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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股市三大案(二)

(2016-08-01 06:35:00) 下一个

民国股市三大案(二)

 

 

二 、“军统”秘查“上海棉纱案”

1937年4月1日,由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复兴社特务处”合并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陈立夫任局长,徐恩曾、戴笠分任一处(负责党务)、二处(负责特务)处长(1938年3月29日,一处分离出来另行组建“中统局”,此后的“军统局”就是由戴笠的二处扩展的)。1937年5月上旬,蒋介石给“军统”二处处长戴笠下达了第一桩使命,让其赴沪秘密调查“上海棉纱案”,并授予不经请示即可逮捕“违法人犯”之权……
1921年4月11日,沪上棉纱业巨擘吴麟书、荣宗敬、徐庆云等实业家组建的“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下称“纱布交易所”)成立,同年7月7日正式营业。十六年后,该交易所成为两股势力上演“多空争霸赛”闹剧的主要舞台。每年春天纺织业股票期货市场都是淡季,炒惯了股票期货的业内行家都在做空头。他们春节后陆续卖出手头的现货现股,积蓄资金,待到交易更淡的夏季,再趁价位更低时补仓吃进,赚取其中的差价。1934年至1936年三年,每包棉纱在二百四十元价位上浮动,上下相差最多不过五至七元。可1937年的这个时段却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有个名叫徐懋昌的人在别人抛出的时候,大量吃进,一看竟是要做“多头”的架势。这个徐懋昌,就是发起组建纱布交易所的徐庆云的二儿子。徐家经营棉纱业始于徐庆云之父徐锦章,其曾在上海英租界开设纱号,人称“纱业老鬼”。徐锦章因病早逝,徐庆云接班,二十二岁就在上海创设了“福泰棉纱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以百万两白银盘进外商棉布,获利倍余,一跃成为上海纱业巨头。1922年,徐庆云任大英银行买办。1923年,接盘“大丰纱厂”,改名为“大丰庆记纱厂”,自任总经理,并历任纱业公所董事、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董事、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等职。徐庆云还兼营钱业,在上海独资或与人合资创办“恒隆”、“恒来”、“敦余泰记”、“寅泰”、“恒异”、“同庆”等钱庄,系当时上海滩十大巨富之一。
1931年,五十一岁的徐庆云病殁,名下的巨额遗产由两个儿子徐懋裳、徐懋昌继承。老大徐懋裳是青帮人士,子承父业做生意,对帮会活动比较积极;老二徐懋昌则是一介纨绔子弟,做事向来没有章法,弄到哪里算哪里,人称“无轨电车”。当时,业内行家见徐懋昌大肆买入现货现股,不禁哂笑,都说这小子仗着手上有老头子传下的巨额遗产,就不知深浅地跃入股海玩水来了。其中也有若干行家(包括经纪人),以前受过徐庆云的好处,觉得眼睁睁地看着徐二少爷把大量金钱白白抛掉于心不忍,就出言指点,厚道些的甚至专门请徐懋昌吃饭,在饭桌上与其长谈。可是,“无轨电车”却置若罔闻,只管横冲直撞往前乱开,有一股死不回头的愣劲儿。如此这般,大伙儿也就不再去多费口舌了。
徐懋昌如此折腾,自然引人瞩目,惊动了“北四行”。“北四行”是当时在全国金融界有一定知名度的四家华资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其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故被称为“北四行”。这四家银行中,中南银行是获准可以发行货币的。其余三家银行就与中南银行联手经营,组建了一个“四行储蓄会”,这于金融界的资金运作大有好处,“北四行”因此而敢进行一些其他银行不敢贸然出手的业务。这次,当“北四行”得知徐老二竟然斥资意图做多时,顿时对其发生了兴趣。这四家银行手头原本就囤了些股票,于是就决定抛出,待徐懋昌做多做不下去而不得不低价抛出时再吃进,预计这次交易量大,即便如此一出一进,“北四行”也能大赚一笔。
