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的十几年，每逢圣诞节和新年，我们全家会离开温哥华，飞到温暖的地方庆祝。今年是个例外，我们哪儿都不想去，打算呆在家里睡懒觉。竟然碰上了加拿大百年难遇的极寒，温哥华的气温罕见地降到了零下七度，其它地区出现了极寒，最低气温约零下30度或40度。据说在那些地区，只要出门二十分钟，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马上会冻伤。
我躲在温暖的家中，一心盘算着去附近的电影院看《芳华》，全家人却于一夜之间同时病倒。老公与大儿发烧兼不断咳嗽，我没有烧，却全身发软一个劲地干咳。头脑昏昏沉沉食不甘味几日后，我的感冒略好，终于在元旦前夕的那顿简餐中吃到了一块鸡肉，感觉味蕾恢复了，吃出了肉香。我竟然为这一口久违的肉香激动落泪，老公趁机揶揄：“淡定淡定，还是天主教徒呢，要做到宠辱不惊。”
哎，这个节过得无滋无味，《芳华》泡汤了，全身乏力无所事事的我只能在电脑上搜寻优秀的国产电影旧片打发时间。2002年上映的中法合拍片《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吸引了我，影片的男女主角是 陈坤、刘烨和周迅，三人皆是当今中国影坛响当当的演技派，估计近期内也不会有再次合作的机会了。我只能从这部十几年前的片子里欣赏他们是如何大斗演技的。
且说1971年，两个省城来的知青罗明（陈坤饰）与马剑铃（刘烨饰）到偏僻的凤凰山下乡，遇到了美丽无知的村姑小裁缝（周迅饰）。两人同时喜欢上了小裁缝，为了把她改造成不再有乡下口音的妹子，不时为她读外国经典小说。他们读巴尔扎克、《基督山伯爵》和《包法利夫人》……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知识就是力量，你永远无法想象一本书，一个作家，一种思想对一个人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小裁缝为罗明堕胎后，不是留在他身边，而是毅然决然离开乡村，去外面的世界闯闯。她在山路上对前来拦截的罗明说，是巴尔扎克把她给拐走的。巴尔扎克让她明白了，女儿的美是无价之宝…… 三十年后，罗明成了著名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马剑铃是国外知名的小提琴手，他们重逢，谈起小裁缝和旧事，百感交集。罗明告诉好友，他82年曾经去找过小裁缝，听说小裁缝在深圳，他追到深圳时，她又去了香港，不知所终……
虽然导演和演员全是中国人，这部片子最终却是以法国影片在欧洲上映和参展的。法国人当然愿意看到他们的大作家巴尔扎克、雨果和福楼拜等一干人对中国一代知青的正面影响，就像谢晋的《芙蓉镇》在欧洲上映时，对中国的文革几乎一无所知的法国人看不懂大多数情节，可秦舒田一边扫大街一边教胡玉音跳华尔兹的片段一出现，却让法国观众激动不已，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情节也是不落俗套的，甚至可以说，有点拔高了来写乡下妹子小裁缝。现实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形是：两个知青要返城了，抛弃了她这个“小芳”。性格柔弱一点的小芳，偷偷流了大半辈子悔恨的眼泪，叹自己命不好；要强一点的，和负心汉闹个你死我活。我上大学时，有一位教国际经济的老师，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娶了村长的女儿“小芳”。男方考上大学后想离婚，小芳闹到学校里。为了毕业后能顺利留校，男方只好忍气吞声，将小芳接到城里好生伺候着。后来我的老师离开教育体制，下海成功，终于扬眉吐气，与糟糠之妻离了婚，再婚找了个年轻漂亮的知识女性。
周迅扮演的小裁缝漂亮精致干净，简直不像七十年代的乡下妹子。小裁缝红色的上衣剪裁合体，衬着娇小的身材，紫色宽脚裤也很飘逸，完全是现代人的剪裁样式。剪掉了长辫子后的她清爽利落，对前来阻拦的罗明说：“我从前时常担心害怕你会离开我，但想不到今日，竟是我选择离开了你。” 中国的女人一旦下了决心，比男人还有毅力和勇气去实现梦想。
她思想上的悟性和行动力是惊世骇俗的，在当时并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我这个出生于文革中期的七零后，儿时曾在闽中山区的小乡村里断断续续呆过一小段时间，与下乡到那里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在我的印象中，农村妇女常常是灰头土脸的，每天和男人一样到田里出工，上山砍柴挖野菜，回家后还要生火烧饭，不可能像影片中的小裁缝那样穿戴整洁，一脸的白净。
