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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

(2018-10-11 11:16:44) 下一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
           (1966·6-1970·12)

       中国科大文革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小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命关天,自古以来,非正常死亡的案件都是天大的事件,无论哪朝哪代,谁都不敢敷衍草率。可是,文革以后直到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科大在文革中到底有多少非正常死亡案例?又是何时何地何因如何发生?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一群经历过科大文革的老人,在垂暮之年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也为了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探查和追踪,初步核实的名单(不完全统计,尚有少许遗漏无法补齐)共19名,包括8名在校学生和11名教工。

  下面是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我们并希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知情人提供更翔实的信息,使这份报告更真实全面:

  1,645学生糜星星,于1966文革开始后不久,其父亲(时任外国专家局局长)被批斗,他班上的同学也对他进行了批斗,使他受到极大压力,在班上批斗会以后第二天早上,在北京家中上吊自尽身亡。

  2,6366学生计明华,毛著学习积极分子,是中共党员,1966年8月以后,因不同意对刘少奇的批判,与人辩论刘少奇问题,几天几夜不睡觉,竟至引发神经疾病而送回上海家中。1967年三月接到学校的学生返校通知后,有同学相约某日一起去火车站买票,但该同学去他家时得知,计明华已于3月12日在上海家中自缢身亡。

  3,物理系固体电子教研室教员张敏修(女)在北大上学期间有右派言论被写进档案,家庭出身又不好,文革时被人把档案资料泄露给学生,1968年十月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一天上午,学生们开始对她进行“询问”,她感受到极大压力,当别人去吃中午饭时,她在北京玉泉路校园11栋(女生宿舍楼)楼顶喝敌敌畏自杀身亡。

  4,物理系物理教研室教员季为之,业务很好,但出身不好,曾去过波兰参加学术会议。文革中被怀疑为敌特分子被逼交代非法活动,受到极大压力。大约在1967年,他在玉泉路校园物理楼和教学楼结合部的一个房间把电线绑在身上,接上动力电,触电身亡。

  5,工教研室教员邓启金在1967年因出身地主被全家遣送回广东老家,在家乡跳河自尽。

  6,数学教研室教师周进聪是归国华侨,身体强健还会武功。1968年,北京高校武斗开始,科大两派为了准备武斗,周作为延安公社骨干,每天教一些人练武功,被对立派东方红公社的学生以特嫌为名绑架,于1968年8月4日在玉泉路科大教学大楼被殴打致死。

  7,校医院医生杨占圭,在周进聪被打死后被叫去看“病”。他发现周已经死亡后,被威胁要“保密”。回到家中,恰好当晚北京市统一查户口,他听到有人敲门,在恐慌中企图逃跑,用绳子从窗口爬出,绳子断裂后坠楼死亡。

  8,6222学生张俊仙因为其父亲有历史问题,被班上同学抄家,又被隔离并强迫劳动。1968年5月30日在中关村(科大分部)学生宿舍内自杀死亡。(也有同学称张俊仙被看管他的同学殴打致死。)

  9,有机化学教研室教员蔡家模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在玉泉路校园物理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10,6367班学生武俊章在1968年8月9日到8月20日工宣队进校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在宿舍里议论工宣队,被人揭发报告给工宣队,一天班上同学被叫到教学楼6层中间的教室开批判会,会后他从玉泉路校园教学楼顶楼跳楼自杀身亡。

  11,地球化学教研室教员朴宏道(朝鲜族)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因涉及叛国投修(指朝鲜)案被关押审查,受到极大压力,1968年11月6日下午6时左右在玉泉路校园物理楼从厕所窗口跳楼自杀身亡。

  12,6422学生阎宝根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安徽工宣队长李东林的威胁压力下在合肥科大校园跳楼自杀,当场并没有死亡,李东林拒绝抢救使他最终死亡。

  13,6422学生郭宝林被人揭发用毛主席语录牌做收音机盒子,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工宣队的压力使其精神失常,1970年8月2日在班上其他同学分配离校的当天,他被宣布为推迟分配,在其他同学聚餐时他逃离对他的监控,在淮南煤矿卧轨自杀。

  14,6435学生韩光增(女)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三系工宣队长张广泉的压力,在马鞍山钢铁公司炼焦厂跳楼自杀,当场死亡。死亡当天张广泉召开全系大会,对韩继续进行批判,说想要用死来对抗运动办不到,要继续批倒批臭,要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

  15,6566学生贾树国,1969年工宣队派他参加“教工学习班”整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时,因为自身隐瞒家庭成分(富农家庭虚报为中农),被学习班的场面惊吓,在北京出逃,虽然后来找了回来,却留下了“案底”。1970年到淮南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因留下的“案底”而被隔离审查,并以上厕所为名再次出逃,于1970年4月24日晚卧轨自杀。

  16,人武部干部李恒昌是一位转业军人,曾当过林彪的警卫员。被人揭露有不敬重林彪的言论(尚未到反对林彪的程度),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悬梁自尽。

  17,四系干事张乃安于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服毒自杀。

  18,5804毕业生、留校教员王世伟于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从教学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19,房产科干部孙立本,因历史上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被认为是参加过反动组织受到批判,1967年(或1968,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在玉泉路教一楼楼下暖水管道自缢。

  科大建于1958年,文革开始时建校才8年,是一所相对年轻的规模比较小的大学,教职员队伍比较年轻,没有太多的历史恩怨,而且文革中也没有大规模武斗。根据1968年的数据,在校教职工员1752人,在校学生3056人,总计为4808人,如果把这个数字当作文革期间在校的总人数,按照现已经确认的人数19人,非正常死亡比例已达到千分之四,特别是教工达到了千分之六点三,可谓触目惊心!这19人中,除了周进聪和那位校医,是因两派斗争分别被打死和吓死以外,其余17人均系自杀(自缢4人、跳楼6人、跳河1人,卧轨2人、服毒2人、触电1人,自杀1人),看看他(她)们的自杀方式,想想这些人都不过是些手无寸铁的书生和平民,就可感受到文革运动的酷烈。实际上,科大的两位主要领导——党委书记刘达和校长郭沫若,就各自有一两个儿子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1967年初,刘达的儿子刘晋,虽然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群众组织,却被造反派乱枪打死;不久后,1967年4月,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在部队自杀,一年后的1968年4月,郭沫若的另一个儿子郭世英在北京农业大学受到关押“审查”,从三楼的关押处跳窗自杀。提及他们两人的三个子女情况,似乎超出了题目范围,但无论作为时代背景还是作为科大人的记忆,写在这里都是必要的。

  自杀的原因当然都是出于对自身前途的绝望。至于为什么要自杀,归纳起来,17个人中,两人是因为文革中父母受到冲击而在家中自杀,5人是因为个人历史或其它问题受到周边压力而想不开,10人因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被工(军)宣队整得无法承受而走上绝路。总之,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主要是因为文革大环境和家庭受冲击。而跟北京其它高校不一样的地方,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因武斗而死,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工宣队整死。

  在本文结束以前,还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大老前辈需要特别提及。他就是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科大建校时的创始人之一、原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科大首任化学物理系主任、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唯一的烈士、也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巨匠郭永怀先生。郭先生的夫人李佩为科大外语教研室教师,他的遇难同李佩在科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隔离审查有关,详见本文集华新民:“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一文(见本刊zk1702d),郭永怀先生的牺牲,是科大永远之痛,也是共和国永远之痛。

□ 来源:《我们心中的科大》文集,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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