“北四行”一出手,一些股业大鳄和百姓散户随即“跟批头”,也把手里的股票抛出。而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也挤了进来,支持徐懋昌。“北四行”对此进行了调查,分析出这些家伙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徐懋昌的老爸徐庆云生前的朋友,另一部分则是徐家老大徐懋裳的外地青帮朋友。这样,市场上就形成了以“北四行”为首的空头集团和以徐懋昌为首的多头集团。“北四行”有的是金融专家、股坛法师,他们的底气来源于对市场的分析:据预估,多头一方在期货交易截止日期之际,将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订购期票所应付的金额,所以,只有低价抛售。届时做空一方再行购入,其差价就是他们所获取的利润了。本着这种打算,空头集团在卖出空头股额时,都是超额卖出,尽情地逗徐二少爷。到时肯定是“大限将至”的徐懋昌先沉不住气,不得已低价抛出手中做多时购入的股额,不然,纱布交易所就会对其强行平仓。也就是说,徐懋昌的“大限”在先,空头集团的限期在后,做空方肯定可以在徐懋昌破产前以低价位把超额卖出的股额补足轧平。
可接下来让“北四行”看不懂的情况出现了:原估计徐懋昌和他的那些外援资金肯定有限,做多做到一定程度就不得不罢手,进入观望状态。哪知,徐懋昌的资金竟然非常充沛,每天保持着有多少吃多少的态势,硬是把棉纱价格从淡季价位炒到了旺季价位,每包棉纱的价格从最初的二百四十元上涨到二百九十元。这下,空头集团迷惑了:消费市场对棉纱并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徐二少爷如此囤货的目的何在?“北四行”决定调查徐懋昌这次做多头的背景以及徐与做空方持续对抗的资金来源。这一查,不禁让“北四行”暗吃一惊:这徐二少爷背后是由两个法力无边的豪客——“无冕女王”宋蔼龄和“黑道皇帝”杜月笙支持着的!空头集团终于明白对手的策略了:多头集团的本意不在棉纱,其目的在于空头。因为空头集团本算定徐懋昌到时无钱付账,会先期破产,所以超额大卖空头股额。可对方的后台是宋蔼龄、杜月笙,既有宋蔼龄之夫孔祥熙执掌的财政部暗输财力,又有杜月笙的黑道势力在一旁虎视眈眈地助威,到时付现不是问题,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制造舆论;而“北四行”超额卖出的部分,到时却没有现货付给买主,就会构成交易违约,空头信誉一跌,市场风向必会抛售己方的(银行)股份,到时“北四行”的信誉大牌差不多就要倒塌了。
“北四行”弄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后,决策层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到这当儿,已经没有后路了,只有把心一横和宋、杜扛上了,决定不惜血本去外地收购棉纱,赶在双方交易日之前把货源备足。钱钞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信誉,只要信誉不倒,“北四行”就不会倒。
哪料到,宋蔼龄、杜月笙的联手运作,已经把这些问题考虑到了。多头集团预料到“北四行”会有这一手,早已安排时任国民政府江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握有三省税收大权的盛升颐(清廷邮传大臣盛宣怀之子)随时待命。收到宋蔼龄密遣专使的通知后,盛升颐就动用公权,派出大批稽查员控制了上海所有水陆码头、公路关卡,凡是有外地棉纱要运进上海,即予拦截,也不没收,只是用“超重”、“逃税”、“偷税”、“违章”等借口扣压货物。且放出风声,要扣押到棉纱证券所的交易截止期,“北四行”无货可交,将被认定违约受罚之后再予放行。
这样一来,上海证券交易市场顿时掀起一阵波浪,“北四行”股票连日大跌,害得持有“北四行”股票的散户叫苦连天,“割肉”还得排队。此情势令“北四行”决策层忧心忡忡,日夜开会商讨对策。对策还没研究出来时,纱布交易所传来消息:有股民自杀,其家属把棺材抬到交易所大楼来讨说法。此举得到其他破产股民的响应,事态正在扩大,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北四行”报了巡捕房,巡捕也来过了,说管不了,由双方自行解决。“北四行”知道,这必是杜月笙所为,很是无奈。不过,就是让杜月笙这么一逼,“北四行”还真想出了一个法子,立刻打电话向《字林西报》以及数家外国驻上海的通讯社告知这一消息。这种新闻爆料报社最欢迎,立即派记者前往现场采访。杜月笙派出的那班在交易所摆设灵堂的打手想起杜氏关照的“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对记者采访大表欢迎,积极予以配合。却不料,新闻一见报,反倒替“北四行”解了围——因为惊动了蒋介石。
蒋介石早年未发迹前曾炒过证券、股票,对这一行颇为熟悉,也知道证券交易如若发生事件风波可能会导致一国、多国甚至全球金融风波的道理,所以他对当时的证券交易比较留心。据传,蒋氏为获得准确可靠的情报,除了通过财政部、复兴社特务处了解交易行情外,还在上海安排人(一说是无官无职的奉化同乡)探听交易行情和民间传言,以供其作出综合判断。因此,此次棉纱交易出现的异常情况早已为其知晓,只是,蒋介石没有料到情况会发展到被外媒报道、将该事件称为“上海棉纱案”的程度。于是,蒋氏便派遣实业部长吴鼎昌和“军统局”二处处长戴笠分别赴沪对“上海棉纱案”进行秘密调查。
