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 和 社会进步

同理心也是促使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之一。

社会在公平和正义方面的进步，一方面靠被统治阶层的反抗，斗争和争取，另一方面也靠统治阶层的同理心，和基于同理心及趋利避害的本能而产生的政治智慧。

和被统治阶层一样，统治阶层也是人。在看到同类遭受痛苦和不幸时，也会本能地多多少少产生痛苦的感觉。另外，有政治智慧的统治者，在看到同类遭受苦难而产生痛感时，通过情景反推，会意识到自己或自己的后代也有可能会遭受社会不公而受难而痛苦。人类和所有动物一样，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为了避免这种不公和痛苦降临到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头上，有智慧的统治者会未雨绸缪，去思考，去建立起提升社会公平的机制，来防止社会不公带给自己，自己后代和他人的不幸和痛苦。这就是政治智慧。

所以，社会能否进步，进步的速度快慢，一方面取决于被统治阶层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技巧，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统治者的同理心，和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目前中国的社会公平和政治文明程度，我想，和两千多年前的秦朝相比，差别不大，进步很小。造成这个现实的原因很多。总的说来，第一是被统治阶层的反抗精神自暴秦以来，因为灭九族等暴政，已经被消灭和消磨得所剩无几。被统治阶层的反抗技巧和目标，因为大一统一言堂，大家没有了新思想的指引，也一直处在低级的水平。造反无非是为了自己去当统治者，去剥削压迫他人。

第二，是统治者普遍缺乏同理心，更缺乏发推诸己的政治智慧。

中共几位领袖的言行和命运就非常好地佐证了这个说法。
他们大权在握时，把宪法法律和公理规则踏在脚下，完全无视。横行霸道，损害起他人来，眼都不眨，还自鸣得意。
等他们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们就呼天喊地，高举着宪法和法律，大叫不公平。
就像当年的毛刘。批斗别人残害他人时，凶神恶煞。等到自己也被剥夺部分权利时，就高举着宪法，嚷嚷着说，自己也有宪法赋予的权利。

以下摘自网络：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8月5日，我们的刘少奇主席面对迫害他的革命小将们，手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可惜，思想狂热的红卫兵小将根本不把宪法当回事儿，于是一个国家的主席惨死于折磨之中”。

 “毛主席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经说：“我像一个打伞和尚（无法无天）”。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就在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拿出了带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两本书，说：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第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

毛主席讲这番话是有起因的。在这次会议召开前，邓小平觉得这是一次一般性质的会议，曾经向毛泽东建议说，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了话，刘少奇不知道毛泽东要作长篇讲话，毛泽东只讲了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

看看，毛刘这两个大魔头，得意时，“和尚打伞 - 无法无天”。但当自己认为遭受不公时，就举着宪法，要求权利了。难道他们在践踏法治，迫害千千万万无辜同胞时，他们就没有一丝丝的同理心？他们就没有这个基本常识，有一天他们自己也需要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利？他们没有。当然，他们更没有这个智慧，去设想和建立一种社会制度，来保证自己，自己的后代，和国人都免受社会的不公。估计他们连这个想法都没有。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再看看今天共党内部的权斗，残暴荒唐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平西王不厚，春风得意时，他就是法律法规，他就是阎王。等到权斗失败被抓时，却想起要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了。王立军治死同类文强时，可曾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文强？估计没有，即使文强清清楚楚跟他这样说了。平西王和文强的下场，是体制的问题，也是他们自己缺乏人类基本的同理心和政治智慧的结果。

所以，中国的社会公平和政治文明进步缓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阶层缺乏基本的同理心和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