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水爱山
古语道-仁者爱水，智者爱山。
最近看到网上那么多新闻，博文写那个二舅，开始时没注意，暑假里想要做的事情太多，要放松身心，要出门旅行，要修补房子，要照看园子里的花和菜地，要去大减价时去血拼几件衣服，还以为哪个名人的二舅怎么了，名人家的姨子舅子们真不需要俺们平民百姓关心。一年到头就这么几个星期带薪假期，关心自己一点儿最划得来。
然后某天群友也开始发二舅的条闻，才略微领教到这个正能量宣传工具制作出来的二舅。其实有些情况下，某些底层吃瓜民众真的需要一点儿这样不疼不痒的段子，可能才会支撑一天天艰难的生活，而对于稍微条件好一点儿的中层人士们，这也就是饭后闲聊的一个话题，第二天就已经没有时间再提及了。但对于现在中国被清零政策折腾得一塌糊涂的老百姓来说，网媒的每一条消息可能都有人仔细琢磨，非鼓捣出一点儿眉目不得罢休，十几亿张嘴吐出的吐沫能淹死人。
一看到二舅这个词，就一下子揪起了对我的几个舅舅的回忆，那才叫一个世纪的普通人家的经历，再不写出来，恐怕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人生故事是真实的。
我姥爷可能出生在上个世纪初，他是货郎，不知道他和姥姥在吉林市到底有多大的铺子，姥姥从来不说，至于姥爷，我从来没有印象见到过他，我姥姥在七十年代总来我家住。反正母亲说姥姥有几个貂皮大衣，在五十年代三反五反，六十年代初大饥饿，后来文革期间都被没收或者自己处理了。姥姥一家也被遣发到祖籍吉林九台县的乡下，姥爷是啥时候过世的，没有人告诉我，后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都随着姥姥去世被埋葬在过去。
大舅出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年轻时读的是建筑工程中专，曾经在辽宁省煤炭公司作技术员，搞勘探工程设计工作。他少言寡语，大舅妈却是一个叨叨不休的家庭妇女，没有职业，据说他们俩是媒人撮合到一起的，像大舅那样的老实憨厚的汉子，无论婚前婚后，绝对不会主动瞄女人一眼。他们的婚姻就是打打闹闹一辈子，生了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大舅妈骂了大舅一辈子，大舅一个人养活了一家子，任劳任怨一辈子。
大约在文革初期，发生了一件事，把大舅一家的命运颠倒一百八十度。那时候机关工作单位都用电话簿查询记录电话号码，大舅工作的设计单位收发室有一部过期的老电话簿，可能大舅翻看后觉得应该扔掉，就随手在上面写了两个字“作废”。然后也没有扔在垃圾桶里，就摆在办公桌上再也没有碰它，然后就开始了大舅的悲剧一生。原来这个电话簿上不仅仅有电话号码，上面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名句。谁敢作废伟大领袖，谁还不得被打倒？至于是哪句话，现在看来都无所谓，当时伟大领袖的话可是一句等于一万句。
后来发生的事不明了之，大舅一家五口人被遣发到锦西县乡下，一家人的城市户口被迫成为农村户口，大舅由公职技术员被迫离职打为反革命分子，这一呆就是二十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上访成功，重新平反，但是大舅却已接近退休年龄。原来的单位既没有安排他的工作，也没有分给他们一间房子。大舅的女儿和大儿子下乡插队后陆续回城有了自己的家，小儿子回城在我母亲帮助下找到一份“大集体”的工作，（大集体这种定义，现在的年轻人不懂，组建大集体的单位一般都是国家机关企业下给家属办的临时单位，不享受正式工作单位的待遇，也不是正式职员，但是工资照发，房子分不到手）大舅和舅妈老两口就在我父母分到的一个小矮平房里将就了几年，直到大舅平反后找到一家建筑公司，重新工作，在公司里撑起建筑工程一摊，做了技术主干，终于赚了钱，他们老两口自己买了一间小公寓房，才恢复了他们本来应该拥有的生活。
大舅和我母亲最亲，下面还有二舅，小姨和小舅。大舅帮人搞工程预算赚了很多钱，母亲说大舅一共买了十七，八件皮夹克衫，送人做礼物后还剩了六七件就放在我家床底下箱子里让我母亲替他保存。大舅妈一生病病歪歪，回城后说话喘气约来越费劲，喝很多青霉素针剂，也照样靠天天骂大舅活着。