吴鼎昌、戴笠两人都是直接被蒋介石召见而接受调查使命的,但是,两人都不知道蒋氏除派自己一方外,还另派人赴沪调查棉纱案。
吴鼎昌跟“北四行”的后台、国民党政学系首领张群关系密切,被官场称为“政学系的应声虫”,暗中自然偏袒“北四行”。他一到上海就立即下令拘捕被认为对此次金融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国民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盛升颐。
吴启鼎、盛升颐一被捕,戴笠马上就知道了。戴笠看出了“上海棉纱案”背后其实是孔祥熙、宋蔼龄与政学系两股政治势力的暗斗。他根据调查情况得出结论,这次金融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做多的那位徐二少爷,当然,徐懋昌肯定是受了杜月笙的指使。根据眼下吴鼎昌已经逮捕吴启鼎、盛升颐的情况判断,实业部调查组是准备打击多头集团的。但不知吴氏此举是否获得过蒋介石的首肯,于是,戴笠连夜急电南京“军统”总部紧急了解相关情况。次日中午,戴笠接到回电称:委员长获知消息后,大怒,连说“吴启鼎、盛升颐可恶”,还给孔祥熙打电话予以指责。戴笠由此知道了蒋介石的尺寸,立刻行动,下令逮捕徐懋昌。这边抓人,那边戴笠已经去了杜公馆,当面向私交甚笃的杜月笙打招呼,表示“奉命行事,无法推诿”的苦衷,希望得到杜氏的谅解。人情练达的杜月笙自无二话,一笑了之。
至此,宋蔼龄、杜月笙一方已经被抓了三个主角,看似形势对多头集团极为不利。可是,宋蔼龄对此却并不在意,她那“无冕女王”的称号并不是靠作威作福而获得的,而是依仗于其精于谋算的心机和谋略。据宋蔼龄所言,早在发动这场大战时,她对“徐懋昌必能诱得‘北四行’上钩”、“介兄(她对蒋介石的称呼)必定恼怒而派人调查”、“调查者定会作出对己方不利的反应”等一系列情况有准确判断。所以,对己方的主角被捕后该怎样做,她早有了周详准备。宋蔼龄掌握了蒋介石的两个至死不变的特点:一是家族观念高于一切,二是吃软不吃硬,据此她想好了应对之法。不过,宋蔼龄并不急着行动,而是等了三天,等到蒋介石从南京去了庐山后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坦承“上海棉纱案”是她干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蒋介石没料到此事是宋蔼龄所为,接到电话,一时来不及作出反应,愣怔一下才说“这件事回头再说”,就挂断了电话。熟知蒋介石性格的宋蔼龄知道“介兄”已经开始改变“严打”的主意了,放下话筒后立刻给上海杜公馆去电,指示杜月笙做两件事:一是动员徐懋裳以徐懋裳、徐懋昌兄弟的名义“捐款”购买一架飞机献于国家;二是让杜立刻动身上庐山,不必向蒋承认此事(因已由她出面承担下来了),只向蒋要求开释徐懋昌。
杜月笙立即行动,包了招商局的一条轮船,连夜直驶江西。次日抵达后立马上庐山求见蒋介石,三言两语就说得蒋氏同意“从宽发落”。于是,当吴鼎昌、戴笠刚刚接到委员长侍从室传达的蒋介石指示,让开释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时,那边宋蔼龄已经通过孔祥熙指派财政部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边定远把吴启鼎、盛升颐接走了;然后,接到杜月笙电话的徐懋裳也前往南京,从“军统局”看守所接走了徐懋昌。不久,戴笠在上海跟杜月笙见面说到此事时笑言,他们“急了点儿”。“北四行”一方由于抓住了杜月笙一手导演的设灵堂闹剧中的败笔做成了文章,在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被捕后,通过中外新闻媒体和自己组织的马路宣传,大力揭露“棉纱案”的真相,终于止住了股民抛售“北四行”股票的风潮,稳住了阵脚。宋蔼龄、杜月笙方面,被抓的人已经开释,该赚的钱钞也赚到了。按说,至此“上海棉纱案”该降下帷幕了,但宋蔼龄、杜月笙认为并未达到“搞垮‘北四行’,挫伤‘政学系’(该系长期与孔祥熙不睦,一度处处作对)”的目的,所以还要继续进行下去。杜月笙从庐山返回上海时,宋蔼龄特地赴沪与其见面,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一周后,宋蔼龄突然从南京飞往九江上了庐山,出现在“介兄”面前。她带来了一份与杜月笙联手炮制的《调查报告》及由财政部和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称此次“上海棉纱案”中的空头集团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学系暗中支持,在棉纱交易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应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面对着极少登门(而且是从南京到庐山)的宋蔼龄,翻阅了那份《调查报告》,对那一大沓材料则看都没看,就频频点头道:“好!好!”然后,指令侍从秘书往南京打电话,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庐山来听训——有追究其“调查不力”责任的意思。
