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中国政坛有一个超重量级人物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万民上表”劝进“中华帝国”皇帝时，国内威望到达顶峰，甚至被称“伟人”。但当时一些日本学者并不看好袁世凯。
20世纪初叶，日本有一位广为人知的历史学者，那就是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和东亚史的研究颇有心得。他对袁世凯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袁世凯上那些政治人物上来了，中国“进入了最适合玩弄权谋伎俩而不顾长远国计之辈跳梁的时期。”
1914年，内藤湖南为日本第一大报《朝日新闻》撰稿，发表对中国评论。称袁世凯只是个拥有“猿猴智慧的政治家”、“不知大计、不通大局”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的人领导中国，对日本来说，不足为道。
内藤湖南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否过低？虽然日本普遍不屑中国、包括中国的政治人物，但客观看来，内藤湖南对袁世凯的评价，还是颇为中的。其时很多人把中国的未来寄望于袁世凯这样的政治人物身上，而后来的结果却让内藤湖南不幸言中，袁世凯不仅没有带领中国人新生，而且差点将中国拉回万劫不复的老路中去。
何谓“猿猴智慧”？猿猴对外界的反应比人灵敏，但是智商却没法超过人。说一个人拥有猿猴智慧，那就是精灵有余，却远虑不足。或者说只抓眼前自身利益，不顾民族百年大计。
诚然，袁世凯是机敏的，无论是和国内政党还是与外国政要打交道，他是极尽狡诈之能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他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自己不吃亏。即便是签订《二十一条》，他也是想利用日本、占尽眼下便宜。
比起空谈的清流来，袁世凯是务实的。但是，一个政客与一个政治家的区别，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务实”，而在于有没有政治信仰，有没有不可逾越的政治原则底线。
由是观之，以“伟人”评价袁世凯，太过离谱。如果他是“伟人”，那“天下为公”的孙中山是什么？甚至以“政治家”评价袁世凯，都不是过低，而是过高。毋庸置疑，袁世凯是个没有政治信仰和原则底线的人，他的本质和前辈李鸿章并无二致，是官僚政客而非政治家，他们做事是为了做官，并不是做官是为了做事。权力是他们的最高追求，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为做大事、青史留名，去冒丢掉荣华富贵的风险。
纵观中国历史，如袁世凯这样的政治人物多如牛毛，中国历史为什么产生大量的“猿猴智慧”政治人物？与“猿猴智慧”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另一传统的发扬光大 以“成王败寇”为评价标准的庸俗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中国“学界”（确切地说，是御用界）源远流长，一切为得势者、权力者服务，完全丧失文化精神传承、文明进步、道义是非的评判，严重摧毁民族信念、文化信念，所以就不断催化袁世凯这样的官僚政客。
内藤湖南的前辈、日本明治维新的功勋西乡隆盛曾经这样评价过中国历史，“自孔子之后，历八十余世而不进步，此乃中国特色也”。而从政治人物的角度分析，中国之所以“历八十余世而不进步”，盖因袁世凯这样的“猿猴智慧”的政治人物太多，他们不通世界大局、不知发展大计，只是一些钻进“权眼”的“机会主义者”，如何带领一个民族走出泥沼？
袁世凯死后，日本学者依然不看好中国，没有“像样的政治人物”和“无精神的精英群”是他们不看好的理由之一。
----你对历史还需有更多的了解啊！由激进的只会空谈误国的书生发动的不切实际的戊戌变法，没有袁世凯依然会失败。慈禧原本是支持变法的（因为变法还是有利于满清的统治的），虽然易居到颐和园，但是光绪的每个政令还是都送到颐和园给慈禧批阅的，慈禧也都同意了。但是只会空谈误国的书生们却急于搞成空中楼阁，想用杀人来立威，想一天就建成罗马，结果引起治国手段更加老辣慈禧的反弹，这才导致变法的失败的（太具体的我这里就不谈了，内容太多）。这里有没有袁世凯的出卖都毫无改变，更何况袁世凯已被荣禄盯死，根本不可能帮助书生们杀死慈禧。
而袁世凯的和平共和被全世界各国所称道，晚年袁世凯的称帝主要在于袁有家族病史，其父亲、祖父都活不过六十岁，所以晚年的袁世凯已经有些意识不清楚了，又被自己的长子和日本人欺骗，所以才会犯称帝的错误，老毛昏聩犯浑、实际上等同于称帝的时间和祸害可是都比袁世凯要长得多了。
最重要的是，跟孙大炮比的话，孙大炮先勾结日本人出卖东北，再勾结苏俄祸乱中华大地，纵观孙大炮的一生，毫无对国家的建设，有的只是唱高调、喊口号和分裂、破坏。
谁对国家民族更有贡献可见一斑。
袁贼一生做过三件攸关国家命运的大事：破坏戊戌变法，和平缔造民国，复辟称帝。
您列举的所有事情加起来与其中任何一件相比均属沧海一粟，九牛一毛，a drop in the bucket.
不科学，不合历史事实，也不合逻辑。 明治，邓小平都是个人倾力推动改革，并非顺应民众要求。毛远非“中兴人物”，一生均以祸国为能事，自始至终。
他做的这些实事是否被称帝一事全毁？延绵30年的战乱加上又30年的恐怖动乱。
细数袁世凯被遮蔽的历史功绩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用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雍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比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其中，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民国政府自总统、副总统以降，几乎人人染指企业。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参与银行、企业12家；曹锟参与银行企业7家；段祺瑞参与银行企业9家；徐世昌参与银行企业7家。
骆宝善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细数袁世凯被遮蔽的历史功绩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用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雍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比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其中，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民国政府自总统、副总统以降，几乎人人染指企业。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参与银行、企业12家；曹锟参与银行企业7家；段祺瑞参与银行企业9家；徐世昌参与银行企业7家。
骆宝善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邓小平在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仍然选择了一党独裁，而不是民主宪政，腐败污染为下一个乱世埋下伏笔。
习近平在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会选择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