可我不能否认，邻居家的十七岁的姐姐身上有一种自然健康的美。我家的大舅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表白过，被拒了。本来姐姐几乎天天来我们家找外婆聊天的，为了避免撞见大舅引起尴尬，来的次数少了。爱情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我当时太小了，竟然觉察不到自己最亲爱的大舅内心的痛苦与绝望。
知青们一个个以各种理由回城了，只有两个舅舅和邻居家的姐姐回不得，他们是和黑五类父母一起下乡的，回城这等好事轮不到他们。小舅舅越来越绝望，变得狂躁好斗，一言不合就抡起锄头，和贫农在地头大打出手，还砸烂了对方家的家具。捅了大篓子后，外公只好赔钱赔着笑脸去修补邻里关系。
姐姐十九岁时，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本村的一个青年农民。她出嫁后不久，所有的黑五类都获平反，可以回城了，已经嫁人的姐姐决定留在农村。我的外婆抱着她一直哭：“你要是给我家做儿媳多好，我们一起回福州，永远离开这鬼地方。”
两个舅舅回城后当了工人。家里的经济条件太差，一直没有给大舅张罗亲事。几年后，外公用平反时政府给他的一点补偿，和二叔公的钱凑在一起，在福州买了一套三房一厅的商品房，两个尚未成家的舅舅搬到了新居。外婆托长乐乡下的娘家人给大舅介绍对象，大舅虽然工资微薄，好歹有福州户口，现在又有了房，还是有乡下妹子喜欢嫁到城里的。好容易说到一个合适的，还没见上面，大舅因工伤住院，做全身体检时，查出了肝癌，已到了晚期。大舅在山区务农时经常胃疼，却一直忍着，有时痛得难受，他就向行医的外公讨块狗皮膏药贴在肚子上。外公医术精湛，一辈子救人无数，却偏偏忽视了长子的病痛，可见因家庭变故而早熟懂事的大舅的“忍功”有多么高深，不仅隐瞒了情伤，还瞒住了大病。
诊断出肝癌后一个多月，大舅英年早逝，全家伤心不已。妈妈无数次告诫我们，不许与自家兄弟争产。一场大难之后，他们家无钱无势，我的大姨很早就没了，如今大舅也走了。她在这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兄弟了，祖上若还剩下一点点东西，全归兄弟继承，她不会去争，也不允许自己的老公和两个女儿与亲舅舅争产。
小舅舅资质聪颖，虽然被文革耽误了，连初中都未毕业，但在名医外公的倾囊相授下，进步很快。他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中医师的牌照，终于不需要在建筑公司当木工了。外公去世后不久，外婆叫上一大帮乡下亲戚做见证，把妈妈和小舅舅叫去，坚持要在百年后将她居住的那套房子留给妈妈。外婆说，这是外公临终前嘱咐的，他的两套房子要平分给儿女。
外公和外婆不愧是解放前长乐潭头镇的巨富，有着精明的生意头脑和投资眼光。解放初的土改运动中，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带着全家逃到福州。外婆用仅有的一点私房钱，在福州的三坊七巷买了靠街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破耳房安身。他们本可以租房住的，但始终觉得自己有房牢靠些。平反后，外公又把政府给他的全部补偿买了另一套房子。他过世时，房地产开始在中国大热，他的两套房产位于福州最好的黄金地段，价格暴涨，留给儿女一笔不小的财富。
可妈妈对外婆说，祖上的资产与她无任何关系，她与弟弟之间的亲情才是无价之宝，外婆的遗嘱里不必写她的名字。
我们全家人的人生轨迹，完全是随着时代的洪流，顺势而为罢了。二十多年前，我们姐妹出国留学移民，又将父母接到加拿大定居。妈妈来温哥华的头一个月兴奋不已，到处闲逛，回来对我说：“这里的房子好便宜啊，有钱了多买几套收租，投资商铺和住宅是让财富迅速增值的最好手段。”她牢牢记得祖上发家致富的经验，趁机传授给我们。如今，我们姐妹一个做房贷经理，一个做建商，全是和地产有关的行业。温哥华的房价十几年间翻了好几倍。
我的小舅一家去了台湾定居，小舅在医院做护工。舅舅舅妈喜欢台湾的人文环境和全民医保制度，打算在台湾安度晚年，只是偶尔回福州小住。
2016年底，我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闽中山区。当年邻居家的姐姐已经六十岁了，她和老公在村头盖了一栋三层高的房子，和和睦睦地安度晚年。姐姐煮了一桌山野小菜招待我们，饭后带着我去参观当年住过的院子。邻居们走出来探头探脑，姐姐赶紧用沙县方言告诉他们：“这是伊伯伊姆的外孙女，五岁时来过这里住了一段。”