因为政学系在委员长侍从室安排有内线,宋蔼龄上庐山见“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学系知道,吴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吴鼎昌本人是当时北方的财阀之一,也是民营大报《大公报》的后台大老板,还担任实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一身兼跨财界、政界、报界三大领域。这种人物,在民国乱世属于凤毛麟角。吴鼎昌因此颇为自负,又有政学系在背后撑着,所以查出宋蔼龄乃是策划“上海棉纱案”的总后台,他也毫不畏惧。据说当初调查到宋蔼龄的情况后,吴鼎昌曾往南京蒋介石官邸打过电话,作了汇报,蒋让他“放开胆子只管查,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兜着”。哪知现在情势反转,蒋介石出尔反尔,不讲信义,竟要拿他问话。吴鼎昌顿感黔驴技穷,难以应付了。他想来想去,最后只好向政学系首领张群问计。
张群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蒋介石是同学,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1935年12月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跟蒋介石私交甚笃,且参与蒋介石的历次重大政治决策,因此对蒋的为人和各方人际关系莫不了然于胸。张群面对吴鼎昌哭丧着脸的求助,从容镇定,微笑着交代数语,吴鼎昌顿时眉开眼笑,称谢而去。
张群提供的解围之计是搬请一个救兵——叶琢堂。叶琢堂系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早年在上海当过“瑞和洋行”买办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后与法国人创办万国储蓄会。仅从其事业来说,这算不上辉煌,民国史上不可能留下关于他的多少记载。但叶琢堂跟蒋介石的渊源之深却是无人可比,因为蒋氏早年在上海混得几近走投无路时,是他向蒋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关系使蒋得以在证券交易所跑进跑出。蒋介石做证券投机生意失败后,经济拮据,经常入不敷出,每每都是叶琢堂出手慷慨相助。叶表现得恰到好处,丝毫不给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任何难堪。据知情人回忆,蒋介石对叶琢堂执师礼,平时有空到叶家问候时,叶如在接待客人或跟人家打牌,蒋就站在一旁给他们端茶递烟。后来,蒋介石要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叶琢堂赠其三百银洋作盘缠。蒋介石发迹后,对叶琢堂十分感恩,屡屡要委叶出任高级官职,叶琢堂却只接受了中国银行改组时的“官股董事”。过了几年,经蒋介石再三恳求,方才出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中央信托局局长。据叶琢堂的女婿李叔明回忆,无论蒋介石为什么事发怒,只要叶琢堂一开口,蒋必定会给面子。现在,张群让吴鼎昌去找叶琢堂向蒋介石讲情,应是最合适之举。
叶琢堂跟吴鼎昌原本相识,平时还偶有交往,此刻吴鼎昌前往求助,叶一口答应,当即带上女婿李叔明赶到庐山牯岭。这时,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听说这场风波已经闹到蒋介石跟前,生怕自己脱不了干系,也主动赶到庐山,准备听候蒋的发落。
蒋介石闻知叶琢堂上山,立刻设宴迎接。席间,叶琢堂对吴鼎昌所托之事轻描淡写说了几分钟,蒋介石连连点头,当场让人通知下去:吴鼎昌不必到庐山听训了;等候传见的穆藕初也可即行回沪。
宋蔼龄听说此事后,大失所望,但她知道叶琢堂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就不敢再纠缠了。
至此,“上海棉纱案”总算画上了句号。宋蔼龄、杜月笙跟政学系算是斗了个平手,只是苦了那些“跟批头”,赔光了家产甚至还送掉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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