我对大舅的印象很深，他个头高，弓着腰，说话很慢，声音很低，总像是在被批斗着。七十年代辽宁锦西可能大米有的吃，白面粉却不多，大舅每隔几个月就要来我家住上几天，因为这也是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城市，记得他总是穿一身蓝布衣服，很多时候打着补丁，脚上一双军帆布胶鞋，脱下鞋臭哄哄的脚气味儿。夏天是矮腰鞋，冬天是高腰鞋，从来没有看到他穿皮鞋。临走时母亲给他带上一个差不多十斤的面口袋，那口袋白面是我们一家五口人嘴里省下来的白面。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玉米面的窝头，我们家本来可以吃馒头，可是白面给了大舅，我们只能吃窝窝头。所以在我懂事后，就盼着大舅别来我家。可我母亲宁愿自己忍受胃病的折磨，宁愿自己的孩子少吃一些，也千方百计把细粮接济给亲兄弟们。
二舅不经常来我家，他偶尔出差给朝阳地区银行办事来一趟，很快就离开回朝阳的家。二舅和二舅妈膜样都漂亮，他们俩都在朝阳地区银行上班，都有体面的工作和职称，还有两个帅气的儿子，一家四口人和和睦睦，但是姥姥不喜欢住二舅家，因为二舅妈是个爱洁净的人，后来我一个暑假去二舅家几天，就明白了有洁癖的人是什么样。每天早晨二舅妈要把床单扒下来拿到窗子外面抖掉灰尘，每天要用湿抹布擦家具的表面，窗台，擦地。七十年代时进屋换拖鞋的人家不多，我二舅妈住在县级的小地方，要求进屋脱鞋换上拖鞋，这样的人家那时候真不多。但是二舅妈对我很好，给我做可口饭菜，给我洗衣服，发现我牙齿不好就带我去看牙医，而我母亲很少有那么多的精力关心我的牙齿，除非我牙疼需要补洞，才去看牙医。
二舅和二舅妈积极上进，都是在单位不肯落后的人物，他们俩不是那种会巴结溜须上级领导的那种人，从二舅和我母亲的对话中可以听得出来，二舅的专业能力特别强，但就是因为人太守规矩，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劲入了党，一直不被提拔重用，原因很简单，有大舅这个反革命哥哥，就等于在脸上贴了一个反动亲戚的标签。到了八十年代末，已经五十多岁了，大舅被洗清名声返回城里后，二舅才被公认提拔为地区银行的副行长，二舅妈也入党当上了科长。可是二舅还是二舅，一不占用公家，二不利用公权，只有唯一的一次二舅是坐轿车出差随便到我家看望我母亲，那一次我母亲在大院里也算是露了一回脸。
我的小舅舅比我哥大二，三岁，比我大舅的女儿还小三，四岁，母亲说小舅是姥姥姥爷被赶到乡下后的产物。那时候姥姥已经四十多岁，小舅的智商不是很高，但是没有得唐氏病已经很幸运。二舅曾经对我母亲说过，小舅是捡来的命，有了他，只会拖累全家，姥姥太糊涂。
我七八岁左右起，小舅和姥姥几乎每年都要来我家。小舅总是穿戴很破，经常打着补丁，面部神情经常很窘。姥姥是个瘦小老太太，眼睛有白内障，农民户口，没有公费医疗，当然治不起病，六十年代饥荒三年没有饿死就算优哉优哉。小舅每次都要逛我家旁边的故宫和附近的中街，现在才悟过来，小舅那时候来我家又能探亲，又能旅游。所以我家的亲戚们一年到头总是来我家窜门子。
姥姥则基本不出门，所以我和姥姥有一些时间接触。七十年代初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全国被伟大领袖忽悠都得备战。姥姥就讲起了她小时候打仗时期，老毛子（东北人称俄罗斯人为老毛子）士兵特别恶劣，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挨家挨户强奸女人，吓得姥姥她们都藏起来。姥姥说的这些深深的刻在小小年纪的我记忆中，以至于后来姥姥离开，我学龄前时一个人脖子挂着钥匙不敢回家，饿了也不敢进家门。
姥姥在我家一般住上两三个星期，小舅自己先回去做农活看家。姥姥不是小脚，真不懂为什么她那个时候怎么逃过裹脚一关的。为了帮助我母亲，姥姥尽量做一点家务，她给我们的棉袄和棉被絮棉花，用布头和糨糊做鞋垫，做缝五分的抹布去换钱，尽管一块双层布头手针缝制抹布只能换五分钱，她觉得每次来城里都能够自己做手工活赚一点钱很欣慰。一次姥姥要去看她二儿子一家，我父亲叮嘱她说我二舅妈可不是好处的人，二舅妈干净，性格独特，不好就赶紧回来，不如所料，刚刚一个星期，姥姥就红着眼睛进家门了，我母亲一阵劝说才让姥姥平静了。我搞不明白，我最亲爱的姥姥是个小心翼翼的人，她从来不会做别人不喜欢的事，说不中听的话，二舅妈怎么这样对待姥姥呢？兴许姥姥的存在就已经打乱了二舅一家的正常日子了？