小村庄非常安静，所有的年轻人都出去搞“沙县小吃”，村里只余老人和孩子，四十年前处处可见的稻田和菜畦几乎全荒了。文革期间根本没有沙县小吃的说法，小村庄坐落在层层叠叠的山峦间，地势高，冬天还会下雪，并不适合种水稻。在极左路线下，必须到处垦荒种稻种菜，小村庄的水稻年产量不高，长期以来要向外借粮，村民的日子非常艰苦。
改革开放后，沙县政府成功打造了“沙县小吃”品牌和文化，改变了农村青年的命运。村子里与我同龄的玩伴们赶在了第一波，全扔下锄头不当农民了，跳出了山沟沟，到外地搞沙县小吃，赚到了第一桶金。他们在县城里买了房子，将农村的父母接去同住。
姐姐的三个儿女原本中专毕业后在厦门的外资企业打工的，也跟风做起了沙县小吃，姐姐姐夫偶尔还去广州帮着他们带孩子。几年辛苦的打拼后，儿女们全在沙县买了房。姐姐喜欢待在乡下，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有机蔬菜，空气清新，还有水泥马路通到乡里，交通方便 – 如今城里的富豪都向往这种惬意的田园生活。
我们一家曾经呆过的小村庄，如今是板鸭加工基地。沙县小吃里最负盛名的板鸭，以该村出品的风味最佳，名冠福建省。我去的时候，发现荒芜的田里搭起了一排排木架，村民们在日头底下晒板鸭。这是我童年时未曾见到的情景，我那时连板鸭是何物都不知道呢。
和姐姐姐夫聊着往事，那些特殊年代的特殊故事，只要一提起，还是令人牵肠挂肚唏嘘不已。我已过了不惑之年，经历过感情的伤痛与职场的起起伏伏，不似五岁时那般模样，总是以一种仰望的姿态，朦朦胧胧地去看待周边的环境和人事。虽然姐姐没有明说，我从她的言谈间嗅到了什么。回到加拿大后整理返乡札记时，这种预感愈来愈强烈，我终于没忍住，打长途电话给她，直截了当地问：“我大舅喜欢过你吗？追求过你吗？”
姐姐很坦然，说出了大舅当年的一段不为家人所知的暗恋。大舅过世后的头七里，姐姐恰巧去福州探望父母，顺道拐到我外婆家，得知大舅的死讯，赶忙安慰了悲痛欲绝的外婆。
“我们都是福州人，同声同气，又差不多前后脚来下乡。他比我大十岁，一直如大哥哥般照顾我，去山里田里劳动，摸到好吃的，会顺便留一份给我。他脾气很好，整日笑咪咪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脸上看不到任何一点忧伤和埋怨……,可惜啊，他大我太多，我对他没有爱慕之意。况且你的小舅脾气那么差，动不动就找人干架，我怕嫂子难当，更不会考虑嫁他......”, 我在姐姐的娓娓叙述中，泪流满面。
大舅的“芳华”于三十五岁那年嘎然而止，尽管以悲剧收场，但他的故事在我的眼里依然美好，美好得让路过他和姐姐的人生的旁观者都泪凝于睫。
在《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中，小裁缝的出走是非典型的，我没有看成的《芳华》的结尾略显灰暗，似乎好人没有好报。成功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反映了现实常态，又是现实的升华版 – 要么给一个光明的尾巴，要么来个现实批判，唤醒在痛苦中渐至麻木的心灵。海外媒体报导，《芳华》触动了当局的某根神经，有关部门作出承诺，会逐渐提高老兵的社会待遇，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这个承诺是积极的。我来到加拿大后，发现西方社会对老兵的尊重是整个民族至上而下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行为。每年的老兵节，儿子学校都有盛大的仪式和演出，我尽可能出席，表示对在台上演出的儿子的巨大支持。如此人性化的教育才是打动人心的爱国教育吧。如果《芳华》能让全民反思，政府采取行动将老兵安置得更好，就是巨大的成功了。
在平庸的生活里，大多数家庭的“芳华”与“巴尔扎克”和我家的是相似的，不那么惊世骇俗，更不是逆势而为。我们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一步步往前走，挣扎过，痛苦过，不甘心过，然后顺手抓住了一个个机会，努力过，拼搏过，最终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天主教徒不需要做到宠辱不惊， 就像共产党员也不需要是铁打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