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金鐘：從李怡的霸凌，看港共角色

@前【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

既然前篇談了香港文化界當年的霸凌現象，不如就請前《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先生談談左派在香港的影響，很多人衹知道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享有法律保障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但中共地下黨在這個自由社會的激流暗湧，卻少有人知，許家屯回憶錄說香港有三千中共黨員（80年代），除了新華社幹部外，社會上沒有一人暴露身份。特別是在比較敏感的文化新聞界，有左派媒體和機構，也和外面來往交流，言笑晏晏，卻不知誰是地下黨員，一旦中央有所指令，他們即是有組織的執行者。

下面是訪談內容：

石貝：金鐘，我記得八十年代時你曾經在李怡的《七十年代》作編輯，後來離開，在香港打工、辭工，都是平常事，怎麽最後關係搞成那樣呢？

金鐘：是的，我1981年冬認識李怡，進入《七十年代》做編輯，1985年離職。他是老闆，我是打工仔。工作不久，每個月本是由他寫的中國評論，改由我為主來寫，減輕了他的負擔。我每天就是查資料，寫稿，跟李怡並未發生過任何不快或衝突。

石貝：那次1988年在銅鑼灣歡迎劉賓雁訪港演講會上，李怡憑他主持人的身份，發生將你逐出會場事件之後，你們的關係就惡化了吧？

金鐘：那次是在劉演講中途，李怡命他的馬仔將我逐出會場，我當然表示抗議，這因為完全沒道理嘛。事後，報章輿論非常同情我，竟有二十多篇專欄文章批評李怡的霸道無行。記得參加劉的演講會，我完全遵守公開活動的規則，而李以突然襲擊的手段踐踏他人尊嚴，而且事後沒有絲毫歉意。

石貝：真是想不到，李怡表面文質彬彬，有人甚至贊他像保羅紐曼，後來港台更把他捧成青年導師，他也寫了不少教年輕一代為人做事的文章，那些粉絲很難想象李怡曾經有過如此霸凌行爲。你當年在雜誌上，和他有無政治上的分歧？

金鐘：沒有。當時初到貴境，我真不知道他在香港文革時的角色。後來則是批評中共的刊物。1984年有過一件事。我寫了一篇評論中共治國大挫敗的文章，根據中共統計年鑑駁斥官方對大饑荒的謊言。引起過鄧小平的惱怒，指示這篇文章不能傳閲。有學者來香港中大開會，將此事轉告李怡。

石貝：哇，李怡有這麽厲害的筆桿子，應該很高興才是啊。

金鐘：他當時聽了確實很高興，並告訴我，下個月他會寫文章加以介紹，因為這對雜誌的影響力是很有利的事（香港媒體還沒有這樣被中共領導點名過）。我當然也高興，畢竟是一個成績。結果他沒有寫，我也無所謂，沒有什麼損失的感覺。同時，有人告訴我，我每月的評論文章，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刊物China Report (中國報告)，都有英譯轉載，後來我特地到九龍美國一個機構查詢，果真如此。內心有了一份成就感。

石貝：香港的政論文章，能夠觸動到鄧小平的，恐怕衹有你的大作吧，而且你的評論可以作爲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一種參考，那也是香港同行所望之莫及的。我還記得當時你在《七十年代》用牧夫筆名寫的評論，我有印象。沒想到還有這些內幕。

金鐘：我1985年離開《九十年代》時，李怡不讓我再用「牧夫」這一筆名，說牧夫是在《九十年代》成名的。我沒有感覺，照辦。所以後來才有了「金鐘」的筆名。在《爭鳴》做了短時間後，就辭職與名作家哈公辦了《開放雜誌》（1987年創刊名《解放月報》）。説實話，我很久後才知道「知名度」的重要。美國重視我的文章，因為發表在一個知名刊物上。獨當一面辦雜誌，談何容易！我絕無挑戰誰的想法。         

石貝：李怡的身份很不簡單。早在八十年代我便聽説他曾經是左派，後來他也承認，説他年輕時確實「左」過一段時間，强調年輕不懂事，天真相信他人，云云，之後他是如何轉變的，就不知其詳了。

金鐘：那次受辱之後，我才比較留意他，以及港共問題。據資深行家話，李怡1970年創辦的《七十年代》，是香港文革喉舌「梁效」角色，是一本新華社大力支持的統戰刊物。其言論配合中共反蘇修、反蔣、反托派，並隨四人幫批鄧，因此，被台灣稱爲「匪刊」。整個七十年代，李怡享受黨刊優惠，包括財務資助、消息來源、印刷發行、參加十一酒會等五大優待，每月秘會上級，看北京紅頭文件，策劃宣傳重點……文革被中共否定後，《七十年代》不得不轉向，原有讀者包括「保釣」一批人成為它的本錢。

石貝：今天可能已無人瞭解這段歷史了。厘清歷史真相，可以讓人們知道香港是如何被統戰到今天這一步的。地下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曾是中共的受益者和代理人李怡。幾年前還在回顧八十年生命的存在時，宣稱「是《九十年代》創造出來的」，究竟他對自己扮演的特殊而神秘的角色，是愛還是恨？你認為他是不是黨員？

金鐘：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你知道，成千上萬潛伏在香港的中共黨員，奉命不准暴露身份，即使香港1997年易幟二十多年後，中共仍然是地下黨。現在搞國安法，中共仍當香港是「敵區」！十分荒誕。不少人要求中共在香港公開競爭，無人理會。李怡是否，我問過梁慕嫻，她說過見聞，但沒有證據。劉賓雁酒會事件發生，有人告訴我，原因是我那篇批判費彝民的文章，得罪了地下黨而遭到報復。我初不信，後來相信這是最合理的解釋。他憑什麼對我如此下手？顯然是執行某方面的指令，非黨員莫屬。

