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的不是锁炼换个手(萧乾，1910～1999 )

他们要的不是锁炼换个手(萧乾，1910～1999 )

“建设新的台湾是高调，先保持好根基方是正经。”       萧乾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大公报记者萧乾来台，之后在报上发表了〈冷眼看台湾〉，他如是说：“作为今日中国一个国民的厄运，莫惨于这个赤裸裸的事实：除了足迹未涉过的非洲莽丛，出了中国门坎，举目莫非乌托邦。” 台北的街道、学校、嘉南大圳，都给他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感觉。

他提醒国民党当权者说：「大陆中国在现代化上离台湾至少落后了半世纪。」「政治自由之外，台湾需要社会自由。」“传统的中央集权观念在大陆中国已造成了若干致命的病象，在文化政治经济上脱节了五十一年之久的台湾、尤难行得通。台湾究将成为中国的爱尔兰呢，还是内向为中国的一肢，那就端看大陆的政治风度了。” “不能忘记他们要的不是锁链转了手，而且是更拙更紧的手。 在台岛兜完了圈子，重新望到台北火车站上那些党部标语，特别是“建设新台湾”，我感到一种不安，一种讽刺。”「建设新的台湾，是高调； 先保持好根基方是正经。」

1947年4月，宋子文辞行政院长，钱昌照也连带辞职。正值二二八之后，陈仪和白崇禧都回到大陆，和钱昌照见面，想建议他去台湾，钱昌照以为不妥。1948年2月1日，钱昌照筹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简称“社经会”）在北平成立，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社经会的惟一活动是出版《新路》周刊。据《钱昌照回忆录》：“有一次我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住了两天，一天在吴景超家，一天在刘大中家。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想办一个杂志，批评时政，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批评。杂志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提的。”《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总负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文艺编辑是萧乾。

《新路》于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开始出版，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也对共产党抱怀疑态度，受到左右两方的攻击。蒋介石得知是钱昌照办的，对陈布雷说：‘钱昌照是叛徒！’ 。不久就停刊了。在出刊之前，萧乾接受了中共秘密党员杨刚的劝说，离开《新路》。 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刘大中去了台湾，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后来全都成了右派。

1949年钱昌照到北京参加新政协时，周恩来向他说：“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早三年办这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合时宜。”　

1948年2月，正值共产党一路凯歌之际，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批判“红黄蓝白黑”等五色“反动文艺”。沈从文被指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是“蓝色”。郭沫若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 郭沫若的点名批判和《新路》的经历，为萧乾带来之后三十年的右派人生苦难。(作者：陈健邦)