上，脱鞋，用鞋底子猛劲一拍，再用手捻两下即成。

说起来这些收藏和赌博式的玩，都不是消费意义上的游戏。孩子玩这些东西，起初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正因如此，它们才能风靡多时，让几代孩子乐此不疲。倘不是玩出来的，你家纵有三副崭新的玻璃跳棋，家长每天给孩子一张中华烟盒，也绝对找不到那种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