有一件事记忆尤深，大舅在乡下被下放时期，有时候去看望姥姥和老舅，同时也利用他的建筑工程专长给姥姥造了一个木屋，据说在九台买的木头材料，大舅和小舅两个人钉出了一个有一间厨房一间生活区的小木房子，大舅从来没有解释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大，但是也不难猜测，我猜顶多也就是二十几平方米的迷你房子，一铺炕，一个炕柜，一个小铁炉取暖，一个饭桌，两个板凳，一个炉台，一个碗架，就是这么简单实用。但是大舅回来后说姥姥和小舅两个人终于不用再挨冻了，房子里烧那个铁炉子满屋子很快暖起来。姥姥和小舅这样欣慰地过了最多两年。
后来有一天，母亲接到小舅的一封信，说姥姥不行了，她老人家躺在炕上已经不能自理，母亲泪流不止，过了不久姥姥就去世了，丢下小舅孤零零一个人在他们的祖籍乡下，吉林九台。也就个把月后，小舅哭着走进我家门，和我母亲诉说房子被乡长的亲戚霸占，小舅被赶到一间泥草房子里，只得到50块钱。母亲父亲气愤填膺，这明目张胆是欺负老实巴交，孤身一人的小舅，因为他们村里的人都知道小舅的哥哥姐姐们都有国家正式工作，而且都在城市里，这些乡下人羡慕嫉妒仇恨，都发泄在可怜的小舅身上。
小舅当时也才有二十出头，只上过初中，写信还经常用错字。记得母亲每收到小舅的信都要猜一些句子的意思。后来有一天，小舅又来了，不是一个人，他带来了一个胖胖的红脸颊的村姑，母亲说她就是我小舅妈了。她穿着一条很宽松的蓝布裤子，上衣好像是发黄的白衬衫，脚上一双带泥土痕迹的草绿色解放鞋，她有一双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嘴，梳着两条辫子，看样子和小舅年龄差不多。小舅妈是个漂亮的姑娘。
到了晚上父亲母亲让我们都睡在外屋的双层床，小舅和小舅妈在大屋子里大床睡觉，父亲在外屋地上搭地铺睡觉。其实我家里面的屋才是大屋，不到二十平方米，外屋才只有八平方米左右，除了一个双层床，还有一个衣柜，所以父亲母亲说话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然后就知道了小舅其实是捡漏捡了个媳妇。那个晚上我人生第一次听见新婚夫妇同床，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小舅和他的新娘到底在做什么，我太小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听见里屋大半夜的哼哼唧唧的，以为小舅妈在哭，母亲就告诉我快睡觉，小孩子别瞎猜。
第二天，母亲带着小舅和舅妈去上街，回来后小舅妈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我记得她穿了一件粉花的确良衬衫，裤子也是新的浅灰的确良裤子，新的系带黑布鞋，头发也剪短烫了大波浪，她看起来更漂亮了，但是还是一样腼腆很少说话。母亲问她一句，她只回答一句。后来的两天里，小舅和新媳妇都穿着新衣服去逛故宫，万泉公园，中街，但是从来只是回来吃饭，小舅很穷。
小舅带着新娘又回到他的窝，吉林九台的乡下。过了两个月，母亲说收到一封小舅的来信，小舅妈生下了一个死婴，我才明白为什么小舅妈为什么那样胖，为什么父亲母亲躲着我们讲话。逐渐长大后父母就讲给了我们几个孩子关于小舅的新娘，小舅妈是他们那个乡里的人（究竟是乡里哪个人，只有小舅和舅妈知道）硬塞给小舅的，就是说小舅妈肚子里的那个孩子根本不是小舅的孩子，小舅妈肚子大了被人家抛弃后，村里人欺负小舅就把这个大肚子强加给老实巴交的小舅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想不到一年后小舅妈和小舅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再过两年又生了一个像小舅妈一样漂亮的女孩，一儿一女，小舅妈非常会主家，一家人亲亲热热，后来随着农民打工大潮来到我们的城市打工，儿子很懂事，工作很努力，被一个经济条件好的蒙古族大学生爱上，一起去了呼和浩特工作，女儿婷婷玉立也上了大学。小舅和舅妈终于熬出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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