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2)
2026年，距離1966年，過去了60年，那一年，中國大陸發生了連中共自己也稱之爲“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與家人生活在北京，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學生。不少不明真相的人會以爲我應該也是當年的造反派、紅衛兵，而事實則是，文革爆發之前，我已經被我的家庭出身所累，才13嵗的年紀，便被學校老師和班級幹部屢次教訓“你要和家庭劃清界限”，到了文革運動開始，“黑五類”這一名詞便應運而生，何爲“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是也，簡稱地富反坏右。
我家從中共建政以來，便成爲不受信任之列，父親雖然只是一名醫生，卻于1957年被打成極右派，之後便被逐出北京，離開北京的家，到河北塞外鄉下接受改造；其實，早在1953年中共的“三反運動”中，父親已經被誣告為貪污分子，後來即使明知搞錯，醫院領導也令父親降薪降級，然後更指責父親對運動的態度不夠端正，云云。1966年的文革，再次將父親停職、批鬥。（詳細内容可參考本人拙著【一片冰心在玉壺】）
除了父親的這些“罪狀”，因父母均為廣東人，父親的出生地就在香港，所以，我們有太多的親戚遍及香港及美國，這就是所謂“海外關係”，如今這四個字似乎已經無傷大雅，但半個世紀前，海外關係即意味著與海外不僅有聯係，還被深度懷疑是特務或間諜。
也因此我的家庭出身，在當年是我恥辱的來源，除了幼年不懂事，一旦懵懂世間之事，立刻在學校及在同齡人中間被邊緣化，文革爆發之前，本人已被掃入黑五類子女，文革之後更是幹部、軍人子女（紅五類）的天下，他們理所當然地衝在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前沿，組織紅衛兵的是他們，到天安門前接受毛澤東揮手致意的是他們，到處造反、抄家、破四舊的是他們，免費去全國串聯的是他們，在各大專院校及中學打倒校長，實行暴力武鬥的，也是他們。
像我這樣的黑五類出身的，就如同印度低種姓階層那樣，受人排擠、歧視。當然我也見過出身黑五類家庭的同學，爲了擺脫那種窘況，竭力批判自己的家庭，更有帶紅衛兵去抄自己的家，主動向紅五類靠攏，取悅他們。可是，我做不到，能做到的只是保持沉默，盡量讓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就在那時，我接觸到一些校外朋友，他們也都是黑五類子女，大家有心心相印的感覺，其中一人的父母曾經營書店，家裏有很多書，但被查封，這能難倒我們這些渴求讀書的年輕人嗎？於是我們想方設法將一本本書“偷”出來，然後就在我們那個小圈子裏面傳閲，每本書（不論厚薄）在每個人手中24小時，届時便須傳遞到另個人手中，大家都自覺並默默遵守這個傳閲規則，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嚴守這一秘密，否則，若被紅衛兵知道，不僅書沒得看，我們這些黑五類子女必將會遭受嚴厲打擊。
説實在的，我至今都非常感激那一段處於“地下閲讀”的時光，如果我不是被排擠、歧視，我不會認識校外那些與我同樣境遇的黑五類同儕，也不會因緣際會讀到大量的中外書籍。那是1967-1968年，文革正進行的如火如荼，而我卻從那些書籍當中，悄無聲息地汲取知識的營養，令我從那混沌的社會中懂得何爲人的基本權利，人的尊嚴，以及人性的善與惡，從另個層面而言，當年的本人在那些西方名著的影響下，不自覺地進行了反洗腦。這也是後來上山下鄉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之時，雖然對我這黑五類而言，抗拒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畢竟我還是想方設法逃過了，避開了將自己的生命浪費在毫無意義的苦役上。
七十年代以後，全國的大學處於停頓狀態，而我自己則開始了我的“大學”，主修英文及鋼琴，每周一次到老師家上課。當時我被分配在北京一所小工廠上班，那不過是我的副業，主業則是學英文及練琴，當然閲讀書籍始終是我不變的生活狀態。如此這般，我這個黑五類就這樣在嚴酷的文革中，走了我自己的路。稍後，我還向美國一些大學投遞入學申請，準備學習護士專業，也曾收到兩閒Colleges的財政資助及入學准許，只因當時母親在香港突然中風，令我不得不改變計劃，于1980年走出國門。
文革如何發生，及如何避免這種社會動亂，並不想在此文中探討，對於無法逆轉社會變更的我們而言，保持獨立思考能力才是一切中最重要的，那也是避免受騙、免上賊船的唯一法寶。
【全文完】
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绝大多数成分不好的人，内心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虽然并不一定敢参加造反派的造反行动。
现在的回忆，往往把红卫兵与造反派还有红五类等同起来了。
这个脑被GCD成功地洗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