@前【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

石貝：1997年之後不久，李怡突然結束了《九十年代》，去了臺灣，當時我已移民加拿大，不太清楚當時的情況，請你談談好嗎。

金鐘：《九十年代》1998年停刊，當時該刊在香港已有下滑趨勢，但在財務上、市場上及人事上，都仍比同類雜誌具有優勢，政治上也沒有什麽風險。可是在九七後不到一年，李怡突然宣佈停刊，令人錯愕不已。他和一些老友同聲吹捧，雜誌已經「完成歷史任務」，該休息了。如此，這本在香港度過港英時代最後28年的知名刊物，便破先例地無疾而終。當時，我對此，相當納悶。那麼好的條件，怎麼說停就停？有人說，他已另有高就，蘋果日報在等著他過去。（後來感到是有一種戰略轉移的意味……）

石貝：作爲一個香港政論雜誌的老總，見證1997年7月1日香港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應該是不可推卻的責任，可李怡當時卻不在場。

金鐘：當時，八千中外記者抵港，六百家本港媒體嚴陣以待，靜觀其變，沒有一家撤退，唯有《九十年代》一家例外，他早在部署雜誌遷台，他本人則在七一回歸之前離開香港。他在記者會上聲淚俱下，稱九七後再沒有他的言論空間，還說，他不願作烈士。我們《開放雜誌》則日夜趕工製作【九七特刊】，我特地撰文〈一場偉大實驗的終結〉，高度評價英治香港對中國的貢獻。

石貝：那李怡後來就留在臺灣發展了嗎？

金鐘：當然不是。他離港三個月就打道回府，表露在外的寂寞無爲，稱香港人需要他的聲音。我留意到，在有關九七的文集中，沒有一篇李怡的文章，無論是從對港人的道義，還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角度看，李怡這次面臨九七的抉擇都是不及格的，倒是像一場濫情的「行爲藝術」。一位大學講師跟我說，他這樣變來變去，以後雜誌怎麽看啊?!

石貝：作爲一個對香港負有言責的知名人，就這樣選擇九七離港逃避，真是令人費解，究竟是個人的還是背後某種勢力的命令？

金鐘：李怡曾放言，說他從中英會談起，就反對香港回歸。中國老話：聽其言，觀其行。其一，港共的回歸大員邵善波，爲迎接九七，特別從美國回到香港，并蟄伏在九十年代雜誌社作經理，1985年轉身一變，成爲基本法諮委會副秘書長。其二，1997年2月，我們發表前資深港共成員梁慕嫻女士揭露後任特區特別顧問葉國華的地下黨背景，引起媒體轟動。李怡半年後出於某種原因，發表了對葉國華的專訪，但是，通篇專訪卻是提供給葉的洗底自辯，回避要害、謊言的追問。梁慕嫻驚訝道「這簡直是兩個知情者假惺惺地一問一答」。上述所提兩點，我認爲是李怡和地下黨關係的旁證。李怡不愧是香港政論雜誌史上，擁有殊榮的人物，他左右通吃、笑駡由人、有恃無恐，一貫「政治正確」，他自詡辦雜誌有獨立精神，有敢言骨氣，可是卻一直回避和地下黨神秘莫測的關係。

石貝：1988年，你那篇〈費彝民逝世之謎〉，雖然招來切身之辱，但至今都不見有對費彝民系統禍港的繼續報導。

金鐘：其實，我曾寫過不少這樣應景批判中共要人的文章，除了毛，還有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尤其周死十周年的評論《另一個周恩來》廣受矚目，李怡當時在信報發表大塊文章和我爭議），所以費彝民那年去世後，作爲香港港共的代表人物，我當然要揭揭他的老底。二十多年以後（2015年），我們特地出版周榆瑞回憶錄《彷徨與抉擇》再版，周是四十年代的名記者，曾在大公報被騙上大陸遭到一場殘酷的洗腦整肅，後亡命英倫至1980年去世，而社長費彝民是引君入甕的加害者。我那篇批費文章中，引用了不少周榆瑞1962年版回憶錄的材料。費彝民在香港左派（港共）文化界有崇高地位，紅遍海外的所謂四大才子（唐人、宋喬、金庸、梁羽生）皆出自大公報系門下，因此，他的逝世，備具哀榮，金庸特致哀唁，唯有我的文章表達了對費的批判，包括大公報的被接管，六七暴動的責任及貪享富豪生活等。

石貝：那你真成了左派的眼中釘、肉中刺了。

金鐘：港共惱怒，可以想見──「這小子如此囂張，非教訓一下不可」。你還記得1967年商業電臺播音員林彬嗎？他在電臺怒斥左派暴動，結果被鬥委會（費任二把手）燃油燒死。這是左派的教訓懲罰手段。二十年後的1988年，當衆羞辱我也是一種教訓懲罰，不過選擇李怡來執刑，當然最合適不過。他的人馬幫他洗白，說那衹是「茶杯裏的風波」，戴天無恥，公然說，要是他，也會那樣做（倪匡卻指著鼻子罵李怡欺負人）……。從此，不管這個人多麽左右逢源，巧言令色，嘩衆取寵，我衹有三個字：不相信。梁慕嫻說港共是盤踞在地下的一條大蟒蛇，我算是被牠咬過一口的人。

石貝：看來香港被中共滲透統戰，已是由來已久。一個當年無底缐的霸道施虐的人，現在還被包裝成爲青年導師，大談爲人之道、自我修養，在新一代香港人已經崛起的今天，還有這種現象，真是不可思議。

訪談到此結束，謝謝金鐘先生接受我的訪問。

（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